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
淺議前代文學創作對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類型化人物形成的影響
摘 要:才子佳人小說曾于明清時期風靡一時,類型化人物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此類小說之所以會出現類型化人物現象,絕非偶然現象,其成因是復雜的,本文主要從前代文學創作對其的影響方面予以探討。關鍵詞:才子佳人小說 類型化人物 前代文學創作才子佳人小說曾于明清時期風靡一時,類型化人物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前人曾用“千人一面”來形容它的人物類型化傾向。對于其類型化人物現象的成因,我們主要從前代文學創作的影響來給予探討。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大多離不開對前代文學成就和藝術經驗的借鑒,才子佳人小說的創作也同樣如此。在才子佳人小說正式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出現之前,關于才子佳人婚戀故事的文學作品就已大量存在,這些作品對明清時期才子佳人小說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才子佳人小說中出現的類型化人物與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對于歷史流程中反復出現的形象范型的模仿、借鑒有關。從創作角度來看,一個新的文學形象的誕生,往往離不開對歷史文化傳統中反復出現的具有特定審美價值和豐富心理意蘊的類型形象的繼承與模仿,很難想象一
關于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女小說家顧太清:瑤臺種,不作可憐紅
前人論清代詞人,向有“男有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稱。在清代滿族文人中,無論是社會地位、創作成就,還是文學聲望,足以與王孫公子納蘭性德比肩的,是才女翹楚顧太清。 顧太清,名顧春,字子春,又字梅仙,號太清,又號云槎外史,曾在作品中自署“西林春”、“太清春”,滿族鑲藍旗人,姓西林覺羅氏。太清生于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五,卒于光緒三年(1877)十一月初三,享年七十九歲,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 顧太清出身貴族之家。她的叔祖鄂爾泰是清代雍正、乾隆兩朝重臣,祖父鄂昌官至甘肅巡撫。在雍、乾時期,鄂爾泰和張廷玉兩派斗爭,鄂爾泰的門生胡中藻撰文攻擊張黨,反被告發其詩集《堅磨生詩抄》中的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是對大清王朝的不敬與不滿。胡中藻因此被處斬。在文字獄大肆興起的背景下,鄂爾泰受到胡中藻一案的牽連,被賜自盡,家族從此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太清的父親鄂實峰,因身為罪人之后,唯有以游幕為生,窮苦度日,后娶香山富察氏為妻。生子鄂少峰;長女即太清;次女名旭,字霞仙,亦嫁富察氏。 顧太清出生名門,才貌雙全,書畫兼通,誠然為大家閨秀、名門賢淑。但是,她的人生,卻出人意料地跌宕起伏,
試論《詩言志辨》看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法
論文摘要:朱白清在《詩言志辨》中,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以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法等方法厘清詩言志、比興、詩教、風雅正變等命題。論文關鍵詞:朱自清;詩言志辨;研究方法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一書里,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在明晰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源流時.運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等科學的方法建構篇什。使《詩言志辨》如竹節渾融一體,屹立于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冊中。一、征引法在《詩言志辨》之《詩言志》篇中,朱自清先生考察《詩經》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舂秋戰國時的“詩言志”說,對“詩”、“志”考鏡源流。“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并不沖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元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正變”原只論“風雅正變”.后來卻與“文變”說聯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在《獻詩陳志》一節中,朱先生首先引今文《
關于清初貳臣文人及其文學創作評析
論文摘要:明漬易代之際的特殊歷史背景與滿清政府所采取的用人政策,促使清初“貳臣”大量出現,且直接影響著貳臣文人的生存境遇。這種身為貳臣的身份際遇,以及世代傳承的儒家忠孝節義觀念,使得貳臣文人人格心態矛盾復雜,其創作較之其他群體作家亦自具特色。論文關鍵詞:清初;貳臣文人;人格心態;創作風格明清易代之際,天災不斷,戰火連年,最終少數民族政權滿清統一了天下。國家的驟亡,異族的入主,極大地沖擊著士人。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們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或出仕新朝而為“貳臣”,或為恢復故國而繼續抗爭,或為遺民,或逃禪……儒家傳統思想賦予士子“忠君不貳”的道德要求,以及長期以來“華夷之變”觀念的浸透,無疑深深影響著文人的取予進退。在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歷盡戰亂、背負沉重心理壓力的貳臣作家,無論思想生存狀況,還是文學藝術創作,都和與之相對的遺民作家有著很大差異,且具有自己的鮮明印記。又因其成就之高,影響之深,促使我們作深入探討。一、貳臣文人的生存際遇朝代變更的特殊歷史際遇,必然促使貳臣的產生。引人注意的是,清初貳臣較之前朝,人數更多,對新朝貢獻亦
