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一道值得玩味的風景——“假洋鬼子”，自從魯迅在《阿Ｑ正傳》里寫過那個手持文明棍、兩腿筆直、從東洋速成歸來的錢大少爺之后，這個稱呼就不脛而走，成為某一類中國人不光彩的共名。

“假洋鬼子”，狹義地看是指那批出過洋的中國留學生，廣義則可涵蓋買辦、通事、西崽、洋務人員 、本土傳教師、教徒這樣一個群體。雖然今天“假洋鬼子”已不構成一個特別困擾人的問題，但一百年之前，它卻是一個敏感、重大甚至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在這里匯聚，西風東漸文化背景下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的集體焦慮由此得到彰顯。

晚清幾十年，可以說是“假洋鬼子”的黑暗時期。鴉片戰爭慘敗，古老的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門戶，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人——買辦，應運而生。然而，在華尊夷卑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作為西方強勢文化的派生物，西方利益的中國代理，他們注定是一批受排斥的異類，且不說朝廷士大夫，也不說蒙昧的民眾，即使是那些思想開明的維新人士，對他們也是頗為蔑視，清朝維新保皇派官員馮桂芬這樣議論那些從事買辦活動的通事：“今之習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閑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馮桂芬：《采西學議》，《校邠廬抗議》卷下）其實不僅是買辦，凡是與外國勢力沾邊的人都受到國人強烈的排斥，留美幼童的中途撤回，他們回國后的慘淡經歷；容閎、王韜、郭嵩燾、嚴復等現代精英的坎坷命運；還有對大清皇朝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的洋務運動創始人李鴻章的賣國惡名，無不證明這一點，歷史為他們提供的空間是何等的狹窄！

“假洋鬼子”形象進入文學作品，已是清朝末年，也就是大清帝國連遭兩次重創（甲午之戰與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古老的封建大廈瀕臨崩潰的前夕，從時間上看，已大大滯后于歷史。這個現象不難理解：在接近尾聲的中國古典文學格局中，顯然不會有“假洋鬼子”的位置，他們只能在最低等的文類——通俗章回小說里出現。這類人物的登場，與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廢除科舉、留學狂潮勃興、崇洋風氣形成有關。這類人物除個別叱詫風云、指點江山的英雄（如《新中國未來記》中的幾位高談闊論的海歸學人），幾乎都是小丑式的惡人。在李伯元的筆下，海歸的留學生不是騙子、無賴，就是市儈、投機分子；在吳趼人的《發財秘訣》（又名《黃奴外史》里，對買辦的抨擊，達到失真的程度，連作者自己都承認：“著作嘗言生平所著小說，以此篇最劣。蓋章回體例，其擅長處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筆時，每欲有所描寫，則怒眥為之先裂。”甚至連革命色彩最強烈的《黃繡球》，對“新學家”的批判也是嚴厲之極：“至于那誤認天賦之權的，剽竊外國哲學的皮毛，借著愛國保種為口頭禪，卻一旦要滅他自己的家門，殺他自己的父母。家尚不愛，何愛于國？父母生身的血種，尚不欲保，還講保什么種來？一戴了日本式帽子，一穿了雙洋式革履，昂然入市，把酒色財氣看為英雄豪杰的分內常事，甚而借著妓女優伶，講求運動。這些人物，就只可陳設在中國博覽會中，供東西各國的人冷嘲熱笑罷了。”

作為西風東漸的必然產物，天性的愚賢，教養的高下，決定了留洋學子分成兩類，一類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類是中西合污的泡沫，但在清末的小說中，肯定贊揚前者的作品少而又少，揭發抨擊后者的作品卻比比皆是，這種嚴重的失衡，充分反映了晚清士人的文化心態。也暴露了“中體西用”思想的危機。

不妨以李伯元的小說《文明小史》為例。

《文明小史》最初發表于《繡像小說》半月刊第一號至五十六號，從１９０３年５月至１９０５年７月，整整持續兩年又兩個月，這段時間，正是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廢除科舉、留學狂潮勃興之際，作者幾乎同步地記錄了這段歷史，其中出現的人物，有留學生、買辦、西崽、洋務官員、教民等，李伯元對他們的態度，從小說人物的姓名可以看出：賈葛民（假革命）、賈平泉（假平權）、賈子猷（假自由）、康伯圖（買辦）、辛名池（新名詞）、劉學深（留學生）、周四海（走四海）、董和文（懂日語），勞航芥（老行家）……。作者以漫畫的筆法，對他們竭盡諷刺嘲笑之能事，中西方兩種文明以生硬的方式在他們身上湊合，給人以觸目的怪異感。小說第十六回，第一次來上海開眼界的江蘇吳江賈氏三兄弟在茶樓里看到這樣的景象——

