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它在審美旨趣上表現為對中和圓融之美的認同與崇尚。“天人合一”促使《三國演義》等古代章回小說在創作構思和謀篇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種中和圓融的審美理想，努力營造和諧完滿的藝術境界。具體而言，天人合一對《三國演義》敘事系統的影響集中表現為《三國演義》的三大敘事特點：敘事時空的自由靈活，敘事機制的搖曳生姿以及敘事結構的嚴整圓滿。 【關鍵詞】 天人合一/《三國演義》/敘事系統

天人關系歷來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文學家熱情關注的一個永恒命題。 “天人合一”所界定的天人關系的基本內涵包括：其一，天主宰人，人效法天；其二，天人一體，同質異形。這兩種基本內涵的終極指向都是人類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的和諧相處。反映到美學追求上，則表現為對物我相諧、天人融通所蘊涵的圓融、中和之美的贊賞和崇尚。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審美文化的基本精神，對《三國演義》等古代章回小說的創作構思和謀篇布局同樣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具體而言，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維模式對《三國演義》的敘事系統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主要表現在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微觀方面是指小說的敘事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強調天人相互關聯、融通以及感應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天文乾象、吉兇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具體細節和宣揚天人感應、天命思想的詩詞歌賦等等。宏觀方面則是指小說作品在情節設置、結構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種中和圓融的審美理想，努力營構和諧而完滿的藝術境界。正是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維模式的介入，由于微觀影響和宏觀影響的交叉作用，《三國演義》的敘事系統形成了以下三個顯著特點。

一、敘事時空的自由靈活

《三國演義》敘事始于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終于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時序縱橫112年。然而，這漫長的歷史在作家筆下不是拘泥流水，卻被自由處理、靈活設置。瞬間故事可以鋪張在廣闊的藝術空間，數年歷程也可以在簡短的敘事中完成。小說的敘事機制完全打破了客觀歷史時間的均勻和次序，換算成作家對歷史生活的整體把握和審美再現。在全書自由靈活的敘事時空的營造過程中，包括天文乾象、吉兇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具體細節在內的，大量強調天人相互關聯、融通以及感應的感性內容，無疑功不可沒。最典型的例證，當屬書中屢屢安排感應、征兆等現象反復出現，并借此完成敘事場景的自然轉換，由彼及此的空間變更必然造成一定的時間跨度，這一時間跨度往往可視文本需要而靈活設置。書中的第63回交待龐統之死，先就以孔明寄書出兵西川的劉備：“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主將帥身上多兇少吉。切宜謹慎”［1］，給讀者強烈的心理暗示， 后更以“落鳳坡”的巧合和“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的詩嘆、“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才到半路里，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的童謠強化了宿命的殘酷和生命的無常。在龐統死前，本回的敘事焦點鎖定龐統，敘事場景延展于取西川的征途。龐統死后，本回的敘事焦點鎖定孔明，敘事場景切換至眾將留守的荊州城。其間則借天文乾象完成了敘事場景的自然轉換——七夕佳節，眾官夜宴，“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于地”，放聲痛哭：“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今吾主喪一臂矣！”再如第33回完成了對曹操統一北方的敘述，若按照曹操這條線索，接下來該是揮師南征統一全國的雄才偉略。就像書中所寫：“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但在全書的敘述程序中，劉備應在曹操南征之前遇孔明，否則舌戰群儒、草船借箭、火燒赤壁、智算華容等好戲就無法上演。因此，作者在此又設置了一些神秘的感應細節。先有曹操夜觀天文，領悟：“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繼而見金光一道從地升起，曹操命人隨光掘之，得一銅雀。然后牽動曹操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銅雀臺，自己則將大軍人馬班師許都，分兵屯田，養精蓄銳的故事情節，為此時尚寄居劉表處的劉備三顧茅廬贏得時間。