試論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背景
論文摘要:根據廣泛搜集來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史料,本文探討了明末心學、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和女性文學興盛的關系,認為心學、婚姻和母教為清代桐城女性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寬松的機會和條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是女性文學創作得以積淀并傳世的主要原因。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桐城向稱詩歌之鄉。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代理學
談寂寞清苦的文學苦旅
論文關鍵詞:文學創作;清苦寂寞;自然流暢論文摘要:寫作貴在堅持,通讀周艷麗散文,能夠看到一位對文學執著追求者的形象,文學創作是寂寞而清苦的,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可能成就文學事業。周艷麗散文最大的特點在于清新、自然、流暢、真摯。周艷麗是我的鄰居,平時各忙各的,我們來往并不多。讀她的散文還是在兩年前,她給報社投稿,恰逢我拆看,驚訝于作者對生活的敏銳洞察力與良好的文學修養,于是就有了那篇見報的散文《它是上帝賜我的》。從此,我便記住了這位有著洋溢的才情卻又樸實無華的大姐,繼而便走進了她的天地,《牽著手走》讓我真正了解了她的內心世界。通讀周艷麗的散文集《牽著手走》,我最深切的感受有兩點,一是她對文學癡迷的追求。二是她散文的清新自然流暢和真摯。一、清苦寂寞的文學追求者周艷麗對文學的追求是那么的執著,在這條清苦而又布滿荊棘的道路上,她無怨無悔地跋涉著,不計世俗的眼光,無悔隱忍的付出,從對文學充滿浪漫遐想的少女一直耕耘到自發悄悄爬上鬢角的中年時代,并且還將在這條寂寞的羊腸小道上繼續她后半生的苦旅。“二十年風雨創作路,也曾經掙扎
試論清代“性靈派”文學創作的俗化傾向
論文摘要:“性靈派”以“求俗”的文學主張獨樹一幟,成為清代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之一。“性靈派”世俗化的創作傾向不僅表現在文學題材的選擇上,還表現在詩歌語言的運用上。明清之際理學、心學的發展,市民經濟的繁榮,通俗文學作品的大量出現,都是“性靈派”文學創作俗化傾向產生的重要原因。論文關鍵詞:性靈派;袁枚;公安派;俗化一、“性靈派”文學創作的審美特征“性靈說”是中國古代詩學的重要理論之一,與“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并為有清一代四大詩歌理論。“性靈說”的濫觴,可以追溯到南朝著名詩論家鐘嶸的《詩品》,而宋代詞人楊萬里亦被清代“性靈派”文人奉為“開山之祖”,明代“公安派”提出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理論,更為“性靈派”所直接繼承。“性靈說”以尊情、重趣、求新、尚才和趨俗為主要特征的美學意趣,不但符合文學創作的基本原理,而且使詩歌這一藝術形式從“陽春白雪”的大雅之堂走向了“下里巴人”的尋常生活。應該說,“性靈說”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在于提出了“趨俗”的概念,這是“性靈說”區別于“神韻說”、“格調說”和“肌理說”的最大特征。自“性靈說”問世以后,歷
晚清士人生態與文學活動
[摘 要]晚清文學的繁榮是晚清士人在科舉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種創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學活動的路途中充滿了種種社舍的、心理的復雜動因。東南沿海口岸城市開放的文化氛圍、發達的工商業經濟培育了最早的文學讀者,也為窮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學活動謀生的職業機會。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態的變化,對于把握晚清文學活動的主流、了解文學生產的規律有直接的意義。[關鍵詞]晚清;士人;文學活動晚清一詞給現代文人留下的是無盡的遐想。政治上的腐敗,經濟上的衰竭,民生上的困頓,與文學上的生機勃發并行不悖。恰如牛糞上長出的罌粟花,充滿無盡的魅惑力。不管對晚清的文學成就作何等的評價,晚清的文學繁榮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于繁榮的原因,學術界也有過許多研究。列強的入侵引發的社會震蕩,外來文學觀念的影響,以及報章和現代印刷技術的傳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晚清文學的超常規發展準備了條件。然而這只是一些外圍的因素。晚清文學繁榮的更深刻動因應該到文學活動的主體——晚清文人集團中去尋找。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還原晚清文人生活的歷史場景,追溯晚清士人從事文學活動的社會的和個人的原因,考察晚清士人生態的變化對文學
課藝評點:清代書院文學教育側記
[摘要]課藝評點為清代一些書院的文學教育手段,清代鐘山書院與經古精舍的課藝評點都很重視文學創作的承嗣與求新、重視因材施教以及重視對生徒習作的褒揚,前者偏重于內容分析,尤其是道德教化滲,透而后者偏重于藝術評價與考據評判,前者對內發性文學創作有所關注,而后者對地位卑微的詞作積極肯定。這些評點對于提高生徒的文學創作水準、拓寬生徒的文學創作視閾以及增強生徒的文學創作自信心等方面大有裨益。不過。由于二者過于重視表彰成就而忽視揭示缺點,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徒更好的創作。[關鍵詞]清代書院;文學教育;鐘山書院;經古精舍;課藝評點 清代書院刻書的一個亮點是出版課藝等連續性讀物,及時反映書院學術成就,開今日學報先河,絕大多數課藝為生徒習作,不過也間有掌教者范文或研究成果,由于出版課藝會宣示學術主張或展示研究成果,因此得到清代不少書院的重視。課藝內容駁雜多樣,有經史之學作品、文學作品、自然科學作品等,其中,文學作品占據著重要地位。清代不少書院通過課藝評點來對生徒實施文學教育,鐘山書院與經古精舍便是如此。這兩所書院均為清代漢學書院,位于江蘇省境內(前者位于南京,后者位于常州),前
