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作為獨立學術系統(tǒng)的“文學”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出現(xiàn)歷經了一個相當復雜的轉化過程，不能簡單地看作是西學移植的結果，而應當歸結于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詞章之學”為現(xiàn)代“文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學人以從“詞章”到“美術”的轉變?yōu)椤拔膶W”之基本學術品質，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學術基礎；其三是近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出現(xiàn)，使民初“文學”的學科定位實現(xiàn)了從通識學術向專精學術的轉化，最終確立了“文學”學科的基本形態(tài)，由此才導致了“文學”學科自身的知識增殖與知識變形，并最終形成了后世“文學”研究始終游移于“致用”與“審美”之間的基本格局。 【關鍵詞】 學術 詞章 美術 文學

作為獨立學術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發(fā)軔于中國近代審美思想的轉換及以現(xiàn)代教育體制為依托的文學學科的逐步確立，其間歷經了一個相當復雜的轉化過程。西方美學思想對于中國傳統(tǒng)審美意識的沖擊固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但一切變化都必然是以其內在的轉變?yōu)楦镜?，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理念與學術意識在吸納西方“美學知識”與“學科范疇意識”的基礎上，最終才確立了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文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及其獨立學科的學術品質。 一、傳統(tǒng)“詞章”之學的學術定位 傳統(tǒng)中國的學術研究有其完全區(qū)別于西方的特定的思想背景與學術譜系。歷時兩千余年的“經學”一直是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核心而存在的。它從根本上規(guī)定了中國學術的特定“知識”范型，并深刻影響著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思想、學術規(guī)范、知識形態(tài)以及民族文化心理與思維模式。但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在清代中葉以前，其學術本身“政一學”一體的結構模式基本上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從總體上講，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主要有漢學和宋學兩大流脈，漢學重疏證，以此形成了后世“語言”諸學科的基礎；宋學重達意，從而構成了后世以“倫理”為核心的諸學科的雛形，在中國整個的傳統(tǒng)學術框架內，其實并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作為學科的“文學”的獨立學術地位。中國古代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章學”，包含“文字(音韻)”與“詞章”兩大部分，魯迅所稱的漢末魏晉時期“文學”的自覺，主要指的還是“文章”的“文體意識”的初步確立，即“以文(章)為學”，或者說開始自覺地把“文章(文體)”本身看作是基本的研究對象，而并不是指“文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學術意識。此外，中國古代的所謂“詩學”實際上包括了“《詩經》學”與“詩(詞)話”兩種形態(tài)，《詩經》的注疏、考證及釋義屬于正統(tǒng)“經學”的學術范疇，而“詩(詞)話”則主要屬于“恰情之術”，所以常常并不被視為正統(tǒng)的學術研究，這種情形與西方的“詩學”范疇有著根本的區(qū)別。 一般說來，中國傳統(tǒng)學術基本屬于“通識”研究，其自身并沒有具體的學科劃分。古代中國雖然也有所謂“六藝”、“七略”、“四部”等等之類的說法，卻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類。因此，對于“詞章”的研究本身常常只能依附于其他的學術研究；即使在有了初步的“詞章”研究的類別意識之后，其研究本身的地位也一直是很低的。宋代的程頤就曾說：“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文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三日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彼瑫r又特別強調：“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異端。茍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于道矣?！边@種看法經王陽明和戴震等人的承繼，一直到清中葉以前，“詞章之學”始終都是尊“實學”為正統(tǒng)的學者所鄙視的范疇。比如，戴震就認為：“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義；或事于制數(shù)；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敝徊贿^到清中葉桐城派勃興，為了協(xié)調漢宋之爭，“詞章”一門才基本上被納入到了正統(tǒng)學術之中。姚鼐有云：“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日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曾國藩又進一步分學術為四：“曰義理，曰考據(jù)，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紦?jù)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他這里所說的“文學”主要是就“文字”和“音韻”而言，而他所認定的“詞章”與“文學”的區(qū)別則是：“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圣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圣門則文學之科也。” 