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老子在把握“道”以及由“道”衍生的天地萬物運行規律的基礎上，主張統治者治天下應該“無為”，并對統治者的政治素質提出了一些要求。此外，老子還主張社會平衡和以民為本。這些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論文關鍵詞：老子；治國思想；和諧社會

老子是我國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所著的《道德經》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國思想，其中有些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治天下尚“無為”

1.人類不應妄加干預天地萬物的發展變化

老子認為人類與天地萬物都由“道”衍生而來，都是自然界（“域中”）的一部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經》二十五章，下文引本書內容時只標明章數）。而作為世界本原的“道”，以及天地萬物（包括人類社會）的運行，都是“自然”，都由于自身內部矛盾而發展變化著，“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沒有任何外在主宰和干預力量，即使是衍生天地萬物的“道”，對天地萬物也是“長而不宰”（十章），“常無為”（三十七章）。

因此，老子主張人類對天地萬物的發展變化不應妄加干預，而應效仿“道”的“無為”，順應萬物的變化趨勢而活動，“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在他看來，人類若能像“道”做到“無為”，就能“無不為”，“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

老子的這種思想非常珍貴。當今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隨著文明的進展，人類日益以自我為中心，自認是萬物之靈、天地萬物的主宰，試圖凌駕于天地萬物之上，為了自身欲望，不顧天地萬物的發展規律而對之肆意地加以干擾、破壞、掠奪和奴役，從而造成生態系統嚴重失衡、人與天地萬物緊張對立。因此，認真體會老子上述思想，將有助于人類擺正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約束自身行為，尊重并順應天地萬物的發展規律，與天地萬物為友，從而緩解目前嚴峻的生態危機，恢復人類與天地萬物的和諧，實現經濟與人口、環境、資源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2.統治者應當“無為”而不應擾動社會

老子主張統治者治理社會也應“無為”，對社會發展不要妄加干預。他非常推崇“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的圣人，認為其治天下做到了“無為”，對社會發展沒有輕易干預，而是讓社會按自身規律發展并達到“無不治”（三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老子提出了一種區分統治者統治水平的辦法：“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其依據就是看能否做到“無為”。在他看來，“無為”的統治者是最上等的，其治理國家時悠然自得，很少發號施令，國家治理好了，事業成就了，百姓都說：“這是我們自己的成績”。

老子反對統治者對社會的擾動，“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他提出：“治大國若烹小鮮”（六十章），意思是治大國應象“烹小鮮”一樣不要攪動，[1]讓社會按照自己的規律正常發展，否則會引起社會動亂，造成國家難以治理，“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也，是以難治”（七十五章）。

老子關于統治者應“無為”而不要擾動社會的思想，歷史上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漢代初期，就是實行了無為政治，與民休息，最終達到了社會和諧，出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復興，社會秩序安定，民風醇厚的太平盛世景象，史稱“文景之治”。司馬遷指出：“漢興七十馀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充分肯定了“無為”思想的治理成效。

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有意義的，執政者可以從中得到啟發：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是其內部矛盾運動所使然的自然過程，因此治國須尊重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規律，切不可對其發展妄加干預；制定政策和法令要慎重，以免擾亂社會的正常進程；政策和法令不可朝令夕改，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否則人民會無所適從，造成社會混亂。

二、對統治者政治素質的要求

1.未雨綢繆

老子認為，在事物發生發展過程中存在有無、治亂等矛盾，且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有無相生”（二章）、“有生于無”（四十章），“有”可以轉化為“無”，“治”也可以轉化為“亂”。不過，“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即當事物穩定（矛盾沒有發生轉化）時容易掌握，在沒有出現變化征兆時容易圖謀；事物在脆弱時容易將它分解，在微小時容易將它打散。因此，統治者治國要能“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六十四章），做到未雨綢繆，預防為主。

2.處柔、處弱

老子認為，統治者治國應處柔、處弱，即采取柔性政策，“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七十六章）。

老子這種主張首先是源于他對“道”的規律的把握。在他看來，“道”常以柔弱的形態作用于天地萬物，“弱者道之用”。其次，是源于他對水的性質、力量和作用的認識。老子高度贊賞水的力量和作用，認為水的性質非常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七十八章），但卻能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且“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七十八章）。通過對水的力量與作用的觀察和思考，老子總結出“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的矛盾運動規律，希望統治者能夠遵循。

不過，老子主張處柔、處弱，并不僅因為上述原因。通過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他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由此得出“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既然堅強等于死亡，柔弱等于生存，當然還是處柔、處弱來得好。

3.處小、謙下

老子認為，事物都有從小到大的過程，大事必定以小事為基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六十三章），做事須“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六十三章）。因此，他主張統治者在處理同人民關系時，“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始終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很大，結果在人民心中反而會很高大。

老子這種處小不為大的思想，是基于對“道”的特性的分析。他認為“道”無處不在，萬物都靠它生長，但卻能處小而不自大，“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然而，“道”終究是偉大的，“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老子希望統治者像“道”一樣不自大而大，“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此外，老子還希望統治者效仿江海，以謙下態度對待人民。“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認為統治者應效仿江海，做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這樣就能與人民和諧相處，“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六十六章）。