關于從崔鶯鶯、杜十娘、李香君看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歷程
[論文關鍵詞]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主體價值[論文摘要]元明清文學中女性的覺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這一漫長歷程中,戲曲作品人物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三位女性愛情觀的變化體現了女性覺醒的三個階段,從她們各自階段的個性意識出發,勾勒出女性覺醒的總體輪廓是遞進發展,并逐步實現了女性的主體價值。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人性覺醒是元明清時期社會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均有反映,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愛情題材尤為突出。而元明清戲曲中三位光輝的女性形象——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愛情觀的變化則揭示了元明清文學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發展軌跡。三位女性形象主體意識的覺醒與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特點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關于元明清文學中反映出的女性覺醒,婦女主體觀念的增強,以前的研究者在評論單個作家作品時也多有提及。但都沒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學發展的長河中對女性的覺醒作一個宏觀的總體把握。從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縱向比較中,從三位女性對理想愛情追求的不同層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的歷史性的宏觀結論。《西廂記》
明清女性詩歌的繁榮及其在文學史中的缺席
論文關鍵詞: 明清女性詩歌清自然男權話語權論文摘要:明清時期,由于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個性解放啟蒙思潮的推動,伴隨著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創作的群體化及區域化,女性詩歌創作趨向自覺,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質聞名于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但由于男權中心傳統的制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又因文學經典化問題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詩歌自身的“殘缺”,女性詩歌在文學史中一直處于缺席的地位。一 緒論: 明清女性詩歌的繁榮胡文楷先生在其《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中說道:“自班氏《漢書·藝文志》出,群書始有著錄,……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魚玄機、薛濤、花蕊夫人、楊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藝文志》所著錄者,僅三十馀家,其未著錄者,見于王西樵《宮閨氏籍藝文考略》所載甚多;均目見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可見,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女性作家代不乏人,尤其到了明清之際,幾百年間,出現了近四千位女作家,僅三百年間就有兩千多位出版過專集的女詩人,繁榮之貌,前所未有。胡文楷先生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收錄了明清女作家約3885人,收錄各種體裁的作品
晚清與文學現代性
文學現代性是文學所具有的屬于現代的屬性,而就中國文學而言,這應是指與文學古典性不同的新屬性,如以大眾傳播媒介為主要傳輸工具、運用現代漢語符號系統、表述中國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體驗、創造新的藝術形象、面對市民消費群體等。把晚清與文學現代性聯系起來,是想由此入手探測中國文學繼其古典性衰敗后新的現代性形態的發生過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舊傳統,那么,現代性文學則應是它的一種新傳統[1],而晚清則直接關系到這一新傳統的發生。晚清是帶有一定伸縮性的概念,我個人用它大致表述鴉片戰爭起至辛亥革命這一時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終結。對這個時段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關系向來存在不同看法。一個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觀點是,晚清代表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而非現代文學的開端。隨著80年代中期“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風行,晚清或清末與文學現代性進程的聯系逐漸受到關注。這種關注有助于在更寬泛的視野上觀照晚清文學的現代性軌跡。不過,單純從西歷紀年的“20世紀”入手談論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已經顯得有些表面化和非歷史化了;而同時,更要緊的是,這無法完整地說明文學所從中產生并發揮作用的文化語境緣由,以及文學的獨特
