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文學的繁榮是晚清士人在科舉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種創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學活動的路途中充滿了種種社舍的、心理的復雜動因。東南沿海口岸城市開放的文化氛圍、發達的工商業經濟培育了最早的文學讀者，也為窮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學活動謀生的職業機會。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態的變化，對于把握晚清文學活動的主流、了解文學生產的規律有直接的意義。

[關鍵詞]晚清；士人；文學活動

晚清一詞給現代文人留下的是無盡的遐想。政治上的腐敗，經濟上的衰竭，民生上的困頓，與文學上的生機勃發并行不悖。恰如牛糞上長出的罌粟花，充滿無盡的魅惑力。不管對晚清的文學成就作何等的評價，晚清的文學繁榮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于繁榮的原因，學術界也有過許多研究。列強的入侵引發的社會震蕩，外來文學觀念的影響，以及報章和現代印刷技術的傳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晚清文學的超常規發展準備了條件。然而這只是一些外圍的因素。晚清文學繁榮的更深刻動因應該到文學活動的主體——晚清文人集團中去尋找。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還原晚清文人生活的歷史場景，追溯晚清士人從事文學活動的社會的和個人的原因，考察晚清士人生態的變化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從而對晚清的文學活動的主流作一個文化史的考察。

一 從士人到文人：晚清士人的文化轉型

數千年來，“士”在中國傳統社會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士人讀書做官的示范作用使得他們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作為民間社會的代表，甚至可以與政府分享管理民間社會的權力。

張仲禮認為，晚清士人指的是在野的地方社會的精英群體，它包括科舉之士及通過其他渠道(如捐納、保舉等)獲得身份和職銜者。他們因此被賦予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特權，從而“高居于廣大普通老百姓即‘平民’之上，統治著中國社會及經濟生活，同時又源源不斷地輸送各種大小官吏”。

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士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一方面與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們的自我定位有關。對晚清士人的界定，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政治態度。對此，王爾敏有這樣一段分析：

“清季知識分子，自然大部分是傳統社會中培養出來的人物。……第一，沒有政治傳統的階級性，而是在個人憑借各項有利的發展條件下成功為社會領導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卻限于正統的知識灌輸。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書算技藝，優伶樂工的傳習技藝，均不被視為知識分子。第三，是傳統職性分類申的‘士’，即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對于身份立場，他們的自我認識，是有幾項原則的條件。認為必然屬于知識分子行為的表征。也就是他們身份責任的自省。其一，有開拓并延續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謂‘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二，有擔負國家政治的責任和過問政治的興趣。所謂‘學而優則仕’。其三，有謀致全民幸福樂利的抱負，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其四，有悲天憫人之情懷，淑世之熱腸，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如此這般的有學識修養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說是傳統的知識分子。”

晚清士人的這種自我定位與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教育經歷息息相關。不管明代以來的科舉制度如何走向了它的極端，從而離當初設定的“選賢與能”的目標越來越遠。事實上，傳統中國的修齊治平是一套相當完整的人文主義教育原則。韋伯在描述中國的士人階層時寫道：“中國歷來最為突出的是將人文教育作為社會評價的標準，其程度遠超過人文主義時代的歐洲或德國的情形。”這種人文主義教育造就了一個獨特的“士”的階層，而且造就了“士”這一階層的獨特政治責任感。

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實現人生價值，明清兩代士人將自己與皇權緊緊地綁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充當帝師王佐。為此，他們不得不終身研習官方欽定的四書五經，以期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有道光、咸豐時人述江南民間風氣：“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不以為才，二十而不與于膠庠，鄉里得而賤之。”在此世風之下，越來越多的人便擁擠到讀書科舉的道路上來。

晚清士人對功名的狂熱追求造成了科舉之途的堵塞。《劍橋中國晚清史》討論過晚清“傳統統治階級的膨脹”，即科第名額的增加、買官鬻爵盛行、官紳的膨脹和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多，所造成的政治無能和士大夫階層的分化及沒落等后果。關于晚清士人的數目問題，熊月之認為，“道咸年間中國秀才以上的知識分子約為50萬人”。此后的數目字當更為膨脹。因此當時就有人慨嘆：“四民之中惟士為最多。”而官員的數目有限，“京師和地方文武官員的總人數可定為近2.7萬人。其中近2萬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約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這種情況下，“所有的進士一般總能授實職，大約三分之一的舉人也能授職”。三年一科的進士，名額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百左右；舉人則每科約為1500名。而“在19世紀，‘正途’紳士步入仕途的約占5％”，甚至更低一些。這意味著在晚清一代，大部分考中的士人，不是當官。即使如此，派往各省的候補官員已經大量過剩，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士階層中的一些人甚至墮落為“游民”。

