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啟蒙功利文學觀；超功利人本文學觀；“為人生”的藝術；“為藝術而藝術”

論文摘要：運用社會分析和比較方法，對晚清到“五四”時期文學觀的衍變進行了勾勒，試圖梳理_這兩個歷史階段文學觀之間的淵源關系，凸顯它們的不同特點、優長與局限，并為建構一種較為完善的文學觀提供借鑒。晚清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和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分別開啟了“五四”時期“為人生”和“為藝術”兩種文學觀，但這種影響卻是曲折的、復雜的?！拔逅摹睍r期這兩種文學觀缺乏晚清兩大文學觀的純粹性，它們各自都具有多種文學觀交相為用、看似分裂實則互補的特點，因而共同地呈現出駁雜的風格。 晚清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和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分別開啟了“五四”時期“為人生”和“為藝術”兩種文學觀。但時代畢竟在前進，“五四”時期外來文學思潮涌人中國的規模和產生影響的深廣度，均遠遠超過了晚清，這使得理論家們和作家們有了更多選擇的可能，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具“五四”時代特征的現象：“為人生”和“為藝術”這兩種文學觀，雖然可以溯源到晚清，但它們既具它們的影響源所有的主導傾向，又善于吸取各種新潮文學觀的合理之處，因而各自都具有多種文學觀交相為用、看似分裂實則互補的特點，共同地呈現出駁雜的風格。為了使晚清和“五四”這兩個歷史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文學觀之間的歷史淵源及各自特點更為凸顯，筆者對晚清到“五四”時期文學觀的衍變進行了勾勒，試圖從中看出歷史演進的軌跡。 一、晚清時期開風氣之先的兩種文學觀 (一)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壇上，梁啟超是一個不可不提的人物。這并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新文體”與詩歌風行海內，還因為他是晚清文學革新運動的倡導者和靈魂人物，使近代文學由古典形態逐漸向現代形態轉型的繼往開來的一個人物。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失敗后，苦苦思索失敗的原因。經過深入思考，他把原因歸結于群眾的不覺悟和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上來。要解除傳統文化對國人的束縛，開啟民智，在當時條件下，比較快捷的途徑是向國人灌輸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為了取得最佳效果，梁啟超選擇了極具感染力和影響力的文學。當時中國的古典文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漸漸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然的延續狀態已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歷史要求，引進域外文學，革新中國文學，便成為當務之急。 1899年歲末，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首先發出“詩界革命”的呼喚：“……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睆闹胁浑y體會他對當時詩壇現狀的不滿以及焦灼而又充滿信心地期待詩壇革新人物出現的心情。然而梁啟超的“詩界革命”是不徹底的，他對“新詩”提出的標準是：“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期可以舉革命之實矣?！毕胍耘f瓶來裝新酒，未能完全沖破舊形式的束縛。其實，新的詩歌內容必然要求詩歌形式的新變以相得益彰，這是梁啟超的理論局限所在，也是晚清文學革新運動與以“形式的解放”作為文學變革突破口的“五四”文學運動的差距所在。 四天后，梁啟超又揭起了“文界革命”的大旗，極力強調師法域外文學，以歐西文思人文，與中國文學史上以往無數次的文學革新僅在傳統文學內部作非常有限的調整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文界革命”卻和“詩界革命”一樣，存在著重視內容革新輕視形式革新的不足。更本質地說，是梁啟超過于看重文學的思想啟蒙作用，而認為形式是無足輕重的，這不能不說是梁啟超文學觀的偏頗之處。 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這篇被后人譽為“晚清小說界革命的理論綱領”的文章。文章一開始，梁啟超就很突兀地開宗明義：“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在梁啟超看來，新小說是建構理想社會與國家最重要的手段。不僅如此，梁啟超還從反面立論，認為中國國民素質之差、政治之腐敗都是由于舊小說之害，這如同他認為小說能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一樣，都是本末倒置之論。盡管如此，梁啟超的觀點還是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現當代文學一個一以貫之的特點便是文學與政治的密切聯系。 梁啟超之所以如此賣力地提倡“新小說”，并不惜把小說的作用夸大到離奇的地步，是為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需要，與他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時的初衷完全一致。雖然他也注意到了小說的一些本體特征，但這些都不是他關注的中心。在他那里小說只是社會變革的工具和有力武器。梁啟超所提出的“新民”說開啟了“五四”文學“改造國民性”這一基本命題，為后來的文化啟蒙運動立下創辟與奠基之功。梁啟超的文學觀點帶有濃厚的實用功利色彩，極力強調文學的“覺世”、“新民”功能，使得文學要超負荷地去承擔“經、史”的功能，這種功能改變了小說的性質。但文學尤其是小說，作為審美想象性的文體因此付出了沉重的審美代價。 (二)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 與梁啟超相反，在強調文學的獨立美學價值方面，王國維是晚清走得最遠的一個人，也是最早提出“純文學”概念的人。王國維生活在東西方文化劇烈撞擊的時代，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西方美學思想，并能自覺地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分析解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印象感悟式和即興發揮的評點式詩評文評，王國維開始嘗試建構自己的現代美學體系，并提出一系列文學批評的新概念和新范疇，在學術界贏得極高的聲譽。 在《<紅樓夢>評論》這篇長篇論文中，王國維首次運用西方近現代主要是康德、叔本華的美學理論對《紅樓夢》作了極具思辨色彩的闡釋。文中論述了作者對于生活本質的觀點?！吧钪举|何?‘欲’而已矣?！疄樾詿o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比艘驗橛杏陀牟荒軡M足而產生痛苦，那么如何來擺脫痛苦呢?王國維指出了兩條路：一是在對天才藝術作品的靜觀與欣賞中，物我兩忘，“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關系也。”“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而得其暫時之和平，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焙茱@然這是把藝術的審美虛擬世界當成了逃避人生痛苦的避風港，這種逃避只能是暫時的。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國維又為人們指出第二條路：“而解脫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币笕藗兦逍墓延?，而不是積極與社會現實爭斗，不難看出王國維思想的消極方面和宿命論傾向，這些都與康德哲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以及叔本華悲觀厭世的生命哲學對他的影響有關，從而也使王國維的文學觀帶上了濃郁的人本主義色彩。 同樣在這篇文章中，王國維還指出：“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無利害之關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實物而后可。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這便是王國維的藝術觀。這種藝術觀是回避人生的、超功利的，與梁啟超的文學觀完全不同?？陀^地說，作為兩種同時并存的文學思潮，王國維的超功利人本文學觀比梁啟超的啟蒙功利文學觀無疑更接近文學本體。但在晚清人人競言“革命”、“圖存”的特定社會背景下，梁啟超的文學觀由于契合時人變革現實的迫切心理而得到了廣泛回應，在聲勢以及影響面上，都遠遠超過了王國維的文學觀，是主導性的思潮，而王國維則注定無法避免不被時人理解的寂寞命運。但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鑒于中國“文以載道”傳統的強大，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過于關注文學的政治功能，而對文學的本體性特征缺乏應有的重視，王國維主張將文學從“載道”和道德教化中解放出來，反對將文學庸俗化功利化，尊重文學的自足品格和價值，使文學成為獨立的存在，體現出現代意義上的對于文學本體特征的自覺意識，對于矯正當時文學創作中一些急功近利、概念化、政論化作品的弊病不無益處。 二、“五四”時期交相為用，看似分裂，實則互補的文學觀 “五四”文學革命是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爆發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把‘現代性’從一部分士大夫意識中解放出來，轉而成為全社會的努力目標的民眾性運動，然而自波德萊爾開始，西方的現代化過程在社會發展與心靈反應之間構成了巨大的自我分裂，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大撞擊中所獲得的強烈的現代意識，也必然帶有分裂性……”這種現代意識的分裂性在文學觀上也有充分的體現：“五四”時期并沒有特別純粹的文學觀，而是每一種文學觀內部都有多種文學觀的交互為用，這使得每一種文學觀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自我矛盾之處，具有了表面上的分裂性。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時代的變化使然。因此，關于這個問題，筆者仍然得從晚清民初談起。

在晚清民初，魯迅的文學觀與梁啟超、王國維皆不相同，自成一家之言。在1908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中，魯迅提出了文學的職能是“無用之用”這一觀點：“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⑷说礼?E、Downden)有言曰，美術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觀誦而后，似無裨于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于觀誦，如游巨浸，前臨渺茫，浮游波際，游泳既已，神質悉移?！饰恼轮谌松?，其為用決不次于衣食，宮室，宗教，道德。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勉，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于善生，時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樂，時或活動于現實之區，時或神馳于理想之域；茍致力于其偏，是謂之不具足?！恼虏挥弥?，其在斯乎?”可以看出，魯迅的文學觀雖然帶有時代的啟蒙色彩，但又充分顧及了文學的審美功能，在看待文學的非功利性和功利性方面，是一種較為辨證的觀點?？上У氖?，由于種種原因，這個觀點在后來并沒有被魯迅先生堅持下來，而是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