4.持“三寶”

所謂“三寶”，是指“慈愛”、“節儉”和“退讓”，“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后且先。死矣！”（六十七章）。可以看出，老子所謂“三寶”實際是指統治者應具有的三種政治品質。在他看來，統治者只有具備對人民的慈愛之心，對敵時才能真正地勇氣十足；只有懂得節儉，國家才會寬裕；只有懂得退讓而不與天下人爭搶，才能被天下人擁戴而成為領袖，“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七章）。

在“三寶”中，老子認為“慈愛”最重要。統治者治國若以慈愛之心對待人民，就會被人民支持，作戰就能取勝，防守就能堅固，“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七章）。 5.不居功，不爭功

老子認為，統治者治國應不居功、不爭功，應效法圣人和水，圣人“功成而弗居”（二章），“功成而不處”（七十七章），“為而不爭”（八十一章），水也是“善利萬物而不爭”（八章）。

在老子看來，不居功、不爭功有很大好處。圣人不居功不驕傲而功績永存，“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章）；水不爭功不謀私而沒有過失，“夫唯不爭，故無尤”（八章）；圣人不爭功，不自我表現，不自以為是，不自我夸耀和自高自大，反而使自己顯明昭著，建功立業且功業長存，沒有人能爭得過他，“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

而那些爭功的人，其結局卻與愿望相反：“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二十四章）。踮腳想站高一點，結果反而站不穩；跨步前行，結果反而走不快；自我表現，反而不能顯明；自以為是，反而不能昭著；自我夸耀，反而不被認為有功勞；自高自大，反而不能建立不朽功業。

老子對統治者政治素質所提的這些要求，如今仍有一定積極意義。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維護社會和諧，應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借鑒：對一些易引起群眾不滿的事情，要及時處理，對生產安全隱患要及時排查，消除于未然，對人民內部矛盾要及時疏導，予以解決，防止矛盾擴大，防止矛盾激化轉化為對抗性矛盾；處理人民內部問題不應簡單粗暴，甚至以武力相威脅，應該代之以耐心的說服教育，通過疏導予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否則就會激化矛盾，破壞社會和諧；黨政干部對待人民不應高高在上，做老爺官，要柔和謙下，要有公仆意識，這樣才會得到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甚至是愛戴，干群關系也會非常和諧；黨政干部必須熱愛人民，這樣才會得到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國家就會空前的團結而不懼任何敵人；黨政干部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貪污，不浪費，廉潔從政；黨政干部應吃苦在前，享樂在后，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享樂問題上“不敢為天下先”；黨政干部不應居功自傲，不應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爭地位、爭名次，而應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去爭取黨和人民事業的更大成功，這樣做也將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光榮。

三、主張社會平衡，強調以民為本

1.“損有馀補不足”的社會平衡思想

老子認為，天道是非常平衡的，能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而與天道“損有馀補不足”相違背，人類社會實行的卻是“損不足而奉有馀”。因此，老子希望統治者效仿“天道”，注意社會平衡，“以有馀奉天下”（七十七章），消除社會過大的貧富差距。

老子這種社會平衡思想，為解決當前貧富嚴重分化的問題提供了有益思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重要意義。眾所周知，我國社會目前貧富兩極差距較大——基尼系數按世界銀行的測算是0.47，“從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4]這既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又造成社會嚴重不公平，極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若任其發展下去而不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勢必會形成激烈社會動蕩。到那時，不僅根本談不上社會和諧，黨的執政地位也可能有危險。值得慶幸的是，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正在積極謀求解決。筆者認為，老子“損有馀補不足”的社會平衡思想，應該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有效辦法。一方面，政府要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標準（政府已經在做了），并嘗試開征遺產繼承稅，稅收上來的資金可以資助貧困人口的發展，可以投資教育以減少普通百姓的教育支出，可以創辦公益事業，政府還可以在財政、金融等方面對極端“有馀者”實行某些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則要加大對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給他們的發展以各種優惠政策以及人才、資金的扶持。

2.“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民本思想

老子主張統治者應以民為本，“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谷，此非以賤為本邪？”（三十九章），但如何以民為本呢？老子認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四十九章），即統治者應沒有私心、私欲，他應心系民眾，自覺與民眾的意愿和需求保持一致。

老子對不以民為本的統治者提出了嚴厲批評：“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在他看來，正是統治者為滿足自己的貪欲而征收苛稅，才導致人民饑荒；正是統治者好大喜功、強作妄為，才導致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正是統治者為了自己的生活安逸而不顧人民死活，才導致人民拼死反抗。

老子上述民本思想對于我們提高干部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形成良好干群關系，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希望執政者能“以百姓之心為心”，在剝削社會里這只能是一種幻想，但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對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人來說，恰恰是應做到的，是宗旨的要求，是衡量真假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實現干群關系和諧的重要條件。老子對那些不以民為本的統治者的批評是振聾發聵的，對于黨政領導干部應能起到一定的警醒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