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現代性是文學所具有的屬于現代的屬性，而就中國文學而言，這應是指與文學古典性不同的新屬性，如以大眾傳播媒介為主要傳輸工具、運用現代漢語符號系統、表述中國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體驗、創造新的藝術形象、面對市民消費群體等。把晚清與文學現代性聯系起來，是想由此入手探測中國文學繼其古典性衰敗后新的現代性形態的發生過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舊傳統，那么，現代性文學則應是它的一種新傳統[1]，而晚清則直接關系到這一新傳統的發生。晚清是帶有一定伸縮性的概念，我個人用它大致表述鴉片戰爭起至辛亥革命這一時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終結。對這個時段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關系向來存在不同看法。一個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觀點是，晚清代表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而非現代文學的開端。隨著80年代中期“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風行，晚清或清末與文學現代性進程的聯系逐漸受到關注。這種關注有助于在更寬泛的視野上觀照晚清文學的現代性軌跡。不過，單純從西歷紀年的“20世紀”入手談論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已經顯得有些表面化和非歷史化了；而同時，更要緊的是，這無法完整地說明文學所從中產生并發揮作用的文化語境緣由，以及文學的獨特審美特征。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進程不會單純按“20世紀”這種整齊劃分去展開，而是呈現自身的獨特邏輯線索。文學現代性的邏輯線索是可以從文學的一些相關要素上見出的，它們有：文學活動的時空布局、文化語境壓力、體驗模式、傳播媒介、語言、形象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經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學現代性的發生，需要特別關注那時帶有現代性萌芽的文學活動的時空布局方式，即它們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這直接關系到文學現代性的發生方式。至今常見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根據考察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從而滿足于文學現代性的北京中心論、“五四”標志論和形態一元論。我以為，此說在今天看來實在站不住腳。因為，只要我們適當跳出“北京”和“五四”舊觀念限制而放寬視野，就可以看到，文學現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邊緣地帶首先涌動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確實可以稱為古典性文學主流的最后堡壘，現代性在開初無力正面強攻時就只能選擇邊緣薄弱處率先突破。新的文學現代性的波瀾，正是從外地逐漸地向京城移動的；或許起初萌發于王韜、薛福成、黃遵憲等游歷海外的知識分子的朦朧體驗、想象與沖動，率先發端于19世紀70年代被英國管轄的“殖民地”香港(以王韜創辦《循環日報》為標志)，繼而是北移上海，由眾多報紙、雜志和書籍等組成的新興都市大眾傳媒網絡，接著是東渡向東京留日中國學人媒體圈(如梁啟超、章太炎、魯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學活動)，以及天津、長沙等地新生的輿論陣地，最后才借助辛亥革命勝利的顯赫聲勢在“五四”前夕沖刷文學古典性的最后堡壘北京，形成聲勢浩大的以“五四”運動為總體象征的決定性總攻與盛大慶典。當然，還可以適當考慮“太平天國”時期雙方為實施社會動員而開展的白話通俗文藝活動、20世紀初年胡適等留美學生的白話文寫作實驗等。試想，如果沒有最初發端于香港、上海、東京、天津、美國等“外地”的文學現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時北京的最后總攻與慶典就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在晚清其實有著由若干邊緣城市漸次向北京中心移動、從原初多元現代性潛能而歸于“五四”一元形態的特點。不同的邊緣城市涌動著彼此不盡相同的原初文學現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們往往在具體情勢下升起朦朧的念頭或直覺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擁有精心規劃的現代性方略。種種多元現代性因子形成眾聲喧嘩之勢，從外圍震蕩文學古典性的北京堡壘。從文學活動的這種時空布局特點看，一些學者(如王德威等)有關文學現代性在晚清擁有多元可能性之說，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要進而界定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確定發生端點，可能有些困難；取而代之，不妨暫且找出有著一定合理性的標志性事件來談論，那么，當推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中文報紙《循環日報》并撰寫現代政論散文。理由在于這里已擁有文學現代性的多重因子：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報紙)、現代政論散文文體(報刊社論體)、全球性格局中的新體驗(“地球合一”論及其他)。這樣，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可以從“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循環日報》創辦，比發生于“五四”說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現代性文學活動為什么會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這種時空布局的特點不能僅僅從文學活動本身出發去解釋。應當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語境緣由：第一，文學現代性的最大動力不是出自文學內部而是來自文化語境的變革壓力，盡管文學內部的原因也需要適當考慮；第二，面對當時作為古典性政治與文化堡壘的北京的強勢存在，最初的現代性沖動只能選擇北京之外的邊緣地帶積聚力量而伺機突破。所以，在晚清尋覓文學現代性的最初微瀾時，應當考慮到如下文化語境狀況：這些初瀾常常涌動于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無意識間，而這種無意識又具有遠比文學本身更豐富的文化內涵——與深潛于人們內心隱秘處的文化無意識交織在一起。文化語境是影響文學的更大的社會符號表意系統，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學等綜合狀況，與人們的情感與理智、意識與無意識等社會心理狀況密切關聯。以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為標志，晚清語境中回蕩著強烈的文化變革壓力：面對“列強環伺”而“中國積弱”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國人不得不起而探求文化現代性變革之路。這種文化語境需求表現在文學領域，就是要在漢語符號系統中想象性地摹擬上述文化現代性變革狀況。發生在晚清的由梁啟超發起的“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文學的內部，而是導源于更廣泛的文化語境的變革壓力——更新詩歌和小說，旨在開啟民智。中國文學的古典性進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語境時已無可挽回地顯示出頹敗跡象，甚至喪失掉自我變革的活力，從而不得不讓位于新的文學現代性進程。這樣，回蕩于晚清文化語境中的強大的變革壓力為文學現代性的最初涌起準備了合適的條件。另外，文學現代性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借助大眾媒介傳輸的具有廣泛社會動員效果的文學革命思潮的頻頻發生。而這一點在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中已經獲得了典型表現。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學現代性的發生說到底取決于人的現代性體驗的發生——這構成任何現代性大廈得以矗立的堅實“地面”。體驗是個體對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存價值的具體的日常而又深沉的體會，是感性與理性、情感與理智、想象與幻想、意識與無意識等的復合體，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構和存在的基本場所。現代性進程落實到個體上，正具體地呈現為個體體驗的現代性進程。按王韜《ｔāｏ@①園文錄外編》和《漫游隨錄》、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等的描述，中國人原來所身處于其中的“天下”已經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視群夷的“天朝上國”如今淪為劣等民族，而向來被視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為日常家居的舒適工具和衛國興邦的制勝法寶。這種變化并非僅僅表現為精英人物的思想變遷，而是意味著包括普通民眾、精英人物在內的全體國民的整個生存體驗模式的轉型，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想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變，既與高雅的精神追求也與世俗的日常生活狀態相關。一旦體驗模式發生根本轉型，那么文學由古典性向現代性的轉變就是必然的了。而正是在文學文本中可以見出那時的現代性體驗的發生蹤跡和四種類型。第一類是驚羨體驗，以王韜《ｔāｏ@①園文錄外編》和《漫游隨錄》為代表，體現了對于中國現代性進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現的東西驚奇與羨慕的姿態，指向現代性的未來維度。第二類是感憤體驗，以黃遵憲詩作為代表，顯示了現代性體驗的感傷與悲憤主調，指向現代性的現實維度。第三類為回瞥體驗，以劉鶚《老殘游記》為代表，屬于一種剩余型體驗，凝聚了對于行將消逝的中國古典性傳統的深深的懷舊之情，指向現代性的傳統維度。第四類為斷零體驗，以蘇曼殊《斷鴻零雁記》為代表，表現出一種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深深的悲愴與幽恨之情，體現為上述三種體驗類型在清末民初絕望境遇中的具體融匯形態[2]。