不難看出，“詞章”研究實際上一直到清代中葉的桐城派手中，才真正被納入到正統(tǒng)的“學術”范疇而開始成為了學術之一種，但它仍然只是通往“經學”的途徑之一。在真正致力于學術研究的人看來，“詞章”即使可以被視為“學術”之一，卻依舊不能作為學術的主流而存在。梁啟超在戊戌以前尊康有為主教即認為：“詞章不能謂之學。……若夫駢儷之章，歌曲之作，以娛魂性。偶一為之，毋令溺志?！庇终f：“所謂‘純’之文，極所輕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學的考證’之一途。其向文藝方面討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張其軍也。”劉師培在考察近代中國文學的變遷時也曾指出：“近世之學人，其對于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為小道，視為雕蟲小技，薄而不為；一以考證有妨于詞章，為學日益，則為文日損。是文學之衰，不僅衰于科舉之業(yè)也，且由于實學之昌明?！?從學術演進的角度上看，傳統(tǒng)中國的“詞章”研究并不是依據(jù)“歷史”(縱向)與“知識”(橫向)這類的維度構建起來的，因而從根本上缺乏一種作為獨立學科而存在的學術品質與學科基礎。但因其包含了后世“文學”研究的核心內容，“詞章”又不能不被視為漢語“文學”研究的歷史“正源”。所以，我們一方面不得不把“詞章”這一混雜著“經學”、“理學”、“心學”甚至“佛學(禪宗)”等等內涵的混合體納入到“文學”研究的視野之中，而另一方面，那類并不純然屬于“詞章”本身的核心范疇如“文”、“辭”、“體”、“筆”等等也同樣成為了文學之“理論”的基本支撐。這也許正是造成后世“文學”研究的“學科界限模糊”(常與哲學或歷史等學科相交錯)與“學科范疇混亂”(文學理論、詩學、美學、文藝學等范疇的混用)的最為根本的原因。 隨著西學東漸的逐步展開，西方意義上的“文學”之“審美”內涵及學科設置日漸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心，一種以外在的“知識觀照”為基本方式的“文學”研究體式開始取代中國傳統(tǒng)“詞章”研究的“文體辨析”與“直觀感悟”等等模式，進而奠定了現(xiàn)代中國之“文學”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這一范型轉換的優(yōu)勢在 于，它能夠使“文學”研究本身獲得某種相對清晰的方向感，同時也有利于文學自身理論的體系化發(fā)展；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潛伏了某種幾乎無可避免的隱患，即在文學理論自身逐步完善的體系化過程中，文學研究很容易深陷于僵化的知識描述而與充滿活力的文學現(xiàn)象脫節(jié)，由此也將使“文學”研究本身最終失去其鮮活的感性生命力。 二、從“詞章”到“美術”：“文學”之學術特性的初步確立 錢穆曾說：“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tǒng)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蓖砬鍖W術思想的深刻變化無疑首先來自于由“西學”引進所帶來的空前的“知識”沖擊。有清一代，對于西學的引進大致歷經了“西學中源”、“中體西用”和“廢中立西”這樣三個大的階段。所謂“西學中源”主要是為了在“中學”的“知識”結構框架內為“西學”尋找到某種得以立足的合理依據(jù)。而所謂“中體西用”，按照張之洞的意見，即是指中國傳統(tǒng)的經史之學仍當被奉為根本之學(本體)，而西方的政藝之學則只能致用。但事實證明，強行將一種有著自身科學邏輯與結構配置的“西學”知識體系，分解、重組并納入到另一種非科學結構的知識系統(tǒng)之中，其結果，知識的不斷增殖與系統(tǒng)容量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就必然會造成既有結構系統(tǒng)的膨脹、裂變和最終的瓦解，“中學”的知識配置標準因此也不得不進入到以“西學”知識分類系統(tǒng)與學科體系取代“中學”的“廢中立西”的全新階段，這種變化首先意味著學術研究的知識體系本身發(fā)生了深刻的裂變，而對于西學整體知識結構的重新認識也成為了學術資源配置所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具體到“文學”研究而言，就首先必須對傳統(tǒng)學術中的所謂“詞章”、“文學”等基本范疇的內涵與外延作出全新的定性和定位。也正因為如此，晚清民初才出現(xiàn)了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魯迅等人對于“文學審美”的“精神”特性的大力張揚，作為獨立范疇的“文學”在其內涵、外延、功能及形式特征等等方面的基本學術品質也才真正得到了初步的確立。“文學”也因此從中國傳統(tǒng)的“非學術”形態(tài)一變而成為“學術”之一種。 雖然從整體上講，清代學術依舊保留著傳統(tǒng)學術的根本框架，但自桐城派起，“義理”、“考據(jù)”、“詞章”開始有了某種相對明確的界限劃分，加上《四庫全書》對既有古籍的徹底整理，清代學術就實際形成了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一次較為全面的知識整合。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詞章”才作為一種獨立的學術研究被凸顯出來。出于桐城派對于“文章”本身的刻意強調，清代的“詞章學”研究盡管仍然沿襲的是傳統(tǒng)學術中“文章”與“義理”、“考據(jù)”等混雜共存的通識學術研究模式，但“詞章”研究自身獨有的感性特征已經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和重視(如姚鼐、章學誠、劉熙載等)。同時，由梁啟超等人所發(fā)起的“三界革命”也使得“文學”概念本身開始逐步與“文字”、“音韻”等相脫離。1902年，《新民叢報》在介紹《新小說》雜志時，所用標題即為<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梁啟超在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也同樣舉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應當說，這一細微的變化實際已經為晚清學人對于“文學”的本質特性——“美”的范疇的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從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發(fā)展歷史來看，所謂“美”，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王國維就曾嘆息說：“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懊佬g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fā)達之原因也。”