《三國演義》是一部世代累積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眾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結合的創作成果。《三國演義》作為通俗文學異軍突起的里程碑式作品，既往學界對于《三國演義》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描述，著眼于它的本事來源及其影響等，而從傳播學角度對其研究則用力不多。如果將《三國演義》的研究引入文化傳播視野之中，不僅將擴大三國研究的領域及其學術視野，形成對《三國演義》進行新的解讀的可能性，而且勢必在經典文學與文化傳播尤其是文學傳播領域引出諸多有價值的課題。下面是論者在傳播學視野下對《三國演義》進行文化把握和理論闡釋的一次積極嘗試，拋磚引玉，旨在引起讀者的進一步研究。

一、《三國演義》的傳播要素

中國古代小說特別是通俗小說，大都有一個由素材積累、逐漸加工和最后形成較高質量小說文本的過程。如《三國演義》就是由說話人的底本演化而來，再經由一些文人加以潤飾、考證、整理而成的。[1]作為一部優秀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被后人爭相傳抄、傳閱、出版、評點、評論、傳世，有其獨特的傳播要素。

傳播學四大先驅之一的拉斯韋爾于1948年發表的《社會傳播的結構和功能》一文因為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而被視為傳播學的獨立宣言。拉斯韋爾認為，一個傳播過程包含五大要素：誰(Who)、說什么(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說(To Whom)、產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所以叫五W，是因為五大要素的英文表述中都各有一個以W開頭的詞。這個模式十分簡明，勾勒出任何一個傳播過程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由五個部分組成：傳播主體（即傳播者）、傳播內容（即訊息）、傳播渠道（即媒介）、傳播對象（即接收者）和傳播效果（即效果）。[2]一言以概之，即誰在傳播，他傳播什么，他怎樣傳播，他對誰傳播，傳播的效果如何。在分析了傳播的五個要素之后，拉斯韋爾又提出五種與之相對應的傳播研究：對應著誰即傳播主體的研究稱為“控制分析”，對應著說什么即傳播內容的研究稱為“內容分析”，對應著通過什么渠道即傳播媒介的研究稱為“媒介分析”，對應著對誰說即傳播對象的研究稱為“受眾分析”，對應著產生什么效果即傳播效果的研究稱為“效果分析”。

傳播者，指傳播內容的發送者，是信息傳播鏈條的第一個環節，也是傳播活動的第一要素和最活躍的要素。傳播者主要解決“傳播什幺”和“如何傳播”的問題。因此，傳播者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傳播過程的存在與發展，而且決定著信息內容的質量、數量和流向。傳播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在《三國演義》源遠流長的傳播長廊中，主要的傳播者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隊伍，既有不知名的群眾作者，如宋代專說“三分”的藝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晉的陳壽、劉宋時的裴松之；更有眾多文人有意無意間參與了“三國故事”的傳播，如宋劉義慶、唐代的李商隱、宋蘇軾等。《三國演義》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傳教士、外籍華人、留學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過他們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時期赴泰商人在漫長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國演義》作為消遣的話題，引起泰人極大興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馬一世因而指示當時負責貿易與對外關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國演義》譯成了泰文從而豐富了秦國的文化。至于三國演義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元末明初的羅貫中，明代的高儒在《百川書志》中提到羅貫中在寫作三國演義時：“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陳敘百年，概括萬事。”由此可知，羅貫中根據長期以來累積的三國故事，并依據晉朝陳壽的正史《三國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加上自己的所學以及對生活的體驗，將有關三國的故事加以整理熔鑄，編成了這部歷史小說巨著──《三國演義》。至于現今通行的三國演義，大部分是依據毛宗崗本為底本，毛宗崗依據明代版本加以修訂成通行本，現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國演義》，就是毛宗崗修訂的版本。由于毛本流傳已久，文字亦有許多優點，較便于一般大眾閱讀。因此成為目前最為通行的版本，盡管毛本亦有一些缺失，但是仍不減其影響力。