士人不僅在獲得科名前的考試因人多擁擠而獲雋甚難，在獲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來越窄。科舉的地位不能不日趨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胡思敬談到那時候的情況是：在社會下層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舉的地位已遠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時俗尚未變，士由異途進者，鄉里恥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婦人不敢躡紅繡絲履，否則嘩然訕笑，以為越禮。新翰林乞假南歸，所至鼓吹歡迎，斂財帛相贐，千里不赍糧。廬陵周氏、泰和蕭氏由淮鹽起家，擁資各數百萬。新法初行，巡撫柯逢時勸令輸財市義，為奏獎京堂，兩家子弟皆不屑。周維藩選拔蕭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領鄉薦，極力營求，一舉擲數萬金不惜。光緒庚子以前，予親見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龍舍人于京師，詢其遺俗，今不然矣。諸生焚棄筆硯，展轉謀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貲，俗名‘張羅’，商賈皆避匿不見。科舉廢，學堂興，朝局大變，蓋不獨江西為然也”。

文中提到的廢科舉一事發生在1905年。是年清廷發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清末廢科舉、興學堂的教育變革，意味著士由讀經而科考、而人仕的傳統進身之途被堵塞，代之而起的是人新學堂學習和出洋求學的要求。

停止科舉考試的命令對于晚清士人來說不啻晴天霹靂；大批士紳知識分子失去了通過原有的儒學知識資源獲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齡、知識結構、經濟能力等種種原因，而無法進入新學堂。正如當時人指出的：“科舉初停，學堂未廣，各省舉貢人數不下數萬人，生員不下數十萬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學堂，保送優拔人數定額無多，……不免窮途之嘆。”科舉的取消中斷了晚清士人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必然聯系，也失去了向往中的人生的必然歸宿。于是這些與主流社會疏離的文人，在無可奈何中尋求另外的價值支撐。“士人們為謀生便不得不到傳統制度之外去尋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這樣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傳統的新士風，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就在這種生存方式的變化中，而漸漸發生了改變。”

晚清士人的大多數只能選擇教書做自己的職業。在村社和宗族的學堂里，或為富人做西賓，為生計而奔忙。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1894年中舉，以后三次會試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貧窮，只有薄田十數畝，不足養十口之家”，自己播種，耕作，僅收割時雇幾個農夫，并在太谷縣一票號商人家中任塾師近二十午。在他的日記里，記載了教館者的種種辛酸。一是收入的微薄：如1893年6月21日記：“半途遇一教書人，……備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錢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滿十千錢，糊口亦不夠，何能養家乎，真苦之至也。”一是生活不能自主。如1896年3月24日記云：“教書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親大人之病，而去來不能自如，殊令人悶悶。”一是地位低下，如1896年12月28日日記：“近來教書之人往往被人輕視，甚且被東家欺侮，而猶坐館而不去，作東家者遂以欺侮西席為應分。”遂使他發出不平之嘆：“讀書一場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澤民，而乃流落教學一途，受東家之氣，被弟子之惡，真有負于讀書矣。”(1897年4月30日日記)第二種出路是做幕僚。據魯迅的回憶，家鄉的讀書人一旦不能仕進，往往以此為終身職業，——紹興師爺在晚清官場是很出名的。能人幕的晚清士人雖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前途較當塾師要好得多。他們的生活取決于自己的能力以及雇主的信任度。第三種是經商。明朝中葉以后，既有不少商賈子弟投身科舉仕途，又有不少士人下海經商。士、商合流的趨勢正在形成。既然科舉之路已絕，經商不失為一個好的前途。晚清士人的經商，自鄭觀應、張謇始。1894年4月，張謇赴北京參加會試，考取一甲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目睹國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與謀，雖科舉成名，張謇卻不愿意求官，而是要“奮志農工”。張謇興辦實業成功，開創了一代士林新風。在他獲得成功的感召下，大批士人紛紛棄儒從商，成為近代化企業的經營和管理者。從氣度儒雅、高談心性的舊式士人到計較利潤、籌劃企業運轉的實業家，這無疑是晚清士林的一大巨變。第四種出路是從事于教育、新聞、法律、醫務、文藝等行當的自由職業，變為專門人才。這部分以年輕人居多，其中就有選擇文學行當、從事文學活動并以此為謀生飯碗的。需要指出的是，他們之所以從事于文學這個行當，常常不是出于個人的選擇，而是時代、環境和市場選擇合力作用的結果。從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到以個人的專業知識、技能服務于社會的文人，晚清讀書人經歷了從士人到文人的角色轉換。社會變革所引發的陣痛和切膚之感使他們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也使得新的人生選擇成為可能。

