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言語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對等

王晶

論文關鍵詞：言語的語言學翻譯對等

論文摘要：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一系列深邃的思考奠定了現代語言學的基礎；同時他的許多觀點也成了語言學界爭論的焦點，其中就有關于語言和言語、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的區分。言語是人們運用語言工具交流思想、交換信息的社會行為；言語的語言學是人在不同語境中運用工具的過程及結果。本文從言語語言學入手，介紹翻譯中的對等模式，試圖從言語語言學解釋英漢翻譯中的對等問題。

一、言語的語言學

大家知道，是索緒爾(F．deSaussure)明確區分了語言和言語。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他認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而言語“是人們所說的話的總和，其中包括：1）以說話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個人組合，2）實現這些組合所必須的同樣是與意志有關的發音行為”。英語用language表示“語言”，用speech表示“言語”。語言是同質的，言語是異質的，言語相比于語言而言龐雜得多。

言語是個人的行為，是在某種情況下個人的說話活動，其中應該區別開：1)說話者賴以運用語言規則表達他的個人思想的組合；2)使他有可能把這些組合表露出來的心理、物理機構”，正因為如此，我們一貫堅持言語具有兩方面，即說(寫)和所說(所寫)，反對有人把所說(所寫)從言語概念中剔除出去。因為這個問題不是術語單一性的問題，而是涉及語言學基本矛盾的問題。也涉及言語的語言學的開拓問題。

區分了語言和言語，索緒爾又提出了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并且作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他提出“兩條路不能同時走，我們必須有所選擇；它們應該分開走”。因此，我們認為：語言的語言學是一種關于工具(即符號系統)及工具內部的相對靜態的語言學，靜態的語言的語言學是以言語中不斷被運用的句子以下的單位為自己研究的材料，它的研究目標是語言的系統這個工具；而言語的語言學則是一種人在不同語境中運用工具的過程及結果的相對動態的關于語言的語言學，動態的言語的語言學以句子以上的單位為材料，研究的目標是人運用語言工具的過程與結果的規律。

本文主要從言語語言學看翻譯的多相面對等，而言語的語言學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宏觀言語的語言學主要研究言語的語言學的一般原則及人們如何利用語言工具在各種不同語境下說(寫)和所說(所寫)，像語用學、修辭學、話語分析等諸多學科；微觀言語的語言學則深入到語言四要素中研究：言語的聲音、言語的意義、言語的詞匯、言語的語法。

二、翻譯中的“對等”原則

對等原則是翻譯理論中的中心概念，也是翻譯理論最難攻破的壁壘。無疑，譯文和原文應該對等，至少在一定意義上對等，但是嚴格意義上的對等是很難做到的，因此對等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所謂源語和譯語“相等”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奈達（Nida1964）區分了兩種對等：形式對等（formalequivalence）和動態對等（dynamicequivalence）。形式強調信息本身，指的是形、義對等；動態強調接受，指效果對等。然而兩者并不是排斥的，形式對等在理論上可以是較等級的語法層次的對等，如詞素、詞、短語、句段；而動態對等主要是語篇整體效果的對等。

赫維和希金斯（Hervey&Higgins1992:24）認為：譯文如果“在相關方面沒有差異則對等”，這反映了一個語用事實：完全對等是不可企及的——完全對等不符合語言的表征性原理，因此，在翻譯理論中“對等”不是一個機械意義上的概念。機械的對等是源語文本中的X一成不變地譯成譯語文本中的Y，反之亦然。據此，切斯特曼（Chesterman1997）指出：盡管“對等”這一中心概念在翻譯理論界長期占有統治地位，現在似乎日漸失勢，并說明了這一概念的空洞性：不應以對等界定翻譯，以翻譯界定對等，依此定義所有翻譯都是對等的，不對等的翻譯只能是自相矛盾。