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國衣服，遠看像是黑呢的，近看變成染黑了麻線織的，頭上還戴了一頂草編的外國帽子，腳上穿了一雙紅不紅、黃不黃的皮鞋，手里拿著一根棍子。這人剛剛走到半樓梯，就聽得旁邊桌上有個人起身招呼他道：“元帥，這里坐！元帥，這里坐！”那來的人，一見樓上有人招呼他，便舉手把草帽一摘，擎在手里，朝那招呼他的人點了點頭。誰知摘掉帽子，露出頭頂，卻把頭發挽了一個髻，同外國人的短頭發到底兩樣。他們師徒父子見了，才恍然這位洋裝朋友，原來是個中國人改變的。

后來才知道，此公是個打著留學生的招牌、專打野雞的下三爛。這種不三不四的人物在小說中隨處可見，他們既可笑，又可恨，時髦怪誕的外衣，包裹著腐敗的靈魂，散發著陣陣霉味。對于他們來說，所謂維新，就是吃牛肉、穿洋裝、戴草帽、說新名詞；所謂革命，就是造祖宗反，破壞一切道德成規，惟我獨尊。西方的婚姻自由到了他們那里，變成了“扎姘頭”。坑蒙拐騙嫖賭抽，因此也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小說第十八回，以“新學家”自許的郭子問慫恿姚文通吸鴉片，還大放厥詞：“論理呢，我們這新學家就抽不得這種煙，因為這煙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來想到為人在世，總得有點自由之樂，我的吃煙就是我的自由權，雖父母亦不能干預的。文翁，剛才康周二公叫你吃牛肉，他那話很有道理，凡人一飲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里管得許多顧忌？你祖先不吃，怎么能夠禁住你也不吃？你倘若不吃，便是你自己放棄你的自由權，新學家所最不取的。”

小說第十七回里，賈氏三兄弟來到一家專營西學譯作的書坊，新出的暢銷書《男女交合大改良》《傳種新問題》令他們贊嘆不已。通過書坊老板之口，他們得知名叫董和文和辛名池的兩名翻譯高手，都是東洋游學歸來的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

他改翻譯的本事，是第一等明公。單是那些外國書上的字眼，他肚子里就很不少。他都分門別類地抄起來，等到用著的時候拿出來對付著用。但是他這本書，我們雖然知道，他卻從來不肯給人看。這也難怪他，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怎么能夠輕易叫別人家看了學乖呢？所以往往一本書被翻譯翻了出來，白話不像白話，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經他的手，勾來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刪的刪，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來，一個一個字地推敲。他常說，翻譯翻出來的東西，譬如一塊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經他手刪改之后，賽如生肉已經煮熟了。然而不下油鹽醬醋各式作料，仍舊是淡而無味。他說他那本書，就是做書的作料，其中油鹽醬醋，色色俱有。

受這番話啟發，賈氏一兄弟恍然大悟：“他那本書，我知道了，大約就同我們做（八股）文章用的《文章觸機》，不相上下。”

這里作者觸及到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就是魯迅深為慨嘆的中國“醬缸文化”，西方的東西一到中國，就會被負面地吸收，化作舊文化的一部分。辛先生的翻譯秘本貌似高深，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工具，令人想起上海灘上流行的洋涇浜英語，以粗鄙的“本土化”方式，轉譯外國的詞匯。辛先生奇貨可居、待價而沽的《翻譯津梁》，實際上是西方文化的殺手，外國的思想一經它的處理，就會變質，成為中國舊有思想的注釋，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樣：“這本新的秘笈提供了另一套字庫和措辭法，只要對新的東西，不管哪個范疇，哪個場合都一律適用。這本秘笈告訴我們外國的事物并不格外稀奇，其實可以方便地‘拿來’就用，而新學亦只是像舊學一樣，又是一套之乎者也的八股。移植知識的工作，只不過是重新命名而已——查到了準確的字典，把事物安上正確的名稱，就大功告成了。‘現代’和西方思想來到了中國，卻被轉化成其消費者固有思想的最新版本。”（王德威：《翻譯“現代性”》，見《想象中國的方法》）