二 從經世之士到文學之士：晚清士人的文學活動

在傳統士人眼里，包括文學在內的文章不過是“雕蟲小技”，詩詞歌賦不過是養性之具，小說更是“小道”，不能與修齊治平的“大道”相提并論。但在晚清士人那里，文學有著更豐富的含義，它還可以是謀生之具，甚至，說得更冠冕堂皇一點，“新民”之具。

對于晚清士人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有學者作過這樣一段論述：

“停止科舉，考試無用，仕途湮塞，單子棄學，儒生失業，各奔謀生之路。別無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賣文求活，乃不能不棄八股而著小說，因是多用筆名，不肯暴露真名。適報刊發達，相得益彰，得風氣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為舉人秀才，豈是偶然而有?”

這段話明確地點出了晚清士人“棄八股”與“著小說”之間的前后承繼關系。一面是功名無望與生計日蹙，一面是江海口岸給他們提供的“賣文求活”的職業機會。舊體制的放逐和新體制的召喚，給窮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的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不過，晚清士人的出路問題并不是在廢科舉以后才發生的；士人在晚清社會結構變革中的邊緣化趨勢一直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官場的人口太小而他們舍舉業之外別無所長。科舉之廢進一步惡化了晚清士人的生態，加劇了他們在投身新的職業生涯當中的緊張心理。因之，晚清從事文學的士人大多是科場失意者。“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李伯元雖“少擅制藝及詩賦”，曾以第一名中秀才，后來卻“累舉不第”，而立之年干脆拋開應試學問，攜家來到上海辦報紙。1901年即辛巳年“朝廷開特科，征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說，而以開智譎諫為宗旨”。曾樸20歲中舉，進士考試偶然落第，于是對科名、做官失去了興趣。轉而苦讀法文，鉆研西方文學；戊戌事變后辭官回江南，與朋友一起辦新式學堂，創小說林社。與曾樸一道創辦小說林社的另一位江南才士徐念慈“弱冠淹博中文學術，擅算數，能文章，以時譽名于鄉”，21歲中秀才后就拋棄了應試學問，“棄帖括之學如敝履”，而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他在《小說林緣起》一文中對中西小說的評述有著獨到的見解。民國初期被目為鴛鴦蝴蝶派首領、在舊派小說家中享有崇高聲望的包天笑亦出身士林。1894年，19歲的包天笑進學后，開始接觸各種新學報刊，并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學外語，開書店，辦《蘇州白話報》；后在山東青州府的新學堂中做教員。在朋友的鼓勵下他寫起了小說，他回憶自己進入上海的小說界的經過時，頗有興味： “我此時不覺技癢，偶亦投以筆記、短篇，立見登載，并寄來稿費。既而狄楚青、陳景韓均以書來，詢問近狀，并暗示與其在山東那種官辦學堂，何不到上海來幫幫我們的忙呢?同時曾孟樸也有信來，意思說：高興到《小說林》里來吧?我們正虛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棄了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沒有但凡瞰飯地，于是我便浩然有歸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夏歷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來的。”

如果說李伯元、曾樸、徐念慈、包天笑等作為有功名的士人，他們的辦報刊和選擇文學事業不全是為稻粱謀，還帶有某些理想主義色彩的話，那么晚清大部分的士人，他們的從事文學活動則主要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生活在封建末世的文人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懷抱著某種不可知的希望，一步步地走上文學的道路。從晚清文學地圖上看，主持文學雜志、從事文學生產和傳播的小說家、文學編輯大多聚集在上海、廣州等沿海口岸城市，以此為據點從事文學生產和傳播。他們大多成長于沿海開放的社會風氣之中，在職業的選擇上能夠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特別是當他們置身于十里洋場，有了一定的職場經歷和切身的體會之后。畢竟，口岸城市文化最有意義的特點就是它相對游離于古老內陸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西方殖民者以口岸為據點，建教堂，設學校，辦醫院，建立報刊印刷機構和出版機構，使這些地區成為東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地帶，成為精神文化的生產者的聚居之地。口岸城市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又為晚清士人提供了可靠的職業和生活保障，這些因素都可能誘使他們舍棄仕途而從事其他在傳統社會中被視為“末業”的職業。