以上述種種透著“天人合一”哲學底蘊的神秘細節， 促成了敘事時空的靈活切換，調度著敘事節奏的疏密張弛，使小說的敘事時空更為自由靈活，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對故事的整體把握和宏觀安排。可以看出，盡管作為第一部章回小說，《三國演義》在人物塑造、情節處理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幼稚之處，然而，利用天文乾象、吉兇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具體細節和宣揚天人感應、天命思想的詩詞歌賦來促成敘事時空的自由靈活這一技巧卻運用得爐火純青。如此多的天象、征兆等與人事相連，如此多的亦仙亦人的奇士游走在天命氣數與人事作為之間，究其原因，除了史傳與話本對該書的傾心灌溉，我們也不難發現作者對天人合一這一中國古老的哲學命題的興趣，以及他對天命與人事之奧秘的參悟與理解。

二、敘事機制的搖曳生姿

由于宏篇巨制的體制要求和受到話本敘事方式的影響， 章回小說往往具有十分強烈的“綴段性”，即，全書故事既服從一個共同的主題，又仿佛若干個較為完整的情節片段連綴而成。在這種連串式的情節發展過程中因果聯系具有極大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小說家需要技巧地設置敘事的邏輯端點，以保證故事的順暢敘述、情節的引人入勝以及結構的嚴密完整。一些帶有天人合一色彩的具體內容往往由于其對小說所產生的生發作用和整合作用而充當敘述的邏輯端點，促使一個個情節音符編織成動聽的故事樂章。小說的敘事機制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的具體內容所產生的生發作用和整合作用的疊加而更顯得活力四射、搖曳生姿，并且還散發出幾絲若明若暗、撲朔迷離的玄秘氣息。

生發作用是指前文出現的天人合一的具體內容預示了后文的發展趨勢， 作者遂以這一內容為依據和線索展開故事情節的組織和布置。除了前文提及的事例，《三國演義》第1 回開篇對靈帝時期種種“不祥之兆”的詳細描繪也十分典型：青蛇蟠龍椅，雷雨加冰雹；洛陽地震；海水泛濫；雌雞化雄；山岸盡裂；黑氣飛入溫德殿，虹霓顯現于玉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就是要強調“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而將其置于全書首回，不僅生發出黃巾起義、群雄逐鹿、三國鼎立這一段千古奇文，同時還積蓄了強烈的神秘氛圍，令讀者在一種戰戰兢兢卻又無比期待的心理態勢的驅使下去閱讀后文。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一內容作為敘事機制的關鍵環節決定了整部小說的人物命運和發展趨勢，顯示出持久的生發效果。此外，《三國演義》中往往有一些天人合一的具體內容的生發效果雖無法持續全書的始終，但也能牽引出一系列跌宕起伏耐人尋味的故事。如，書中第78回寫曹操夢見梨樹之神揚言“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并“仗劍砍操”，驚醒之后便覺頭痛不可忍。作者根據這一虛構的故事展開了因果循環的情節鏈條。神醫華佗在曹操“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的情況下出場，提出砍開腦袋，取出風涎，徹底治愈曹操的腦疾。奸詐多疑的曹操卻認為：“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仇耳！”于是將華佗下獄嚴刑拷問。羅貫中在此將情節線索一分為二，一面交代曹操的不治身亡，一面又繼續為華佗故事劃上句號。華佗在獄中得到吳押獄的每日以酒食供養，吳的明理尊賢恰恰與操之粗暴無知形成鮮明對比。華佗感激吳的恩情，死前以所著《青囊書》相贈。正當讀者慶幸：神醫雖死，術有傳人，不料又冒出吳押獄之妻將《青囊書》燒毀，只剩下記載閹雞閹豬“小法”的一兩頁殘稿：“惆悵人亡書亦絕，后人無復見青囊。”吳妻的一席話更如當頭棒喝將這種不幸抬升到整個人類的高度：“縱然學得如華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神妙如華佗，仁厚如劉備，睿智如孔明，權變如曹操統統葬身于三國紛爭這場歷史浩劫之中，戰爭消耗掉的是整個人類的智慧、文明以及生命，何止區區一個神醫、一本“青囊”？！戰爭模糊了賢愚貧賤的界線，只有消逝與虛無成為人人服從的“茫茫天數”，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大悲劇。作者從曹操的感應夢幻起筆，而頭痛，而延醫，而華佗，而押獄，而青囊，直到吳妻的人生哲理，在極為有限的半回篇幅中以凝練的筆墨收放自如地塑造了多個人物，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主觀情感，點染了小說的悲劇氛圍。追本溯源，“梨神之夢”的生發作用功不可沒。

