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柳永是北宋初期詞壇一名著名庶族詞人。他一生創作了大量深得廣大市民喜愛、在市井歌樓廣為傳唱的詞作。他大量吸收蘊藏在民間的藝術養分，創新詞曲。他的詞作語言通俗、曲調流暢，瑯瑯上口，在當時民間廣為流傳，在那個時代形成一股強勁的“柳永熱”。這股“熱旋風”的形成是宋初社會文化轉型的產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同時是他適應文化市場的需求，重視市民文化消費水平及其心理對詞傳播影響的結果。“柳永熱”對后世文學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北宋詞壇；柳永；柳永熱；文化消費

柳永(約987一約1053)，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寫詞的人。柳永詞作自問世以來，即打破隋唐以來詞創作蕭條沉寂的局面，使得詞作從只有王公貴族士大夫欣賞的陽春白雪走向民間，成為當時最受廣大底層普通百姓喜聞樂見和歡迎的“流行歌曲”，也因此使得柳永成為北宋時期最受推崇的詞壇偶像和最具影響力的詞人。我們把北宋詞壇這種現象稱為“柳永熱”現象。筆者不揣鄙陋，擬對“柳永熱”現象作分析，并探討北宋詞壇出現“柳永熱”的成因及其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的啟迪。

關于“柳永熱”現象，在相關典籍中均有記載，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柳詞受追捧者眾多，層次廣泛。追捧柳詞的有皇帝、宰相、和尚，那些歌妓和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說了。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口口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宋哲宗宰相韓維也是“柳永迷”。韓維“每酒后好謳柳三變一曲。”邢州開元寺和尚法明更是超級“柳永迷”。他“每飲至大醉，維唱柳詞”，“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欣然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闕而后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余年。”臨終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即“跏趺而逝”。那些妓女對柳詞更是喜愛有加，她們為了得到新詞，“移宮換羽”，“多以金物資之。”這些“柳永迷”只是文獻記載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像上述超級“粉絲”還有很多很多。

其次，柳詞的傳播范圍很廣。柳詞在大宋國可謂街知巷聞，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 (柳詞不但在大宋國大江南北廣泛傳播，而且在西夏、遼、金等地方也非常流行。葉夢得曾說：“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之甚廣也。”另據僧人文瑩《湘山野錄》記載：“吳俗歲祀，里巫祀神，但歌‘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他們所歌的正是柳永《滿江紅》的詞句。可見柳詞不但流行歌筵酒肆，勾欄瓦子，同樣流行于民間社祀。

第三，柳詞屢為文人師法。據蔡絳《西清詩話》載：“仁廟嘉佑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王安石)以知制誥預末座，帝出詩以示群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其詩云：‘披香殿上流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王安石是否有意剽竊，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在師法柳詞。而師法柳詞，在宋代不只王安石一人。據王灼《碧雞漫志》載：“沈公述(唐)、李元景(甲)、孔方平(夷)處度(矩)叔侄、晁次膺(端禮)、萬俟雅言(詠)皆有佳旬，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無韻。”蘇軾自以為“自是一家”，但我們翻閱蘇軾和柳永詞集時，令人驚奇的是兩家詞竟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詞句或意象。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鳳棲梧》，又名《蝶戀花》)“衣帶漸寬無別意，新書報我添憔悴”。(蘇軾《蝶戀花》)“江山如畫，云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柳永《雙聲子》)“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蘇軾《念奴嬌》)周邦彥慢詞的章法結構，同樣是從柳詞中脫胎出來的。夏敬觀先生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回環往復，一唱三嘆，故慢詞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士大夫師法柳詞，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柳詞的傳播，使“柳永熱”變得更“熱”。

北宋詞壇出現“柳永熱”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取決于當時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李清照《詞論》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顯而易見，柳詞之所以“大得聲稱于世”，首先取決于“五代干戈”已熄，而“本朝，禮樂文武大備”這樣的時代背景。