傳播內容的通俗化、傳達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基礎。作為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小說，《三國演義》的偉大成就在于具體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國古代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曾經在不同程度上揭露過這種斗爭的尖銳性和殘酷性，但是，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國演義》這樣鮮明、這樣深刻、而又這樣廣泛地揭露出這種斗爭的復雜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里，這樣的書也是很少見到的。它通過對三國時期社會動蕩分裂狀況的描寫，特別是通過對曹操、董卓等暴虐統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悲慘生活及其對于統治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三國演義》劉、關、張之間團結、平等和義氣的關系及其處處流露的正統思想和忠義精神，是《三國演義》最為人們喜愛，對人們思想影響最大的地方，一直成為封建社會中廣大人民加強團結、相互援助的榜樣，成為人和人的正直關系的榜樣，為廣大人民長期傳誦和學習。如在明、清兩代，農民起義軍普遍地把“桃園結義”故事當作組織自己隊伍的典范，就證明了這一點。[3]也正是其傳達精神的平民化這一點，為我們探究現代香港黑社會爭拜“關二爺”的文化底蘊，打開了一個研究的窗口。

傳播語言的口語化、傳播載體的多元化是《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前提。《三國演義》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演義，歷史演義是中國文學的特色，說書人透過講史吸引聽眾，將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加以發揮，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創造出虛實相參的故事。《三國演義》從口傳文學到話本雜劇，再到小說成書，是多重文化因素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三國演義》發根于正史，卻更多地取材于民間口頭創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創作的題材、思想、形象和語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結合，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過民間藝人的鼓詞、評書、戲曲活靈活現地生活在他們原始發生的土壤里。在這一點上，世界杰出的文學巨著似乎存在著某種內在的相同之處。《三國演義》的形成與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以及歌德的文學巨著《浮士德》等一樣，是在“行吟詩人”即民間“說唱藝人”表演傳播的基礎上，經由文人的整理加工才最后寫就的，是由題材內容到體裁樣式，廣泛吸納和多方借鑒民間“說唱藝人”傳唱表演的口頭傳說故事的結果。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從三國歷史到《三國演義》，從話本戲曲到傳說故事，人們對它說不盡，道不夠；有關三國的歷史遺跡、遺址、紀念性建筑物，均得到妥善保護和有效地開發利用；有關三國的歷史、故事、傳說，以史學和文學藝術的各種形式(包括傳記、小說、繪畫、戲曲、影視等) 廣為傳播，起著教育和鼓舞人們的作用；有關三國的學術研究，以會議和各種書刊出版物的形式得以廣泛交流，不斷推動著研究的發展，并影響著一代學者；而與三國密切相關的三國旅游業也在日漸擴展，吸引著日益增多的國內外游客，這不能不說是文學傳播史上的一個奇跡。

傳播對象的內外拓展、彼此呼應是《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關鍵。受眾是傳播過程中訊息的接收者，是傳播對象或“目的地”，是傳播過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時又是傳播者積極主動的接近者和反饋者。受眾接受傳播內容的動機是傳播者首先要考慮到的，同時，受眾對傳播信息的反應也會傳回傳播者以供傳播者參考。傳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三國演義》的傳播過程，充分體現了傳播者對受眾的重視。《三國演義》的讀者，可以分為直接讀者與間接讀者兩大類。直接讀者通過閱讀小說文本來接受小說內容，其獲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購買、轉借與租賃；間接讀者則依靠聽書、看戲等途徑，間接接受小說內容。直接讀者與間接讀者，分別確立了明清通俗小說兩種最為基本的傳播方式——版籍傳播與曲藝傳播，并進而對《三國演義》的文學面貌及社會地位，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三國演義》國內的受傳者人數眾多，相對分散。國外受傳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質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是《三國演義》的受傳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傳播《三國演義》的傳播者。早在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國演義》譯成了日文，這是《三國演義》最早的外文譯本。三百年來，《三國演義》已經被亞、歐、美諸國譯成各種文字，全譯本、節譯本共達六十多種。各國學者都把《三國演義》看作中國文學史上燦爛的明珠，給予高度的評價。《大英百科全書》1980年版第十卷“元朝白話小說”條稱《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藝術大師”，并認為《三國演義》是十四世紀出現的一部“廣泛批評社會的小說”。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英治認為，《三國演義》是“世界古典小說中無與倫比”的作品。泰國文學學會于1914年把《三國演義》的泰文譯本評為優秀小說，泰國教育部還曾明令把它作為中學作文模板。蘇聯學者帕納休克翻譯的俄文本《三國演義》序言指出“《三國演義》在表現著中國人民藝術天才的許多長篇小說之中占有卓越的地位，它是最普及的作品之一”，“是一部真正具有豐富人民性的杰作。”這些權威人士對《三國演義》的接受與認同在《三國演義》的國外傳播中起著極大的作用。受眾在接收傳播時都有自己的選擇，受眾一般選擇那些具有權威性的信息，他們在本國的權威性使西方受眾更容易接受他們所傳播的《三國演義》。