整合作用是指小說中的天人合一的具體內容往往充當故事情節的中心鏈條， 推動各個敘事單元緊湊銜接、連貫一氣，從而促進小說的敘事系統成為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三國演義》中水鏡先生司馬徽為劉備指點迷津的情節就是典型一例。劉備在未遇司馬徽之前，事業一直處于低谷。雖然曹操在第21回“青梅煮酒論英雄”之際就宣稱：“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但此后曹操平定北方、孫權坐領江東，“英雄”劉備卻少有建樹，甚至依附劉表，險造殺身之禍。三國鼎立的格局亦如天缺一角，遲遲未能歸位。直到劉備躍馬過檀溪遇水鏡先生，劉備的遭際和全書的敘事才別有洞天。亦仙亦道的水鏡先生及時出現，用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將劉備的崛起解釋成天命所歸、天意使然，讓人們認識到劉備之所以能夠飛龍在天、建立蜀漢，不僅在于自身素質——“英雄”，更在于外在機遇——“天命”，同時薦舉“伏龍、鳳雛”讓這種“天命”找到了邏輯支撐。一首暗藏玄機的童謠也由此引發世事浮沉的神秘感和得道多助的認同感。小說第35回“玄德南漳逢隱淪單福新野遇英主”至第37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以及第38回的“定三分隆中決策”等一系列故事無疑是聯系前后情節的重要內容。它一方面總結了前文故事，蜀漢將興、三國鼎立的格局至此已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又借司馬徽的預言“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交待了后文的情節歸屬，暗示星落秋風五丈原以及三分歸一統的悲劇結局，從而使小說的敘事系統首尾呼應、渾然一體。

愛·摩·福斯特曾說：“情節是小說的邏輯面，它需要有神秘感， 但神秘感的東西必須在以后加以澄清。讀者可以在撲朔迷離的天地中進行探索，而小說家卻不能。他必須駕馭自己的作品，在這兒投下一線亮光，從那兒留下一絲陰影。他還要不斷自問，用什么辦法才能使情節取得良好效果？他事前應心中有數，要置身于小說之上，動筆之前，要始終考慮因果關系。”［2］（P84）《三國演義》中許多精心構思的天人合一內容往往將在后文中予以情節邏輯上的解釋，并將其納入小說的敘事系統之中，使其發揮生發作用和整合作用。天人合一的具體內容具有強烈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所以它們既預示了情節的必然趨勢和最終歸屬，使故事直奔統一的目標而形成整體系統，同時又留給情節的具體運作以多種可能，使小說的故事情節在既定與不定之間充滿跳躍性、吸引力和神秘感，這一搖曳生姿的敘事機制使小說的敘事結構越來越顯得嚴整圓滿。

三、敘事結構的嚴整圓滿

天人合一作為小說結構布局的指導思想，導致小說家在安排敘事結構、 故事模式時有意無意取法天道，模擬天道以成人文。《呂氏春秋·圓道》云：“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古人由于生產力低下，對自然認識尚停留在感性階段（這亦是天人合一的產生契機），故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并因為寒暑往來、日出月落、晝出夜伏、秋收冬藏等有規律的自然變化與人事活動而逐漸形成天道循環的觀念。《呂氏春秋》所言之“圓道”，也意味道“圓通周復”，“輪轉而無廢”的循環。即《易·泰·九三》所謂“無往不復”，《老于》所云“（道）周行而不殆”等等。周敦頤《太極圖》以圓中圈空為“無極而太極之象”，朱熹直接說：“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朱子語類》卷七十四）所以，以“循環為特征”的“圓’，成為中國人思維與表達的心理根據和模擬對象。體現在小說敘事藝術上則表現為章回小說敘事重照應，刻意追求回環往復的結構效果，從而使大量作品形成前后呼應、首尾關合、嚴整圓滿的敘事結構。

