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618-907）歷來被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光輝的一個時代。唐代造就了一個具備國際化特征的唐文化圈，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從地域上來看，日本有著接觸并吸收唐文化的有利條件。本文主要從菅原道真的文學成就來看日本平安朝文學與唐文學。

【關鍵詞】菅原道真 日本 平安朝文學 唐文學

據史書記載，公元7世紀至9世紀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唐朝的文化和制度。這些使節將唐時的政治、法律、藝術、宗教等先進文化帶回日本，經過吸收理解與融合終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的唐文學，尤其是唐詩對日本漢文學的產生發展影響更為深遠。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著頻繁的往來，據藤原佐世寫的日本最古的漢書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記載，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詩文集帶到了日本。現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漢詩的相關節目，內容上幾乎都是唐詩。并且日本現在還有很多唐詩愛好者。本文主要從日本平安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菅原道真入手，淺顯地探討一下唐文學和日本文學的關聯。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時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學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賞識。作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經抵制過藤原氏集團的專政，當唐朝國勢日漸衰微之時，是他上奏天皇，建議停派遣唐使。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學家，不僅和歌寫得好，還精通漢文學。“傳題傷馬送，江尾損船迎”、“驛長莫驚時序改，一榮一落是春秋”這樣的詩句放在唐詩中也令人拍案叫絕。其詩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編纂的《類聚國史》《日本三代實錄》成為日本寶貴的文化遺產。他的名字在中國可能鮮為人知，但在日本卻是家喻戶曉，人們都遵奉他為“天神”、“學問之神”。

菅原道真能夠達到如此高的文學造詣與唐文學有很深的淵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個世襲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職）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隨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石川道益前來中國，在遣唐使團中任判官職，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進唐朝的宮廷服飾、禮儀等，向日本人講讀唐文學，參加了《凌云集》、《文化秀麗集》的編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隨遣唐使藤原常嗣到過中國。其父菅原是善的時代是唐文學傳入日本的全盛時代，菅原是善的詩被稱為“藻思華瞻，聲價尤高”。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從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學才華的基礎。

菅原道真師從島田忠臣（828-892），而島田忠臣受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風影響最大，加之平安朝時期，朗詠詩文是貴族們的風雅，白居易的詩文曾一度受到他們的頂禮膜拜。“日本詩文集錦《和漢朗詠集》（1013）中刊載了26名唐朝詩人的詩，其中白居易的詩達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風，易于理解；從底層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質的《白氏文集》；白詩中雪月花的題材較多，和日本的詩歌主題基本一致；白居易詩中充滿著一種佛教的無常觀，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審美觀點等因素導致白詩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菅原道真，其漢詩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詩風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體驗民間疾苦的題材為主，如《賣炭翁》中的“心憂炭賤愿天寒”，《路遇白頭翁》中的“無妻無子獨身窮三間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讚岐府任職期間，寫下《寒早》十首，分別是詠“走環人”(因困難生活而逃亡他鄉，卻在他鄉也無法維持生計，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來人”(從他鄉流浪到讚岐來的人)、“老鰥人”、“夙孤人”、“藥圃人”、“驛亭入”“賃船人”、“釣魚人”、“賣鹽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廣泛接觸社會，了解民間疾苦的創作風格。《行春詞》一詩中寫到：“過雨經營修府庫，臨煙刻縷辨溝塍。遍開草褥冤囚錄，輕舉蒲鞭宿惡懲。尊長思教卑幼順，卑貧恐被富強凌。安存耄邁飧非肉，賬恤孤煢餓曲肱。樓家門留門主，耦耕田畔立尋朋。”進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詩中處理政務的情形充分體現了他對百姓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還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頭翁》，“貞觀末年元慶始，政無慈愛法多偏。雖有旱實不言上，雖有疫死不哀憐。四萬余戶生荊棘，十有一縣無炊煙。”反映了讚岐民生凋敝的狀況。

菅原道真除在詩風上具備白詩風格之外，在人生經歷上與白居易也有著很多相似之處。815年，白居易因首上書請急捕賊以雪國恥而受到讒毀，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轉捩點，也是白居易詩風的轉折點。之前白居易的詩多是取材于社會現實的諷喻詩，之后的詩則帶有消極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詩中通過寫琵琶女的淪落身世，觸發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詩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現實意義。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樣的被誣陷被貶的經歷，被貶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詩中，“黃萎顏色白霜頭，況復千余里外投。昔被榮花組縛，今為貶謫草萊囚。光似鏡無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光似鏡無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詩中將自己比作蕭瑟的秋天，詩人的蒼白、愁苦、郁悶無助盡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傳來的家信時，寫有《讀家書》一詩：“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風吹著一封書。西門樹被人移去，北地園教客寄居。紙裹生姜稱藥種，竹籠昆布記齋儲。不言妻子饑寒苦，為是還愁懊惱余。”隱約說出了家中被剝削，生活艱難的凄慘困境。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道真和白氏兩人在此方面可謂如出一轍。

以上主要從菅原道真取得文學成就的原因，漢文學的主題，內容特色方面探討了唐文學（以白居易為例）對日本平安文學的意義和影響以及日本平安朝時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學的基礎上努力確立民族文學風格的特征。在探討唐文學對日本平安文學的關聯時，往往容易走入單方面看待或者過分夸大中對日的影響，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擺脫唐文化的影響這一誤區。平安前期，漢文學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貴族和僧侶，廣大下層民眾則很難學習或無條件來學習漢文，假名的出現使得文化知識得以在更大范圍內傳播，隨著假名的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日本文學開始登場了，出現了完全用假名創作的詩歌物語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學逐漸擺脫了漢文學的影響。日本平安朝從接觸唐文化、學習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過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對今后在國際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異民族文化與發展本國特色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1]姚亞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學.日語知識，2003，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72冊）.巖波書店，1966.

[3]饒芃子，王琢.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3.

[4]于長敏.日本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日語知識，1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