傳播效果是對整個傳播過程的檢驗和反思總結，對新的傳播過程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在中國的古典小說中，《三國演義》享有崇高之極的地位，沒有任何一部小說比得上，近300年來，向來稱之為“第一才子書”或“第一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三國演義》的地位卻一向不是很受重視，可能是因為三國受限于歷史事實，使其自由度受到局限，又因其為歷史小說，故難免會有文白夾雜的情形。但不可否認，三國演義是最深入民間的傳統小說，不論在戲劇、生活、宗教、甚至時下流行的漫畫及電子游戲都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可見其歷久彌新的價值。《三國演義》的價值，至少可分為文學價值與實用價值。在實用價值方面，由于三國演義大量描寫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爾虞我詐，可說一字一句皆藏有玄機，因此有人將三國演義當作治世的兵書，商場競爭的寶典，熟讀三國，不僅可以增長對人對事的應對技巧，若能活用三國，更能讓人無往不利；涉世未深的青年讀之，可多一分處世的圓融。因此古人有所謂：“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的說法，因為三國到處都是謀略，老人的處世態度已然圓融，若再看了三國的謀略，將更加圓滑。這固然是凸顯三國演義的謀略，也是著眼于其實用價值。

二、《三國演義》的傳播特征

（一）《三國演義》的傳播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極大。《三國演義》不僅是在傳播一個故事，從深層次上來看也是在傳播一種文化，因此必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極大。與之相對應的是國外的“三國熱”主要是在傳統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頻繁的亞洲地區，表現最突出的就是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韓國，《三國演義》是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小說；近年來出版的《三國演義》韓文譯本、評本、改寫本達一二十種，其中李文烈的評譯本，銷量已達數十萬套(每套十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三國演義》也流傳很廣，并有多種馬來文和印尼文的譯本。在這些國家的華人社會，三國故事更是家喻戶曉，關羽崇拜至今還很普遍。新加坡、馬來西亞曾分別播放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都受到廣大觀眾的熱情歡迎。在湖南文山的《三國演義》日文譯本出版后，新的日文譯本不斷出現，總計超過二十種，而且多次再版。如立間祥介教授翻譯的《三國志演義》，1972年出版，到1988年已經印刷16次，幾乎年年重印。各種譯本加起來，發行量至少是幾百萬套。日本的《三國演義》改寫本、新編本、連環畫多達幾十種。其中，僅橫山光輝改編的《漫畫三國志》，就有大小兩種開本，印數已經超過三千萬套，幾乎等于每個日本家庭都有一套，普及率之高，竟超過中國。日本的《三國》研究著作多達幾十種。要論“本體研究”，應該說不及中國；但從人際關系、經營管理、商戰謀略等角度進行的“應用研究”則似乎比中國更活躍。日本的“三國迷”遍及全國，他們自發組織的“三國迷俱樂部”就有上百個。在歐美國家，由于文化傳統不同，《三國演義》的傳播遠不如亞洲那么廣泛。