文學史的深與淺——兼評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一二十年前在沈陽讀書時,北大的王瑤先生來校講學,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問題。那是我了解文學史理論的開始,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王先生講演時的神姿。文學史寫作是個不討好的工作。一本關于文學的書能在五十年后依然被廣泛閱讀,已實屬不易,或說是獲得了讀者青睞的。王瑤的早年著作《中古文學史論》,現在依然被人們提及。聞一多研究詩經的文字,已過去了六十余年,如今讀了依然有亮點。比如《詩經的性欲觀》、《詩新臺鴻字說》、《匡齋尺牘》諸長文,每每閱之,仿佛都不減光澤。王國維的那本《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世人差不多皆寶而愛之。寫作的背后,其實亦如哲學獨白與小說式的玄機,記得王瑤也談到了類似的話題,他的觀點是,文學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規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它的。一切精神活動皆構成歷史。描述它們卻并非簡單。用康德的話說,憑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經驗界限是冒險的。我在上世紀60年代末讀過幾本俄國文學史的著作,留有很深的印象。但后來看到蘇聯解體后的資料,才知道那幾本著作引起的爭議和批評是那么巨大。對同一事物的判斷,有如此大的分歧,似乎也暗示我們這樣一個話題:有時史無定論
明清之際松江幾社的文學命運與文學史意義
【內容提要】 在文學和史學的研究視野中,晚明復社一直是研究者持續關注的焦點,并將與之同時誕生的許多其他文學社團湮沒了。事實上,明清之際與復社大致同時的松江幾社,無論其成立及活動時間、成員構成、文學思想還是文學創作、文學史地位等諸方面均獨立于復社之外,它以迥異于復社的存在方式、生存特征、學術背景和文學史影響,體現出晚明文人社團豐富的精神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松江幾社不僅是與復社并駕齊驅的文人團體,而且是較復社具有更長久的生命活力和進取精神的文學社團。近年來,關于文人結社的問題日益成為晚明文學研究一大學術熱點,而且多聚焦于晚明復社。由于復社人數眾多的壯觀“聲勢”和幾欲搖動朝政的“權勢”,使研究者步入了一種理解的“誤區”,似乎晚明所有的文人社團皆可納入復社的研究體系之中。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如松江幾社,就是與復社并駕齊驅的文人團體,并顯示出長久的生命活力和獨特的個性。本文擬以文獻資料為依據,對幾社的興衰作一探討,以期跳出晚明文學研究的“復社中心主義”,喚醒文學史“真實的記憶”。一、幾社成立及活動時間關于幾社的成立,歷來文學和史學研究存有兩種觀點:
晚清文學中的“假洋鬼子”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一道值得玩味的風景——“假洋鬼子”,自從魯迅在《阿Q正傳》里寫過那個手持文明棍、兩腿筆直、從東洋速成歸來的錢大少爺之后,這個稱呼就不脛而走,成為某一類中國人不光彩的共名。“假洋鬼子”,狹義地看是指那批出過洋的中國留學生,廣義則可涵蓋買辦、通事、西崽、洋務人員 、本土傳教師、教徒這樣一個群體。雖然今天“假洋鬼子”已不構成一個特別困擾人的問題,但一百年之前,它卻是一個敏感、重大甚至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在這里匯聚,西風東漸文化背景下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的集體焦慮由此得到彰顯。晚清幾十年,可以說是“假洋鬼子”的黑暗時期。鴉片戰爭慘敗,古老的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門戶,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人——買辦,應運而生。然而,在華尊夷卑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作為西方強勢文化的派生物,西方利益的中國代理,他們注定是一批受排斥的異類,且不說朝廷士大夫,也不說蒙昧的民眾,即使是那些思想開明的維新人士,對他們也是頗為蔑視,清朝維新保皇派官員馮桂芬這樣議論那些從事買辦活動的通事:“今之習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閑不齒鄉里,無所得
晚清民初“文學”學科的學術譜系
【內容提要】 作為獨立學術系統的“文學”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出現歷經了一個相當復雜的轉化過程,不能簡單地看作是西學移植的結果,而應當歸結于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國傳統的“詞章之學”為現代“文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學人以從“詞章”到“美術”的轉變為“文學”之基本學術品質,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學術基礎;其三是近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出現,使民初“文學”的學科定位實現了從通識學術向專精學術的轉化,最終確立了“文學”學科的基本形態,由此才導致了“文學”學科自身的知識增殖與知識變形,并最終形成了后世“文學”研究始終游移于“致用”與“審美”之間的基本格局。 【關鍵詞】 學術 詞章 美術 文學作為獨立學術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發軔于中國近代審美思想的轉換及以現代教育體制為依托的文學學科的逐步確立,其間歷經了一個相當復雜的轉化過程。西方美學思想對于中國傳統審美意識的沖擊固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但一切變化都必然是以其內在的轉變為根本的,中國傳統的文學理念與學術意識在吸納西方“美學知識”與“學科范疇意識”的基礎上,最終才確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研究的基本