嚴復對此也有同感，他在翻譯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所寫的“按語”中就認為：“吾國有最乏而宜講求者，然猶未暇講求者，則美術是也。夫美術者何?凡可以娛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關于理者是已?！佬g者，統(tǒng)乎樂之屬者也?！?古典形態(tài)的中國學術研究為了維護傳統(tǒng)“經學”系統(tǒng)中“道”或“理”等核心范疇的地位不受到損害，常常將純然感性的“美”(“文飾”、“辭藻”等)視為有害的因素而排斥在外。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美”作為一種獨立范疇的出現(xiàn)確實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魯迅曾指出：“美術為詞，中國古所不道，此之所出，譯自英之愛忒(an or fine art)。”并解釋說，“顧實則美術誠諦，固在發(fā)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薄懊佬g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主謂。茍合于此，則無問外狀若何，咸得謂之美術；如雕塑，繪畫，文章，建筑，音樂皆是也?！濒斞复宋淖饔?913年，事實上，在此之前，魯迅在1907年寫就的《科學史教篇》及《摩羅詩力說》中就已經多次提及“美術”一語。魯迅認為：“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主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逼渌鶑娬{的核心即是對“美感經驗”的高度重視。由此可見，至少在晚清民初之際，“美術”一語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美學”或“審美”的另一代名詞了，而有關“美感經驗”乃“文學”之最為突出的特征以及“文學”乃“美術”之一種等等的看法，也已經達成了某種相對普遍的共識。如劉半農所說：“文學為美術之一?！眳清狄餐瑯诱J為：“詩為美術之一，凡美術皆描摹人生者也。……美術皆造成人生之‘幻境’(Illusion)，而此‘幻境’與‘實境’(Actuality)迥異。” 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真正確立首先應當歸功于王國維。王國維傾心于哲學與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國前的1901—1911年約十年間，其《紅樓夢評論》一直被視為開啟現(xiàn)代中國審美意識的典范之作。王國維對于“美術”的基本界定是：“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伎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辈⑦M一步肯定，“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薄懊佬g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蓖鯂S曾將“學術”分為三種，“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具體而言，“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 另一位將審美作為現(xiàn)代學術核心范疇加以確立的是蔡元培。蔡元培在民初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如《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1912)、《華法教育會之意趣》(1916)、《以美育代宗教說》(1917)等，都是在現(xiàn)代“美感經驗”的普遍意義上使用“美術”這一概念的。蔡元培認為：“世界各國，為增進文化計，無不以科學與美術并重。”“美術本包有文學、音樂、建筑、雕刻、圖畫等科?！薄霸诂F(xiàn)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xiàn)象而流轉，至美術，則即以此等現(xiàn)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 雜念。”如此等等。直到1920年，他在《美術的起原》一文中才明確指出：“美術有狹義的，廣義的。狹義的，是專指建筑、造象(雕刻)、圖畫與工藝美術(包含裝飾品等)等。廣義的，是于上列各種美術外，又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術史，用狹義；美學或美術學，用廣義。現(xiàn)在所講的也用廣義?！?以此可見，在晚清民初的近三十年間，“美術”作為一個特定的學術范疇，在其內涵與外延上已經初步具備了后世“美學”學科的雛形；換言之，“美術”或“美學”已經逐步發(fā)展成了一個完全區(qū)別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獨立的“屬概念”，它可以下含諸如文學、音樂、繪畫、舞蹈、雕塑、建筑等等一系列的“種概念”。而“文學”本身也可以作為另一個有其特定外延的屬概念把詩歌、小說、戲劇及詞、曲、賦、文等等更為具體的種概念容納進來，并使其自身逐步發(fā)展成為一門具有一般學術意義的獨立存在的學科。這一以“文學”為核心范疇的完整的知識系統(tǒng)已經跟中國傳統(tǒng)的“詞章學”體系有了根本性的區(qū)別。其標志就是，在內涵上，美感經驗成為了“文學”特性的核心的本質規(guī)定，而在外延上，則重新接續(xù)了傳統(tǒng)學術有關“詞章”研究的“文體”類別。梁啟超曾說：“凡一學術之興，一面須有相當之歷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機運。”晚清民初所出現(xiàn)的“美術”、“文學”等特定術語，實際承擔的就是一種確立其作為學科的學術意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