（二）三國人物廣泛深入人心，《三國演義》傳播的根基始終在民間。《三國演義》在民眾心中深深扎根，《三國》故事成了中國大眾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從其中接受道德教育與價值標準。應當像劉備、關羽那樣重視對朋友的義氣，要愛護人民，決不可像曹操那樣忘恩負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詐毒辣的事。劉備與關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會人物都要設神壇拜關公，決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穌、不拜如來佛。小說人物成為大眾宗教式崇拜的對象，這是全世界任何文學作品都做不到的。關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國演義》夸張了他的重義。中國民間最重視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義。一部小說把一名武將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說的魅力，也由于中國人傳統的性格。

（三）在傳播內容上追求多元的典型，蘊涵豐富的價值觀念。《三國演義》在這一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三國的歷史，從時間上看，只有半個多世紀，比較集中；從政治格局來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間互相牽制，很富有戲劇色彩；從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輩出，群星燦爛，而且三國的君主都可稱明主，手下網羅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將；從事功方面看，三國都是打著正統或維護正統的旗號，謀求剪除異已，實現新的統一。在很短的時間里，集中了這樣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國鼎立、西晉統一等一幕幕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因而，很自然地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這也是羅貫中要選取三國這一歷史時段來創作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別的歷史時段，如楚漢戰爭、隋末唐初的戰亂、元末明初的戰亂、明末清初的戰亂等相對而言，都沒有三國這樣在多面具有典型性。在內容上有人們始終珍視的價值觀念。《三國演義》是雅俗共賞的作品，其豐富的精神內容，凝聚著晉唐以來社會廣大群眾的歷史觀、倫理觀和價值觀，反映著社會各階層意識的折衷，在相當程度上集中、融會了中國古代，特別是中古以后我們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識、觀念心理，這正是《三國演義》數百年來為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廣泛接受認同，亦為最高統治者所容納和利用的原因。

（四）在傳播方式上，積極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傳播載體推動文學內涵的廣泛傳播。古代文學的傳播有兩種基本方式：口頭的，書面的。在古代主要是靠第一種方式，因為那時文字的使用不普及，甚至沒有文字。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文字的普及和發展，書面的方式文化傳播與繼承，越來越多地被使用，特別是人類進入知識爆炸時代以來。明清小說主要是以文字為傳播媒介的，其傳播對象便自然的被局限于有文化的受眾群體之中。如《三國演義》在傳播過程中始終以民間藝人的口頭文學形式的傳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以其文字文采積極地走進文學的殿堂。進入信息時代，《三國演義》又較早與高科技結合，被傳播者迅速搬上熒幕，在電子游戲的世界也能獨領風騷。

三、《三國演義》的傳播模式

縱觀《三國演義》的傳播過程，宏觀上似可歸為“高山流水式” 的傳播模式。“高山流水式”的傳播模式就是蘊含傳播者思想內容的信息包括文學、音樂等作品從傳播者流傳開來，如泉水從山頂流下一般，其過程中吸納百川匯成巨流，從而形成一種信息的洪流，致使傳播的態勢越來越順暢并最終取得很好的傳播效果的一種傳播方式。而這一傳播模式形成的基礎就是其文本具有開放性。在它傳播的過程中，眾多的民間藝人得以參與進來，如參與《三國演義》傳播的就有宋代專說“三分”的藝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晉的陳壽、劉宋時的裴松之；更有眾多文人有意無意間參與了“三國故事”的傳播，如宋劉義慶、唐代的李商隱、宋蘇軾等。[4]《三國演義》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傳教士、外籍華人、留學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過他們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時期赴泰商人在漫長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國演義》作為消遣的話題，引起泰人極大興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馬一世因而指示當時負責貿易與對外關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國演義》譯成了泰文從而豐富了泰國的文化。

