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締造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兼容、創造和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在中國形成多元一體的文明體系，不論王朝興亡，國運盛衰，中華文化都能在不斷的吸收和融合中生生不息。中華文化正是具有這樣博大精深和海納百川的精神才葆有旺盛的生命力，造就了中華民族的輝煌。

今年清明，在陜西黃帝陵舉行了盛大的公祭儀式，在行禮如儀后，一具長達60多米的巨龍騰空而去，此時此景莫不使中華民族的子孫分外激動，因為自古以來，就以龍的傳人自詡的中華民族，歷經六千年的歷史，步入21世紀，正如這巨龍一樣在世界騰飛。

一、龍的多元復合，是中華文化本色的體現。

龍，在古代中國人的信仰中是最神異的靈獸。它那突兀不凡，橫空出世的氣勢，詼奇譎怪，玄奧莫測的威力，對炎黃子孫世世代代有永遠的吸引力。這來自上古的圖騰崇拜，何以千秋萬代傳衍不息? 這是因為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內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

這魅力首先來自，中華民族富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傳說，在各種傳說中以龍的傳說歷史最悠久，覆蓋面最廣闊。

我們的祖先自有圖騰崇拜以后，龍就成為最早的崇拜偶像。那獸面蛇身的形態，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銅禮器中有栩栩如生的造型，可以說從有文字以來就有對龍的記載和崇拜。《說文解字》說:“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對“龍”的釋義也是描述龍的形象和神奇，這是造字者對龍充滿敬畏心理的反映。這一崇拜可以上溯到史前時期，在河南濮陽發現6000年前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圖案，那昂首、曲頸、弓身、飛騰的姿態，獲得“華夏第一龍”的稱譽；在遼寧興隆洼還發掘到七、八千年前用石塊堆塑龍形的遺址。從這些遺跡可以推知，這能上天入海，威力無邊形象的成型，幾乎與中華文化一樣古老，僅僅用實物可資證明的這一崇拜在中國至少已有八千年的歷史。

在傳說中的龍崇拜比這更遙遠，每個古老民族都有關于萬物創生的神話，在中國開天劈地的是盤古氏，《太平御覽》記載這一神話說:“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羅，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繹史》中記述盤古死后化生萬物: “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岳，血液為江河，筋絡為地里，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隨為珠玉，汗流為雨澤。”按這說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從有盤古氏后才開出天地萬物，“盤古何神兮立天地? 巨靈何圣兮造山川? ”唐詩中就有這樣的詰問，為什么盤古有那樣大的神力，因為他超越常人，是一條龍。人們把這樣開天劈地的偉大的形象賦予龍，是對龍推崇極至的表現。

龍在遠古受到這樣的尊崇，是因為先人們把它視為生命的來源，中華民族以炎黃為始祖是悠久歷史的共識。古籍記載“ 軒轅(黃帝)黃龍體”， 神農氏母親見到“神龍首”有感而“生炎帝”，因此神農氏又稱神龍氏，炎黃二帝都是龍的后代。龍的傳說不僅在史前盛行，自華夏族形成國家伊始就開始了龍的傳人史。蛇與龍在傳說中本是兩位一體的形象，人面蛇身的女媧與伏犧交尾的壁畫已廣為人知。第一代王朝夏的國君禹，姓姒，即已，已即蛇。禹字從蟲，蟲與已同，即與蛇同，《初學記》說鯀死后“三歲不腐，剖之于吳刀，化為黃龍，是用出禹。”禹是中國第一代君主，也是龍的第一代傳人。

有關龍的傳說在少數民族地區也相當豐富。西南是巴蜀人的故鄉，“巴”字，《說文解字》釋為“蟲”，“象它(蛇)”；“蜀”字的含義是“人首蛇身”；傳說西南哀牢人是少女沙壹與龍感應懷妊而生的后代；在唐代立國的南詔又稱龍尾；大理國的創始者段思平在傳說中是龍的后代；彝族有《祭龍經》，尊崇龍蛇是彝族傳之久遠的風俗。種種資料不論是考古的、文獻的、口耳相傳的，都反映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都有相似的龍崇拜。

古人習慣以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來表達地域和空間觀念，黃帝起自黃河流域，地處中原地帶，對周邊地區處于中心的位置。五方氏族聚會，古語稱“五龍聚會”，黃帝居其中。這居中觀念的形成，表現了黃帝在與地方氏族的聯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共主與共祖，相得益彰，以龍崇拜為中心，勾畫出中華民族聯合的雛形。