然而李伯元決不是那種具有批判精神的革命者，他憂國傷時，對風雨飄搖的大清朝廷并沒有完全絕望，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仍然抱有一線希望。小說第一回，他就讓飽學之士姚士廣發表一通具有宣言性的高論，表達了他的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可見，李伯元主張維新，但反對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對排滿的種族革命。小說末回，作者一反整體上諷刺的格調，隆重推出平中丞。在作者筆下，平中丞不僅清廉端正，有濟世救國的雄才大略，而且“志趣高遠，酷嗜風雅，金石書畫，尤所擅長”，這樣一位杰出的人物有幸為朝廷重用，作為“立憲”的重臣，被欽派出洋考察政治。作者顯然將他視作大清國的中流砥柱而寄予無限希望。消息傳出后，平中丞府上門庭若市，名利之徒趨之若鶩，面對這批投機者，平中丞一篇綿里藏針的談笑，將其一并打發——

你們諸位，各有專門，或是當過教習，或是當過翻譯，或是游歷過的，或是保送過的，或是辦過學務的，或是辦過礦務的，或是充過幕友的，或是做過親民之官的，人才濟濟，美不勝收。諸公具此聰明，具此才力，現在都想趁這個出洋機會，圖個進身之階，這也是諸公的苦心孤詣，兄弟何敢辜負。但兄弟有個愚論：書上說得好：立德、立功、立言，這三項都可以并進不朽，倒不是以富貴窮達論的。諸君的平日行事，一個個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羅了進去，做了六十回的資料，比泰西的照相還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畫還要畫得透露些，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略）至于兄弟，才識淺陋，學問平常，此番蒙上頭的意思，派出洋去考察政治，順便閱歷閱歷，學習學習，預備將來回國，有所陳條，興利的地方興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補朝廷之失，下救社會之偏，兄弟擔著這個責任，時時捏著一把汗。諸君流芳遺臭，各有千秋，何必在這里頭混呢？

這不啻是一篇聲討“假洋鬼子”的檄文，包含著拔亂反正的強烈沖動，骨子里仍然是保守的“中體西用”信念。

正因為如此，李伯元才對這個洋字號族群不分青紅皂白，一桿子統統打落水，使一些西化精英也淹沒在這個泡沫中，比如勞航芥，按書中的交代，勞十二歲就到陸師學堂讀書，后不滿意學校的教育，自費到日本留學，從先進小學校一直讀到有名的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讀了兩年又嫌日本大學程度太低，跑到美國進了紐約的卜利技大學繼續學法律，畢業后到香港掛牌開業，成了中國人第一個在香港當律師的人。可見，勞航芥應當是與容閎、嚴復同一級別的現代文化精英。然而，李伯元卻把他寫成一個沒有操守、崇洋媚外、見利忘義的小人，一再讓他出洋相——

一到上海，就搬到禮查飯店，住了一間每天五塊錢的房間，為的是場面闊綽些，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蘊。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國的屬地，諸事文明，斷非中國腐敗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國那些舊同胞竟當作土芥一般。每逢見了人，倘是白種，你看他那副脅肩諂笑的樣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黃種，除日本人同歐洲人一樣接待外，如是中國人，無論你是誰，只要是拖辮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的樣子，比誰都大。

然而，作者偏偏讓勞航芥遇上一個“生性就不喜歡外國人”、有民族氣節的妓女張媛媛。張媛媛誤將他當成外國人，對他十分冷淡，勞亮明了真相，還是不行，張媛媛不喜歡他這身“假外國人”的打扮。為了博得張媛媛的歡心，勞航芥只好改裝，買一條假辮子裝上，穿上長袍馬褂，一個趾高氣揚的“假外國人”，一眨眼變成了長袍拖辮的中國人。

勞航芥來到了風氣未開的內地安徽，猶如珍奇動物進了鬧市，成了圍觀對象。他飛揚跋扈，視中國民眾為草芥，住旅店時不見了手表，就一口咬定被盜，連訛帶詐，向店主強索二百大洋，旅店幾乎因此而破產。手表后來找到了，勞也不聲明歸還店主的錢。勞的惡行，終于得到報應。第五十四回，勞航芥到一家戲院解悶，因不懂裝懂亂鼓掌，驚擾了旁邊觀眾，惹出事端——