談論文學現代性不能不談及文學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學的外在傳播渠道，而是影響文學內容的東西。如果說晚清之前中國文學的主導媒介是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那么，以《循環日報》創辦和報刊政論文體出現為標志，機械印刷媒介就逐漸地成為中國文學的主導媒介。從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到機械印刷媒介，中國文學實現了從古典性到現代性的轉變。隨著現代報紙、雜志和書籍等新型文學媒介的不斷涌現，以及李伯元等在上海印書辦報賣文為生，文學現代性所需要的市民讀者群、文學消費欲望、大眾報刊文學文體以及都市職業作家群等因子都一并呈現出來，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整體景觀。

當然，應當冷靜地看到，作為文學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之一的現代語言變革，在晚清時段還沒有走向成熟。語言是與媒介不同的：媒介是文學的傳播渠道，而語言則是文學的符號表意系統。眾所周知，古典性文學是以古代漢語文言文為主要符號表意形式的，而現代性文學則以現代漢語白話文為主要符號表意形式。誠然，成熟的現代白話文文學作品當以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為標志，但在晚清時段，例如在王韜的散文、黃遵憲的詩歌、李伯元的小說和彈詞、林紓的翻譯小說里，在上海各種報刊雜志里，交織著“歐風美雨”的“地球”、“大海”、“赤道”、“留學生”等現代漢語詞句已開始流行，相應的報刊散文文體、文學的雅俗文類、都市時尚語言等也已陸續出現。這些無疑為現代性文學的語言系統的形成鋪設了臺階，為“五四”時期胡適和魯迅等的最后的語言總攻修筑了醒目的路標。

另外，一種新型文學傳統的形成總伴隨著新型的文學形象的誕生，包括自然形象和人物形象。如果說，“海”是與中國古典性文學傳統緊密相連的文學形象，那么，在古典“海”中加上修飾語“大”而新生的“大海”，則成為文學現代性的表征性形象。同時，以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3)中的維新人物黃克強為開端，創造具有神圣性、原創性和感染力的“現代卡里斯馬典型”人物，成為現代性文學在其20世紀時段的一種主流傳統，這一傳統甚至延續到80年代[3]。

可以見出，晚清稱得上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時段。當然，這里只是一次初略描述。還應當看到，中國文學現代性可能是一個包含若干短時段在內的長時段或超長時段進程，正像文學古典性經歷先秦、秦漢、六朝、唐、宋、元、明、清等眾多時段一樣。晚清不過屬于文學現代性的最初的短時段。至于它與后來若干短時段的關系，該另文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