在民眾心目中，龍的顯貴首先是因為它是威權顯赫的帝王象征。秦始皇自稱祖龍，漢高祖自認是其母與龍交合而生，唐太宗自詡真龍天子，什么“龍顏”、“龍體”、“龍種”、“龍子龍孫”、“龍袍”、“龍座”、“龍床”等等，幾乎成為皇帝體貌和生活用品的專用名稱，凡是僭用這些名稱的都視為大逆不道。龍，自秦漢以后就被統治者利用，成為皇帝和皇權的符號，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然而，龍的貴族化并沒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龍，還是一代俊杰的美稱，諸葛亮出山前自稱臥龍就是一例；高才俊逸的風度被奉為“龍章鳳彩”；雄勁剛健的美文雅稱為“龍文”；科舉會試中選的稱登上“龍虎榜”；“望子成龍”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態，這說明“龍”又是對杰出的人和事的贊譽。龍，并非是帝王的專利。

由此可見，龍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平凡到十二生肖中的一種，在茫茫人海中的我、你、他都有可能以龍為本命年。百家姓中的龍姓，不乏有市井人家。南方水上居民稱為“龍戶”，農民遮雨用的蓑衣，又稱“龍具”。以龍命名的草木瓜果，菜蔬藥材，如烏龍茶、龍舌草、龍血樹、龍爪槐、龍爪花、龍涎香、龍眼等等屢見不鮮。江河湖海，城鎮鄉里以龍命名的也不少見。各種以龍為主題的廟會、祭堂、儀式、戲曲、話本、吉祥物以及舞龍燈、劃龍舟等等舉不勝舉，種種事象充分顯示了龍與平民的親和性。有關龍的形象、傳說和寓意，已融進中華民族各地區、各階層、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休閑娛樂之中，成為中國人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

由此可見龍的顯貴，并不在于帝王的影響，而是因為民眾先有了龍的崇拜，爾后才被帝王附會，用以提高自己的身價。作為精英文化中的各種流派，對龍的解釋和研究，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龍，被儒家奉為“仁獸”，作為帝王之象；道家的太上老君憑借青龍，上天入地，穿山涉水，龍是神仙的助手；佛教傳入中國帶來龍王、龍宮的傳說，富有平民情調。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宮廷龍，民間龍，政治龍、藝術龍，儒教龍、道教龍和佛教龍之別，種種說法表明，從貴族到平民，從世俗到宗教，都欣賞龍、崇拜龍。龍，已成為全民共賞的文化象征。

但是這樣一種全民共賞的文化象征，在實際生活中并不存在，且看龍的造型 :牛的耳，鹿的腳，虎的掌，鷹的爪，蛇的體，魚鱗身，口中還吐出須，這是什么動物? 中國找不到，世界沒有。可它在中國傳之萬年，竟然擁有那樣茁壯的生命力 !為什么? 這天上飛的，陸上跑的，水中游的都集于一身，海陸空的性能全都具備，這無所不包的形象，展現的是無所不能的威力。所以神話傳說它能呼風喚雨，行云播霧，吹一口氣就是風，吭一聲就打雷，睜一睜眼是白天，眼一閉就成黑夜，這是什么境界? 是宗教境界。中國龍創生在原始人的圖騰崇拜中，這是人們從萬物有靈的信仰，進而確信自己是某一生靈的后代，并以這生靈為自己氏族的圖騰，以與其他氏族相區別，這種帶有群體性、識別性的生靈崇拜是氏族社會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古書記載有關黃帝是“人首蛇身”，炎帝是“人身牛首”的傳說，實際上是不同氏族的圖騰標志，當信奉牛、虎、鹿、鷹、蛇、魚等圖騰的氏族在走向聯合的時候，這些標志也相互融合，逐漸形成了多種圖騰的統一，也就是提取牛、虎、鹿、鷹、蛇、魚等主要特征，加以揚棄和改造，重新組合成新的形象，這就是“龍”。這樣的龍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與世界上任何生物相比擬，正如聞一多所說，龍是“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

毫無疑問，此種構想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在文明的前夜，即以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創造了有別于自然龍的復合龍，雖然它在世界上從不存在，但它的綜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龍，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創造，龍的本身不僅兼容了多種飛禽走獸的形態和功能，連龍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中國古代有龍生九子的傳說，這九子各有各的個性和愛好，明代學者李東陽在《記龍生九子》一文中說:“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 這九個兒子有好音樂的、好行文的、好訴訟的、好冒險的、好負重的、 好動的、好靜的、還有好打架的等等。這個被中國人視為神圣的龍，并不要求兒子像自己一樣成龍，而是任其自由發展，各行其事，這是多么寬容博大的胸懷! 這雖然是一則神話，但在民間廣為流傳，并附會在人們無比崇拜的龍身上，不能不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反映。