他旁邊有兩個人，看戲看出了神，被他一拍巴掌，不覺嚇了一跳。扭轉頭來一看，見是一個洋人，后來上上下下瞧了幾遍，見他眼睛不紅，頭發不黃，明明是個中國人改扮的了，嘴里便打著他們安徽的土語，說：“這個雜種，不知是那兒來的？好好一個中國人，倒要去學外國狗。”勞航芥在安徽混了大半年了，有些土語他都懂得，一聽此話，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站起身來，伸手過去，就在那罵他的人身上打了一拳，底下一伸腿又是一腳。那人不知道他的來歷，見他動手，如何答應？嘴里嚷道：“反了，反了！天下有無緣無故的就打人的么？”一面說，一面便把勞航芥當胸一把扭住。勞航芥是學過體操的，手腳靈動，把身子往后一讓，那人摸了空；勞航芥趁勢把他一把辮子揪住，按在地上，拳頭只往他背心上落如擂鼓一般，一時間人聲如沸，有些無賴，遠遠看著是外國人打了中國人，都上前來打抱不平。這一著，勞航芥卻不曾防備，一松手，地下按著的那個人向上爬了起來，對著勞航芥一頭撞過來，勞航芥剛剛閃過，背后有個打拳的，看準了勞航芥的腰眼里當的一拳。勞航芥登時頭昏耳響，一些力氣也沒有了。余外的那些人看見有人動了手，眾人都躍躍欲試。勞航芥一想，好漢不吃眼前虧，趁勢一個翻身，望外一溜，其時棍子也丟了，帽也被人踏扁了，衣裳也撕破了，勞航芥一概顧不得了，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一口氣跑回公館。

同樣，對勞航芥擅長的西學，李伯元也是不遺余力地貶損。勞航芥精通英語，作者偏偏讓他碰上德國人，法國人，還有俄國人，讓他英雄無用武之地，狼狽不堪。粗魯無文、好趕時髦的黃撫臺并不知道洋文還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覺得花重金雇了一個只懂一國外語的洋務顧問，實在吃虧，結果就把他晾了起來，無趣之下，勞只好自己遞出辭呈，一走了之。勞航芥在中國內地到處碰壁，洋相百出，無疑是李伯元“中體西用”信念的一種想象性勝利。

然而李伯元并不是那種昧于大勢的人，他自幼成長于風氣開化的江南，隨洋教士學過英語，后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辦報，還到日本游歷過，眼界遠比一般人開闊，所以，他才贊成維新，并對頑固僵死的守舊派持否定的態度。在《中國現在記》里，李伯元對冥頑不化、不識時務的朱侍郎持諷刺態度，朱侍郎拒絕一切洋物，到了可笑的地步，回家奔喪時間緊迫，同僚勸他坐火輪，被他拒絕，還說：“兄弟從小到如今，凡有鬼子的東西，一直沒有用過，倘若一朝失節，便做了名教中的罪人。老兄還是成全了兄弟罷。至于用夷變夏，那是斷斷乎不敢的。”在他眼里，那些鼓吹維新的人士，都是些“剃了辮子要到外國當奸細去的”。然而李伯元畢竟還是中國傳統文人性情，在“利益”與“文化”之間，價值天秤更加傾向于“文化”，這也是當時許多中國文化人共同的價值選擇與文化操守。這沒有辦法，對于這些人來說，西方的物質文明再發達，科學再昌明，技術再先進，終究屬于“形而下”的東西，無法與“形而上”的中華文明相提并論，而他們的西學修養，他們對西方社會的了解，也遠未達到五四那一輩學人的深度。因此，他們雖然領教了西方的船堅炮利與強大的實力，為了現實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文化道統，對于他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至少在情感上如此。由此，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含義，那是老一輩中國學人文化操守的極端性表現。

公平地看，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時代，李伯元的主張未必不正確，然而，歷史已經到了天翻地覆的時刻，正常有序的漸進已屬不可能，在“利益”與“文化”不能兼顧的情況下，為了民族的生存，放棄固有的文化，選擇“西化”的道路，是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必然之舉，當然無可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