科舉時代的士人，看重的是舉業，對文學一向持輕視的態度；但晚清士人對文學的態度已不是鐵板一塊。對文學圈內的士人來說，盡管也以為做文學工作于自己來說過于屆才，骨子里還是帶一點“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情緒；或者以游戲目之，但總算是肯定的意見多于否定的意見。對文學圈外的晚清士紳來說，文學是不齒于人的，特別是那些受西洋影響較大的小說、戲劇等新型文學，就更是如此。1928年曾樸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談到，在大清帝國行將就木之際，他“有時講到小說戲劇，大家另有一種見解，以為西洋人的程度低，沒有別種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說戲劇……最好笑有一次，我為辦學校和本地老紳士發生沖突，他們要禁止我干預學務，聯名上書督撫，說某某不過一造作小說淫辭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說當作一種罪案”。

晚清文學作品大多發表在報章雜志上；有的因發表后取得較好的社會反響，再由書局印刷、發行。由于文藝報刊的創刊較晚，因此最初接受文藝作品的并不是由文藝界同人創辦的文藝性的報刊，而是傳教士、商人以及維新派思想家創辦的報刊。這些報刊需要大量小說吸引市民階層的讀者，傳播商品信息，宣傳新思想。當時有人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指出：“報上的小說，本是一件附屬品，原為引人入勝，好請那不愛看報的主兒，借著看小說，叫他知道些國家大事，社會情形。……迨至如今，幾成一種慣例，仿佛沒有小說，就不成為白話報，并于銷路上，亦頗生窒礙。”

報刊文藝因為有一定的趣味性，又貼近市民生活。貼近人們的思想實際，所以好看、流行。由于報刊登載的小說頗受歡迎，為擴大訂閱量，所以廣告中特別優惠傳奇小說：“惟傳奇小說征求不易，除愿任義務撰著外，今擬辦法三條于下：一酌酬筆潤；二將版權售歸本社；三出版后抽印若干冊奉贈。諸君于意云何，本社無不遵辦。”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待遇在詩詞、散文、駢文之上。這個細節，雖未證明小說已經擺脫了“史之余”的從屬地位，但至少說明期刊這種現代載體，有較多市場運作的因素。小說受讀者歡迎，是提高小說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晚清文人“賣文求活”的創作動機以及文學生產的市場導向機制使得晚清文學生產向小說傾斜。晚清文學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小說雜志的不斷涌現，保證文學生產良性循環的稿酬制度也只在小說作品范圍內實行。這一時期最具權威的小說雜志為《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和《繡像小說》四種，而后者又是其中刊行時間最長、成就最大的一種。

《繡像小說》于1903年5月27日(癸卯五月初一日)在上海創刊，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繡像小說》的辦刊宗旨主要體現在刊于第一期卷首署名商務印書館主人的《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和第三期署名“別士”(夏曾佑)的《小說原理》中，其意乃欲借鑒小說在歐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社會政治啟蒙作用之經驗，運用文學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點來開發民智，宣傳愛國，喚醒民眾，刷新政治，從而達到興利除弊、富強國家的目的。字面上看起來，他們的目的很崇高。但對于《繡像小說》等商業性雜志來說，盈利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晚清文士們肯向它投稿，大多也是奔稿酬去的。

1902年11月，《新民叢報》刊登《新小說征文啟》，公布了《新小說》的稿費標準。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4元；自著本乙等，每千字酬金3元；自著本丙等，每干字酬金2元；自著本丁等，每千字酬金l元5角；譯本甲等，每千字酬金2元5角；譯本乙等，每千字酬金1元6角；譯本丙等，每千字酬金1元2角。自著和翻譯均付稿酬，意味著《新小說》對翻譯文學的提倡和重視。1906年11月《月月小說》創刊，他在第二號上也刊出了《月月小說征文啟》：“如有佳作小說，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將報以相當之酬勞。……如有科學、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諸小說，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經人選，潤資從豐。”1907年3月《小說林》創刊，更明確規定凡小說人選者，“甲等每千字5元，乙等每千字3元，丙等每千字2元”。

晚清士人從文學生產經營活動中獲得的回報是很可觀的。足以維持他們的個人生計，使他們獲得充分的職業上的成就感。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回憶道：“這時(1906年)的小說市場，普通是每千字2元為標準。這一級的小說，已不需要修改了。也有每千字1元的，甚至有每千字僅5角的，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刪改。”“我的小說，后來漲到每千字3元，那是商務印書館要我在他們的《教育雜志》上寫教育小說而加價的，這算是特別優待。但在時報館(有正書局)及《小說林》兩個基本地方，仍做每千字2元算。其時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出版社澤寫小說，商務送他每千字5元。但林先生不諳西文，必須與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與學生，5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過千字3元(后來商務印書館給林先生每千字6元)。”包天笑每月收入是120元，而他的“家庭開支與個人零用，至多不過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嗎?”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當清政府開經濟特科，要將李伯元、吳趼人這樣的下層士人“收為時用”時，李、吳為何要辭不就征，“夷然不赴”的了。