綜合的基礎是兼容，這是多元互補的思維方式。優勢互補增強了個數相加的效應，產生新的飛躍。經過綜合后的形象雖然已不是初具的形態，但初具的形態卻在綜合中得到升華，優勢互補增強了個數相加的效應，產生新的飛躍。龍，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創造，這多元性使得它具有匯百川而入大海的氣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內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

中國龍的復合形態，是中國人運用綜合思維對多種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國人早在史前時期就已粗具的文化風格。進入文明社會以后，經過各種學說和流派的包裝和發展，龍的造型愈來愈加多樣，功能愈來愈加復雜，內涵愈來愈加深厚，形成別具一格的龍文化。雖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龍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雜的情況，毫無疑義的是，中國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綜合思維方式創造了中國龍的獨特形態。所以兼容與綜合是龍文化的主體精神，也是中國文化的原創精神。

“有容乃大”方為龍，這是中華民族最古老而又最具有現代價值的民族精神!

二、兼容，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優良傳統

龍文化是中華文化形象化的表征，它不僅是華夏文明初創時期的特色，也貫穿中華文化發展的過程，以兼容并蓄的胸懷吸收各地區和外來文化，建立多元復合的文化體系，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人們往往有這樣的錯覺，以為凡是傳統的都是土生土長的，其實中國傳統文化融有豐富的外來文化因素。衣食住行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交通不便，旅程艱險，都擋不住人們對商品交換的渴望，步行馬載，跋山涉水，傳播文明的種子，改善物質生活的事例，屢屢不勝枚舉，最古的史藉《尚書》記述:“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現在人們常吃的蔬菜有來自南美的西紅柿、玉米、土豆，印度的茄子，伊朗的菠菜，巴西的花生，歐洲的蘋果，還有西域的葡萄、西瓜等等都是古代的“舶來品”，在《詩經》中記載的二千多年前的數十種蔬菜瓜果，大都在歷史發展中淘汰。中國是最早發明絲織品的故鄉，遠銷古羅馬的絲綢，價錢比金子還要貴重，但是中國人穿用最多的棉布原料棉花，則是傳自異邦，到元明才普及。先秦的人們還席地而坐，后來坐上椅子，睡在床上，屋上蓋的琉璃瓦，園林中各式各樣的塔，餐桌上的烙餅，以及納涼用的折扇等等日用器物，都是受惠外來文化，為中國人所享用。

如果說吃穿用是通過商品交換，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欲望，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非商品性的創造，如宗教、藝術和學術也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物質生活上的享用，不可抑制地要求滿足精神上的需要，物質的、精神的幾乎聯翩東漸。胡琴、琵琶并非國產，戲曲器樂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從西域移植的，先秦的華夏古樂大都已失傳。如果沒有印度佛教藝術的引進，就不可能有敦煌壁畫、大同云岡石窟、樂山大佛的輝煌成就。玉兔月宮的神話故事在我國家喻戶曉，那個白毛、紅睛、長耳朵的可愛形象，乃是先民從羅馬野兔馴養中培育的家生品種，而白兔與月亮相聯系的構圖是來自印度廟宇的壁畫。時下著書立說常用的章節體，自漢魏以后形成。先秦的諸子典籍，體大精深自不待言，但著述體裁除了文學作品和訓詁以外，基本上是語錄體或敘述體，行文籠統，脈絡不清，佛教的輸入帶來經論中條分縷析的傳統，促使著述體變革，形成章節體，沿用至今。佛教的哲理和思辯對民族智慧有莫大的影響，最雄辯的事實是，作為封建社會后期正統思想的理學，是融匯儒、佛、道三家學說而形成的儒學新流派，西來的印度學說對構造理學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人有句名言:“東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雖然它的本意是強調“理”的普遍意義，但也體現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只要具有“理”的真諦，不管是來自西方或東方，都可尊為圣人，奉為楷模。中國人對生化萬物的天，覆育萬物的地，孕養生命的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賢，四者同祭。在民間信仰中，儒家的孔子、佛家的釋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并祀于一堂，佛寺、道觀、孔廟遍設各地，相安相容。信儒的信道又信佛屢見不鮮。對于少數民族，并不在意膚色和種族的差別，只注重禮義的教化和認同，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一家”，“夷狄進中國則中國之”等等，表明中國文化的兼容精神可上可下，無粗無細，兼采并容，富有匯眾流而入大海的恢弘氣魄。