梁啟超對晚清文學革命的作用及影響
梁啟超不僅是晚清文學革命的理論鼓吹者,而且是這場文學革命的卓有成效的實踐者和組織者。理論指導了實踐,實踐又驗證和豐富了理論,二者相輔相成,給當時社會及文壇以廣泛的影響,使晚清文學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擬重點引述前人論說,以為歷史之見證。 晚清文學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梁啟超的貢獻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一、散文的解放甲午戰爭以后,新派學者競相著述,一般地說,他們使用的都不是原來意義的古文。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實踐,不同程度地改變著古文的風貌。至少也使古文由無用變為有用,由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變為宣傳維新,鼓動革命的工具,由束縛思想的枷鎖變為傳播新思想的利器,為文體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就連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紓,實際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籬。但比較起來,堅持文體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產生廣泛影響的,當首推梁啟超。他的學生吳其昌在《梁啟超》一書中說:“當時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著各自的文體改革運動.如寒風凜冽中,紅梅、臘梅、蒼松、翠竹、山茶、水仙,雖各有各的芬芳冷艷,但在我們今日立于客觀地位平心論之;譚嗣同之文,學龔定庵,壯麗頑艷
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學佳人形象詮釋
在明代末年荑秋散人的《玉嬌梨》小說第5回中,主人公才子蘇友白對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佳人,發表了一番別具一格的見解。他說:有才無色,算不得佳人;有色無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與我蘇友白無一段脈脈相關之情,亦算不得我蘇友白的佳人。這可以代表明清文學家對佳人形象的基本認識:作為一種理想人格,佳人形象應該具有“色”、“才”、“情”三種要素,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色、才、情三者并存,這既是文人的自我形象的本質特征,也是理想的至情人性的文化意蘊。那么,色、才、情的具體內涵是什么呢?先看色。色,當然首先是外表的美麗,包括秀美的面貌、嬌柔的體態等。美色本來就是男女性愛的主要觸媒,中國早在《詩經》時代就有“子都”、“碩女”的美稱。明清文學作品中的佳人形象,也大多有著美麗的外表和風流的體態,即首先是個美女。雖然明清文學家往往習慣于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櫻唇柳腰”之類的諛詞,塑造千人一面的西施、王嬙,大多未能刻畫出每一個佳人形象獨具個性的美貌。然而,在他們對美色的揄揚之中,卻也跳躍著閃光的時代思想火花。例
論晚清到“五四”時期文學觀的衍變
論文關鍵詞:啟蒙功利文學觀;超功利人本文學觀;“為人生”的藝術;“為藝術而藝術”論文摘要:運用社會分析和比較方法,對晚清到“五四”時期文學觀的衍變進行了勾勒,試圖梳理_這兩個歷史階段文學觀之間的淵源關系,凸顯它們的不同特點、優長與局限,并為建構一種較為完善的文學觀提供借鑒。晚清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和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分別開啟了“五四”時期“為人生”和“為藝術”兩種文學觀,但這種影響卻是曲折的、復雜的。“五四”時期這兩種文學觀缺乏晚清兩大文學觀的純粹性,它們各自都具有多種文學觀交相為用、看似分裂實則互補的特點,因而共同地呈現出駁雜的風格。 晚清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和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分別開啟了“五四”時期“為人生”和“為藝術”兩種文學觀。但時代畢竟在前進,“五四”時期外來文學思潮涌人中國的規模和產生影響的深廣度,均遠遠超過了晚清,這使得理論家們和作家們有了更多選擇的可能,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具“五四”時代特征的現象:“為人生”和“為藝術”這兩種文學觀,雖然可以溯源到晚清,但它們既具它們的影響源所有的主導傾向,又善于吸取各種新潮文學觀的合理之處,因而各自都
四論中國古代天文歷法是儒家之學───明清儒家對天文學的研究
明清儒家對天文學有所研究者,主要有王廷相、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光地、戴震等。以下分別加以敘述。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之論,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則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異學也,則辨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 ]他還根據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時,他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