三 對晚清士人文學活動的幾點評價

從思想史的視野來看，晚清士人文化的轉型既是國內政治、教育制度變革的產物，又是西方現代文化體制移植人中國、中國知識人或積極或消極應對的結果。積極的是精英士人，具體地來說就是一大批具有維新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倡導啟蒙在前，創辦報刊、引進現代文化生產機制在后，為晚清的文化和社會變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的身上既傳承了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風氣之先，掌握了現代知識和文化的生產、傳播規律，并身體力行地從事于現代知識和文化的創造。而對于普通的下層士人來說，他們的從事于現代知識文化的生產，更多地是為了擺脫他們自身的生存困境，是為了“賣文求活”，其選擇就顯得不是那么自覺。早在科舉制度終結之前，科舉考試那種重虛文而不求務實的教育理念已經在西方實學面前陷入窘境。士人們謀生乏術，而晚清士人的數目大增，官場上的機會越來越少，科舉制度的廢除更是斷絕了他們仕進的念頭。他們不得不選擇到體制外就業，以解決個人生計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晚清士人從政治的中心走向文學的邊緣，又恰好與晚清文學革命的倡導遙相呼應。晚清士人生態的變化造成了文學隊伍的空前擴大，促成了晚清文學的繁榮。晚清的文學繁榮既表現在文學園地的百花齊放，又表現在文學觀點的百家爭鳴上。從主要的文學主張來看，既有呼喚“新民”的文學啟蒙運動，也有高張“游戲”旗幟的文學娛樂化傾向。從內容上看，有創作，有翻譯，而翻譯文學實有與創作文學分庭抗禮之勢。從主流的文學活動方式來看，不單是以前的那種文人結社、詩酒唱和的方式(如南社)，而是引進了報刊、書局等現代文化生產的組織形式。從文學活動的機制看，經濟的動力成了主要動力，文學從個人的“淺吟低唱”變成了大規模的集體生產。

晚清文學活動是晚清士人的集體亮相和表演，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晚清文學活動體現了整個士人階層的整合。晚清時期，投身文學活動的士人的社會身份較為復雜，既有梁啟超、蔡元培和以李伯元、吳趼人等四大小說家為代表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有陸士諤、包天笑、周瘦鵑等以賣文為生的下層文人，還有為數眾多“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的中間分子，如林紓等。在西學沖擊下，晚清中國的少數士人能夠理性地向西方學習，走在了時代的前頭。而多數的士人，則仍傾向于傳統的中學。盡管總的趨勢是中學日益不能為用，西學漸成主流，士人們也變得新中有舊、舊中有新，但精英士人和下層士人的游離卻一直存在。然而借助于文學這個媒介，有精英士人對文學革命的倡導和身體力行，有下層士人的推波助瀾；他們的文學態度雖然不一樣，但以士人為生產和傳播主體、以啟蒙為主題(盡管真正風行的其實是游戲作品)、以文學的出版發行為傳播途徑、以文學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為核心的晚清文學活動還是使得各個層次的士人們走到了一起。

晚清那個政局混亂的年代，人們對于時局，對于政體，以至對于人生選擇產生了困惑。當時一些文人從舊的思想武庫中重拾不阿權貴、獨善其身的精神支柱，疏離了各種政治斗爭，而投身于文化生產和經營這樣的新興行業，他們的實際社會地位與封建時代隱逸士人相比有了重大變化。對他們來說，學識、才能不再成為做官的敲門磚，而漸漸成為職業技能，成為獲得社會敬重的資本。雖斷絕了“學而優則仕”的科舉道路，可是知識的價值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識分子也獲得從來沒有過的身心自由。他們寫詩撰文，漸漸取得了獨立的經濟地位，與舊時代布衣文人由于經濟困窘而不免寒傖的心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與此前從事學術創造卻要看官方眼色行事的舊學者們也有本質的區別。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晚清士人在人格上也取得了相對的獨立。雖然還不能完全具備現代人尊重個體自由的觀念，但精神上終于擺脫了尋求依附的奴性，從而突破了傳統士人心目中的等級規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晚清的文學場域不僅為晚清士人提供了言論空間，而且幫助他們將知識轉化為一種權力，從而完成了從傳統士人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