中國封建社會是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皇權高于一切，政權對文化有直接干預的作用，正確的政策能揚長抑短，錯誤的政策也能揚短抑長，政策上的開放與閉鎖，對中國文化的盛衰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是一個開放性的朝代，《新唐書. 五行志》記載天寶年間: “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 時人稱為“時世妝”，元稹的《法曲》詠:“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舊唐書. 音樂一》述:“ 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 胡樂、胡舞、胡服風靡一時， 大唐雅樂更是薈萃中外古今之作。印度的佛教在唐代擁有很大的勢力，韓愈的辟佛，不僅不能摧抑佛教，反而促成中國式的教派，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的興起，佛教經典在中國保存之多，連印度本土也望塵莫及。西方的景教在唐代擁有數萬教民，連戰功赫赫的大將郭子儀也成為教徒，伊斯蘭教在唐代開始在中國立足。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火襖教等等相繼在泉州建立寺院，土的洋的教派林立，互不干擾，被后世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海陸絲綢之路聯結東西方文化，敦煌文化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偉大成果。中外貿易尤為發達，在廣州的外商云集十萬之眾。在長安留學的外國學生有三萬多人，《新唐書》記載，在長安增辟的學生宿舍有一一千二百多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唐代出土的黑人陶俑，從體型、膚色、發式、五官的特征來看與非洲的黑人維妙維肖，中國藝人非有長期的觀察，不能創作出如此逼真的形象。長安是馳名世界的國際大都會，胡風盛極一時，這使近代學者驚嘆: 唐代印度化了! 其結果不僅沒有使漢文化化為印度文化，反而促進漢文化發展到新階段，造就了輝煌的唐代文明。一部《全唐詩》有二千三百余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一姓王朝能擁有這樣多的詩人名垂史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篇，冠絕千古，膾炙人口。科舉制在唐代的確立，開創了朝廷選官向社會開放的傳統，庶民、布衣可以通過考試，平步青云，促使天下英才俊杰紛紛歸附中央，刷新官僚體制。這不僅比唯門第出身而任官的九品中正制進步，也遠比歐洲貴族的世襲制具有世界領先的優越性，國計民生的許多部門如印刷、醫藥、冶金、建筑等科學技術的創造發明，光華四射。唐文化不僅是我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古世界東西方各國所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峰。

漢文化在民族強大時是如此，在衰落時也并不枯萎。蒙族征服中原而創立的元朝，漢人是三等居民，南人更是生活在最低層，蒙人、色目人高踞在漢人南人之上，肆行種種壓迫，其結果不是被征服者同化，而是被征服者卻把征服者同化了。漢文化由于吸收了異族和西域文化又有新的發展，從元代興起的歌詩元曲，與漢賦、唐詩、宋詞同享盛名，飲譽后世。元代的戲劇遠播歐洲，被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所推崇，關漢卿位列世界文化名人，令后人高山仰止。元代的科學技術是中國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郭守敬的天文測算和天文儀器的制造，王禎對農業技術的總結，黃道婆對紡織技術的革新等等都在科技史上名垂千古，馳名世界的四大發明，是從元代傳向歐洲，指南針推動了航海事業的發展，造紙印刷術有助于人文思想的普及。人稱中國的科學技術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的興起和傳播，這不是過譽之言。

中國文化對異國文化具有強大的涵攝力是舉世無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納能力的充分表現。在世界上堪稱內聚力最強的猶太文化，在猶太人失去祖國，客居他鄉，被異邦文化包圍的情況下，以不可思議的頑強性，抵制外邦文化的同化，保持猶太文化的特質，使沒有祖國庇護的猶太文化綿延不絕，不可不謂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現象。但是這個不被任何國家同化的猶太文化，一旦進入中國，卻被中國文化所消融。在唐宋時期就有大批猶太人經波斯、印度進入中國，聚居在開封的猶太移民有七大家族，其姓氏皆由皇帝賜予，聲名顯赫。他們有專設的教堂和希伯萊學校，嚴格按照猶太教規生活作息。然而留存在開封的猶太寺院，高懸的對聯卻是 :“ 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圣賢源頭。 ”完全接受了儒家信條，猶太后裔至今已鮮為人知。主張走出家庭信奉上帝的基督教，進入東羅馬帝國，促成了東羅馬家族制的崩潰，但是進入中國不僅沒有動搖中國的家族制度，基督徒卻服從了中國的家族制，接受了祭祖的儀典。佛教的僧伽制度本是背離家族的，僧侶都是走出家庭，擺脫親情而遁入空門的信徒，進入中國后，增添了超度亡親的盂蘭會并成為佛教最大的盛典。與家族本無關系的佛教奧義，成為維系家族的重要力量，反映了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漢化，完全接受了儒家傳統。