眾所周知，我國在唐朝初期出現了封建社會最鼎盛的貞觀之治，然而到了晚唐，誠如每一個封建王朝更替一樣，后唐近百年期間，藩鎮、宦官以及朋黨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交織，再加上當時水災、旱災、饑荒等災害，百姓朝不保夕；還有，當時外患不斷，政治極度黑暗，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嚴重倒退，以致“國有九破”和“民有八苦”。由是，農民起義也就不可避免。自此時直至以后的百余年間北宋建朝，整個華夏大地始終處于戰亂之中。在這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老百姓連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生存都存在問題，哪里會有閑情逸致欣賞歌舞呢?只是到了趙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穩定社會、促進生產的措施，經過多年整肅，才使得北宋王朝出現后唐以來少有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的大好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安居樂業，自然產生更高的生活追求，而柳永則正逢其時。

詞又為曲子詞，本為秦樓楚館宴前的娛賓遣興之作。北宋時期，汴京等大城市相繼出現空前的繁榮。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就非常形象地描寫當時的情況：“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大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

此外，宋太祖鼓勵大臣優游享樂：“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年。”于是追逐歌舞，淺斟低唱之風迅速彌漫整個社會。這時候，官僚、士大夫們需要歌舞以佐清歡，廣大市民的文化娛樂需要也不斷擴大。于是出現酒樓食肆醉舞酣歌、秦樓楚館競作新聲的局面。北宋時期這種玩世享樂之風，便是柳詞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柳詞正是在歌舞升平的人文環境中孕育滋長出來的，他創制的詞多為筵席間合樂應歌之作。

北宋時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對詞存有偏見，以詞為淫詞艷語而加以鄙棄。他們往往把自己的詞集稱作“詩余”、“琴趣”、“長短句”、“樂府”、“漁笛譜”等，如黃庭堅和晁端禮把自己的詞集分別稱作《山谷琴趣外篇》、《閑齋琴趣》。宋人魏泰記錄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對話便反映了宋人這一心態：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日：“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日：“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這種心態導致士大夫文人“偶爾作詞”或“詩詞間作”。而柳永堅持自己的文藝創作道路，成為當時唯一的專業填詞人。這些士大夫文人絕大多數是貴族詞人，他們是貴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獨樹一幟，高舉庶族文化的旗幟，成為庶族文化的領軍人物。

慢詞是當時最流行的歌詞，也是當時的市井新聲。作慢詞數量的多少，就決定了詞人在流行音樂市場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時期慢詞數量最多的作家。我們不妨把與柳永(987—1053)同時代詞人的詞作作比較：張先(990—1078)有詞164首，其中慢詞17首，晏殊(991—1055)有詞137首，其中慢詞3首，歐陽修(1007—1072)有詞241首，其中慢詞13首，而柳永有詞213首，其中慢詞125首。口永慢詞的廣泛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天下的局面。詞論家吳世昌曾這樣評價柳永：“敦煌詞和《尊前集》中，已間有慢詞。《尊前集》有晚唐鐘輻的《卜算子慢》，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表明‘慢’的調名。至柳永《樂章集》，其新腔則大都是慢詞，這種進展自然反映了樂曲創作的重點的轉移。”柳詞之所以深受市民喜愛，其重要原因就是這種慢詞的“新”。 其次是取決于柳永天資經歷及其創作風格。柳永少時聰穎，諳識音律，擅為歌詞。楊口《古今詞話》有證：當時有無名氏《眉峰碧》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后誤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頗變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徑”。

此外，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永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試落第，后屢試屢敗，落拓京師，及遍游汴京、臨安、蘇州等繁華都市，期間，柳永的家人因柳永的壞名聲而中斷柳永的經濟供給。柳永為了生計和仕途，與妓女、樂工為友，為他們撰寫歌詞，賺點潤筆費。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進士。柳永曾經做過縣令、屯田員外郎等小官，但因政績一般，一直不得升遷。還有，柳詞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文化消費口味。由于柳永長時間生活在市井中，即使為官后，也體察民情，為民請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識，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清楚。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在傳統的文學范疇內沒有一席之地，他們強烈要求有一種通俗的市民文學能適應他們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們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們的世俗情味的審美理想。