與《水滸傳》、《紅樓夢》、《鏡花緣》等章回小說往往要借助“謫世”、 “轉世”之說和報應輪回觀念，從而形成謫世模式與轉世模式兩大敘事模式以打造嚴整圓融的敘事結構不同，《三國演義》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形成嚴密的敘事大框架，天道循環的歷史哲理與回環往復的敘事結構達到精巧的統一。小說開篇第一段即議論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六國分爭，并入于秦。及秦滅之后，楚、漢分爭，又并入于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漢帝，遂分為三國。”結尾又議論道：“自此三國歸于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前者注重“合久必分”，后者強調“分久必合”，由此構成漢——三國——晉分合相銜的歷史軌跡。在分合相銜的大框架之中又包含著魏蜀吳三家由創業到滅亡的相互對峙而又相應交叉的三個主要敘事框架以及展示董卓、袁紹、呂布、劉表等曇花一現的個人歷史的無數較小的敘事段落。每一個敘事框架或段落同樣擁有嚴整圓融的結構。以曹魏為例。起初，曹操往往以漢家忠臣的面目示人，隨著勢力的逐漸強大，曹操也漸漸撕破偽裝公然欺凌君王。曹操曾先后兩次撲滅漢獻帝的密謀活動，誅殺了董承、董貴妃、伏完、伏皇后等人，嚴酷鎮壓異己力量。書中第24回“國賊行兇殺貴妃”和第66回“伏皇后為國捐生”充分暴露了曹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的本質，也可以視為曹魏集團萌芽和壯大的標志。到第80回“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獻帝被迫筑受禪臺禪位曹丕，曹丕降旨封獻帝為山陽公。曹丕代漢自立，曹魏集團的勢力達到顛峰。第109回“廢曹芳魏家果報”則可以看作曹魏集團衰亡的先兆。 司馬昭在篡奪曹家大權后，同樣也撲滅了魏主曹芳的密謀活動，誅殺了張緝、張皇后等人，與曹操當年的做法如出一轍。第119回“再受禪依樣畫胡蘆”， 魏主曹奐亦筑受禪臺禪位給司馬炎，司馬炎亦封曹奐為陳留王。至此晉承魏祚，曹魏集團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曹操和司馬昭一前一后兩次“屠后”，曹丕和司馬炎一前一后兩次“受禪”，四次宮廷政變勾勒了曹魏集團由盛而衰的發展軌跡。“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卻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當年伏后出宮門，跣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余年后，寡婦孤兒亦被欺。”“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豈自傷。”正如點綴在這些章節中的詩句的反復詠嘆：作者有意加強歷史事件的相似性，從而凸顯“天道循環”、“因果報應”的歷史觀。毛宗崗的《三國志演義回評》也指出：“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弒，魏亦有張后之見弒；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應之反，何無分毫之或爽耶？”［3］（P473～474）從敘事藝術的角度來看，前后兩次“屠后”、“受禪”的循環往復、首尾呼應更強化了敘事結構的嚴整圓滿。“紛紛世事無窮盡，茫茫天數不可逃”。《三國演義》正是在這種多重回環結構的相續相套之間展示出三國時代變動不居、周流不殆的政治謀略與塵事風云。循環往復、首尾呼應在敘事過程中的反復使用，顯示了古代小說家以“天道圓”的觀念把握生活、自覺追求圓通完滿的藝術美感。

“哲學與文學是同一質地的不同樣式”［4］（P270）。雙方可能基于大致相同的思索和追求而相互聯通。天人合一對《三國演義》敘事系統的影響是全方位、多層面的，當然遠遠不止上文所論及的三個敘事特點。但是，敘事時空的自由靈活、敘事機制的搖曳多姿以及敘事結構的嚴整圓滿無疑是《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接受天人合一的影響而在敘事層面所產生的最為突出和集中的表現。把握這些特點，又可以算作是對章回小說敘事藝術和結構技巧的一種剖析和挖掘。由此深入，我們可以在加深對哲學與文學、傳統文化與古代小說關系的認識的同時，對《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的謀篇布局甚至思想內蘊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參考文獻】

［1］羅貫中．三國演義［M］．長沙：岳麓書社，1996．

［2］愛·摩·福斯特．小說面面觀［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3］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匯編［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4］R W·比爾茲莫爾．文學的例證與哲學的混亂［A］．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