這種涵攝不只是簡單的同化，又往往是經過中華文化的吐納和改造，創生新的形態，使中華文化更為多姿多彩。從西域傳來獅子造型的原本形象，是有翼膀的，兇悍的百獸之王，佛教以它作為佛法的象征，使人產生震懾而畏懼的宗教心理，可在中國工匠手里卻改變了性格，如今在雕塑和舞蹈中常見的模樣是勇猛而又柔順，威嚴而又和善，雄獅舞繡球，雌獅戲幼獅，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與原初形態大異其趣。又如佛教中管領一方的天神稱為“尊天”，諸天神各有來歷，大多出于南亞次大陸的神話傳說，后來為佛教吸收，成為佛法的護持者，進入中國后不斷漢化，到近代已與當初面目全非。大梵天在印度的形象是，有四個頭，面向四方，有四只手分別握著經典、蓮花、匙子、念珠或孟缽，漢化后成為手持蓮花，穩健練達的中年帝王相。帝釋天原是褐色的、善于變化的天神，漢化后成為英俊少年，有的還塑造成如花似玉的美后。最著名的莫如觀音大士，在本土印度是挺胸凸肚的男身，進入中國后變成笑容可掬的女菩薩。送子觀音的出現，表現西來的佛教信仰不僅在偶像崇拜方面發生變異，更重要的是賦予送子作為佛的天職，以儒家崇尚的多子多孫作為佛對世人的祝福和恩賜，充分表現了佛的倫理化。所以從中國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進入中國則中國化，中華文化正是緣此不斷納新，生生不息。龍文化的兼容和綜合精神，貫穿中國文化的發展，蔚為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使后世受惠無窮。

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劇是，當世界上出現更高的文明資本主義文化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政策卻由開放轉向封閉，以天朝上國自居，盲目排外，不求更進，能容納改革的余地愈來愈窄。封建文化伴隨封建生產方式的沒落出現頹勢，固步自封的心態和封閉政策如影相隨，相互促退，形成惡性循環。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從世界先進國家淪為落后的行列，是從明清之際開始的，明清的封閉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以鄭和下西洋為例，明初的出航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船隊，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不論此行的動機是出于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還是宣揚明王朝的德威，從后果來看，從本土走向遠洋，不能不視為開放性的行動，但是由于明代的閉關自守，官員沒有開放的心態，使得這次在海外贏得極高聲譽的航行，在國內作為弊政，遭到取締。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經濟上得不償失，反映下西洋并不是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只是滿足統治者一時的政治欲望，致使開放的行動沒有開放的政策和心態來保障和支持，從而招致失敗。1792年乾隆皇帝80壽辰，英王喬治第三派遣特使帶著科學器材、天文儀器、軍械模型、樂器鐘表等工業產品前來賀壽并要求通商。乾隆的回話是，天朝德威遠播，萬國來王，種種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封建統治者唯我獨尊，孤陋寡聞，不識世界發展的大勢，幾乎成為封建社會末期朝政的痼疾。20世紀初慈禧施行新政，購買機器，讓宮中婦女學習織造，其主旨是要公主、福晉、命婦通過織毛巾雜物，進行三從四德之一德“婦工”的教育。在封建社會形態中以封建關系和觀念組織生產，即使用上進口的機器，也不能培育先進的生產意識。陳舊的生產關系和閉關自守的國策相結合，使得封建體制愈益僵化、板結，最后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進行徹底的改造。

封建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清代統治者的閉目塞聽也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是光照青史的漢唐風度，推動中華文化繁榮昌盛的兼容綜合精神和開放政策卻蔚為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啟發今人思考，古人尚有此博大的胸懷，作為建設中國現代化的炎黃子孫，更應該有海納百川的精神。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經濟上的對外開放，首先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這是西方文化這最活躍的因素。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從精神領域引起人們思維方式、倫理觀念、價值判斷、社會心理的一系列變化。世界商品市場的開發和運轉，已把世界聯系成一個整體----地球村。人們在社會生活領域愈來愈廣泛的交流和認同，消費生活國際化的大趨勢，正在改變社會的面貌。所以中國的開放，乃是多方位、多層次的寬泛的開放，兩種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激蕩，正是譜寫中華文化高歌的前奏，是又一次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最佳時機。

弘揚兼容和綜合的精神，走向新世紀，是中華文化的再一次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