他書寫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聲。柳詞的視野范圍鋪及社會各個層面，并運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語言來表達市民關注和喜愛的生活情調，柳詞的語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細密而妥溜”。

這樣的詞，歌妓喜歡唱，聽眾也聽得明白，自然柳詞也流行了。可見，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會底層，這也就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因為這樣，柳詞變得大紅大紫也就成為必然!概而言之，時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刨造了時代，柳詞在傳播中產生強烈的社會效應，贏得了千千萬萬的“柳迷”。

“柳永熱”現象的出現，體現了新時期通俗文學與傳統高雅文學分庭抗禮，標志著詞的發展已經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在兩宋歌壇的文化沙龍上。不少貴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壇上爭一席之位，亦紛紛開始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將視野投向社會，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時期的蘇軾、王安石等文人師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棄疾、劉克莊等詞人同樣深受柳永創作風格的影響，詞作表現出關注老百姓的命運，傾聽老百姓的心聲，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棄疾的《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表達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劉克莊《玉樓春》：“男)渴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體現詞人對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視及強烈的憂國傷時的情感。柳詞不但對后世詞人產生影響，而且對通俗文學，如諸宮調的產生、劇曲的形成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時代，雜劇沒有唱詞，而柳永之后的宋雜劇就有唱詞，之后金院本、南戲繼承并發揚之，至元雜劇就達到異常成熟的階段。而明清時代的主流文學戲曲和小說，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而傳統的詩歌，盡管當時流派眾多，但無法搶占通俗文學的勢頭，詩歌最終成為點綴那個時代主流文學的綠葉。

綜觀北宋詞壇的現象，在宋庶文化的大氣候的影響下，傳統的高雅文學逐漸嬗變為通俗文學，崇尚通俗文學成了當時人們文化消費心理，通俗文學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高雅文學也因此受到冷落。北宋末年的陳師道對此感到無奈：“(余)詞自不減秦七、黃九，而鄉妓無欲余之詞者。”(附雅詞如此被冷落，真是可悲啊!宋人為何不喜愛雅詞呢?黃升和沈義父對此作出解釋。黃升認為：“劉伯寵，武夷之文士，尤工于樂府，而鮮傳于世。下字造語，精深華妙，惟識者能知之。”

沈義父說：“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鬧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 (由此觀之，士大夫文人所作的雅詞，講求音律，用詞精妙，是可“讀”之詩。其實，絕大多數聽眾不可能是飽讀詩書之人，可“讀”之詩往往艱澀難懂。在秦樓楚館中，那些可“讀”之詩，絕大多數的消費者都不愿意聽，也聽不懂。演唱者為了取悅客人，增加“票房”收入，也不愿意唱那些可“讀”之詩。柳詞之所以風靡全國，以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是他的詞作具有通俗性、可讀性、時代性和創新性，也是他主動適應文化市場的需求，重視市民文化消費水平及其心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結果。

總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轉型的特定環境下，走平化創作道路，重視吸收民間的藝術，不斷開拓文化市場，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詞作者。北宋詞壇并不是一支獨秀，那些專營雅詞者，其詞作也在傳唱。不過，與柳詞相比，相距甚遠。“柳永熱”的出現，是社會文化的轉型和市民文化消費意識的轉變的必然產物，它將封建的貴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轉移到紅紅火火的民間，引領他們走進民間，關注民間的民情體悟民間的風情，歌唱民問的真情。正因為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參與，才使詞擺脫“詩余”的從屬地位，并成為雅俗共賞的新文化，這種變化，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發展，為元曲和雜劇的繁榮和發展開啟了先河。柳永在推動通俗文學的發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