作品自身越成功就對受眾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夠在傳播過程中吸引讀者自覺不自覺地進行二次創作，內容也隨之越來越充實爆滿，而內容越厚重傳播得就越順利。由此循環往復，作品就逐漸成了一種滲透全社會的文化現象。之所以如此，作品最初的成就固然重要，但更大程度是由小說本身以外的許多原因造成的。以《三國演義》為例，三國故事發生的東漢時期距羅貫中成書的元明之際已有一千多年時間差。這個時間差至關重要，在數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長年代中，人們在傳述三國故事的過程中，又孳生和粘附了超過小說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內容，已經將各種歷史時期的思想意識、政治、倫理、歷史評價標準、人生價值觀，統統熔鑄在歷史故事之中。到羅貫中成書時，圍繞著《三國演義》已經粘附了以漢族為主的幾乎全部中國文化。[5]這使得小說由于小說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階層人士評價和解釋三國史的意識積累，使其歷史觀、政治倫理觀以至人生價值觀具有歷時性全民共識的意義，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能引起世人的關注，更為普通大眾所喜聞樂道。

四、《三國演義》的傳播啟示

通過對《三國演義》的傳播要素和傳播特征及傳播模式的分析，我們似可歸納出以下幾點文學傳播的有益經驗：

首先，凡是偉大的作品，總帶給讀者許多的想象，給予讀者們各種各樣思索的精神食糧。三國歷史給后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后人從三國歷史中得到的啟迪是多方面的，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但可以舉個別人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諸葛亮這個人物在三國以后的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后人也從諸葛亮的一生事跡中學到很多東西。諸葛亮的忠貞、濟世、敬業、至公、廉潔、謙虛等品格為歷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稱頌。唐太宗稱他為“賢相”，治國“正直”，“至公”，要群臣學習。乾隆《五賢祠詩》說：“端稱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說：觀歷代“秉事君之節，具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術”者，唯諸葛亮一人。唐、宋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都給予熱情謳歌。杜甫詩稱：“諸葛大名垂宇宙”。唐初名畫家閻立本畫諸葛亮像以后歷代摹擬傳瞻。至南宋摹擬像上有張栻贊、朱熹書。南宋理學家王柏仰慕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史可法等一批民族英雄，忠于國家民族的思想品德無不受其影響。諸葛亮對國家對事業“鞠躬盡力，死而后已”的敬業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立身處事格言，影響了許多人。可以說，諸葛亮思想的積極面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它將永遠昭示來者。

其次，積極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傳播載體有利于推動文學的廣泛傳播。《三國演義》的順利傳播，依賴于作者采用當時人們的視角和審美觀念進行再創作，選擇能使受眾感興趣的內容，采用受眾常接觸的媒體等等。小說的以口語為傳媒的改編傳播，只在宋元時流行，之后雖延續不斷直至今日的“評書”，但對于小說的傳播只作為輔助方式存在，文字傳播才是最主要的。信息載體不斷更新的過程，就是古代文學逐步傳播開來的過程。從最早的口耳相傳，到繪畫傳情、結繩記事，再到訴之于龜甲獸骨、銅竹絹帛，一直演變到紙的發明和應用，新的文學都會及時地表現在新的信息載體上。現代社會，出現了語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等，古典文學的傳播應該采取多種媒介的組合。

再次，傳播的內容借助于鮮明的形象更容易深入人心。《三國演義》寫人物不直接敘述其內心，單憑言語動作，人物精神自出，這是戲劇的手法。戲劇和電影只表現角色的言語及動作，但內心生活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這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度技巧。有些近代中國小說努力去學西洋小說，著重描寫人物的內心思想，不但讀來沉悶，人物的性格反而并不明確，這是不學習中國古典小說技法之故。形象一經固定就很難改變。《三國》故事的說書人，以及貫穿史事與民間傳說而寫成小說的羅貫中對蜀漢的偏袒有目共睹。武俠寫得非常成功的金庸先生曾想過要寫一部以東吳為主體的《三國演義》，主角是周瑜和陸遜，次主角是孫策、孫權、顧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喬、小喬。然而當他想到這是和全國民間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作對，后果必定不佳，很快就放棄這個意圖。

第四，文學的傳播不僅僅通過傳者及信息來實現，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很大。雖然有人在奏章中援引《三國演義》受到了處罰，但這部小說并未遭禁。究其原因，大概如章學誠所說：“演義之屬，雖無當于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于勸懲。”（《丙辰札記》）確實如此，演義講史一類的小說被禁毀者顯然較少。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演義》還得到了封建政權的支持和宣揚。明清兩朝處于封建社會末期，各類社會矛盾尖銳，統治者除加強君主專制外，企圖用儒家思想塑造超人的神的力量來維護統治。以關羽為例。關羽由人向神的轉化，始于兩宋之交，當時宋王朝岌岌可危，希望有像關羽這樣“大義大勇”的神來保護它。北宋末封關羽為“義勇武安王”，南宋關羽成為拯救民生劫難之神。明清兩代對關羽的推崇達到極點。明政府封關羽為“武廟”的主神，與“文廟”的孔子相對應。清順治時封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以后屢加晉封。同時關羽顯靈保衛明、清王朝的神話不斷出現，而且見于詔書之中。在封建王朝的提倡下，關羽“廟祀遍天下”。顯然，政府的支持作用，更鞏固和強化了人們對三國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關注。這就啟示我們，作為古典文學的傳播者，必須考慮到傳播環境對文學傳播的影響，如制度環境及文化背景等等，并充分利用其對古代文學傳播積極推動方面的影響。

最后，要認真仔細地研究受眾的心理。其中移情作用在古典文學傳播中非常重要。移情就是設身處地地體味別人的苦樂和際遇，從而產生情感上共鳴的能力。移情不僅在人際傳播中非常有用，在古典文學傳播中，發展移情有利于增強傳播者與受傳者的互動。《三國演義》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義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無比，讀者一翻開書就見到每一個人物立場分明，愛憎清楚。《三國演義》在民間主要依靠說書唱曲傳播，傳播者大都是粗俗不文的勞動人民。《三國演義》有別于正史，“七分寫實，三分虛構”，但其對民間的影響力卻遠遠超過了正史。人們對三國時代的認知，大部分來自《三國演義》，而非正史《三國志》，例如小說敘述關公溫酒斬華雄，神勇的形象深植人心，很少人會去探討，其實斬華雄的并非關公，而是孫堅。另外，有關孔明祭東風之事，正史并未記載，應為小說虛構的情節。其它虛構或者夸大的情節更是不可勝數。這固然是因為三國演義具有通俗性、娛樂性的特色，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它的文學特性。例如歷史上的曹操，確實是一個有作為的人物，但老百姓更多的是依據《三國演義》來認識曹操的。《三國演義》著力鞭撻了曹操的殘酷、狡詐、偽善和極端利己主義。例如“詐作中風”（第一回）；“借王垕頭”（十六回），“詐騙許攸”（三十回）；“夢中殺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時，“但令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十回），征袁譚時，一方面令軍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三十三回），殺呂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稱“寧教我負天下，休教天下人負我”（四回）等等。[6]這些為人熟知的情節，使曹操“白臉奸臣”的形象深入人心。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是由作品本身的力量與產生作品的土壤即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性質的力量共同形成的。這主要得益于開放的文本容許多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員參與進來，使其宗教觀、政治倫理觀以至人生價值觀具有歷時性全民共識的意義，成為雅俗共賞的作品，得以“高山流水式”的代代相傳，最終成為跨越時代、跨越民族、跨越國度的作品。作為古典文學的當下傳播者，我們應該充分了解當下受傳者的情感、思想和動機，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考慮古典文學的傳播，與接受者互動并重視接受者對古典文學傳播的反饋信息，進而采用符合受眾的傳播媒介及技巧，才有助我國古典文學傳播事業的發展。

參考書目：

[1] 周先慎 《明清小說》[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

[2] 李彬 《傳播學引論》[M]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6重印．

[3]魯地 《三國演義》論集 [M] 杭州：東海文藝出版社，1957，8

[4]孫昌熙 怎樣閱讀《三國演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2

[5] 何滿子《何滿子學術文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上卷224頁。

[6] 羅貫中《三國演義》[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