所謂翻譯過程的動態性，是因為交際雙方的認知結構和認知環境都是不定的，由于交際固有的特性，翻譯和翻譯的方法論只能是動態的、闡釋的，因此“對等”之類的概念也只能是動態的。現在假設語境是靜態的：“cold”和“冷”在語境（房間內）的隱含意義是“關窗”；在語境（商店旁）的隱含意義是“買件棉衣”……這里可以看出原文和譯文對等，隱含也對等。但是，在交際中語境是一組語境假設（a set of contextual assumptions），譯語接受者可能會推導出不同的隱含意義，要想對等往往是很難的。即便在語義層“cold”也不總等于“冷”，它還可以表示“涼”、“感冒”等；反之，“冷”也不總是“cold”，還有許多其他的意思，這都可能產生不同信度的疑問，甚至誤譯。一個詞構成的文本尚且如此動態，由許多語碼構成的文本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還有共時歷時問題：不同的譯者會有不同的譯文，不同時代的譯者也會有不同的譯文。億萬個人翻譯《哈姆雷特》，就會有億萬個《哈姆雷特》譯本。翻譯是波動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億萬個《哈姆雷特》譯本必然有著共享的成分。

三、言語翻譯的對等模式

言語翻譯是一種有語境(或情境)的翻譯活動，其關鍵在于尋求具體語境(或情境)中的意義和功能等值。下面分別從單詞、短語、詞匯、語篇以及語用方面介紹翻譯中的對等模式。

（一）單詞

源語與譯語在概念與語符的關系上對等

例如：a).aspirin——阿司匹林，

b).wife——夫人，妻子，內人，愛人，老婆，老伴，女人……

就a中的對應而言，兩種語言沒有語體、語域或體式方面的差別，b則相反。其實，這種意義上的對等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詞的義項，而不是詞（有的詞可包含很多義項，比如“see”有“看到”“明白”等義項）。詞匯系統是開放式的，由于認知的隱喻過程，詞匯隨時都會添加新的用法。一個詞的義項和多義詞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一般說來，當人們不再注意義項與義項之間的語義聯系時，便把這些義項看作不同的詞，這就是所謂的同音同形異義詞，如表示日期的“date”與表示約會的“date”，反之，一個物體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人們便可能根據自己對這些特征的感知給它分別命名，這便是所謂的同義詞，如“土豆”“馬鈴薯”詞語不同但概念一致。

（二）短語

典故性短語要注重語言事實而不是命題事實，因為這類短語所涉及的實施已經語碼化了，成為語言成分了，其事實只是該類語碼的造詞理據。由于每一種語言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那么從跨語言的角度來看，有的短語有相同的理據，有的則沒有，但其所指的意義是相同的。

例如：趁熱打鐵——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詞義與理據統一

膽小如鼠——as timid as a rabbit詞義與理據有所不同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詞義與理據完全不同

這類短語的翻譯常常會有詞匯內涵或文化方面的爭議，雖然造詞的理據表現出內涵或文化方面的差異但內涵是不定的，因人而異的，因此是可以忽略的。再說，意義往往可以通過語境來確定，由此消除內涵上的差異。

除以上之外，譯語中可能有表示相同概念的說法，于是便有了“一對多”的對等模式，例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鳥，一箭雙雕（三）詞匯對等

由于詞匯對世界的映射是不完全的，而不同的語言之間范疇劃分也不同，所以不同語言的詞匯在外延和內涵方面往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表現在另一種語言之中，往往出現詞匯空缺的情況。詞匯空缺可以表現為：1）語法形式的空缺，即譯語中沒有表達該語法概念的詞，在漢語中就沒有冠詞等；2）實詞的空缺，即譯語中沒有表達物體、事物或行為等概念的詞。對于詞匯空缺而言，所謂的詞匯對等實際上只是“不對等”的對等。

就語言間的對比而言，詞匯空缺往往是在譯語中沒有上義詞或下義詞，如英語的mother-in-law只相當于漢語中空缺的上義詞，而漢語恰恰相反，它只有英語中空缺的下義詞:“婆婆”“岳母”“丈母娘”，而沒有上義詞。這種情況下，其對等關系是：mother-in-law：婆婆，岳母，丈母娘。

（四）語用意圖

所謂語用意圖是指語言形式大多不能作字面上的理解，而應是相同交際情景的得體性表達方式。不同的語言有相同的表達法，也有不同的表達法，但交際意圖是大致相等的。

語言形式相同，交際意圖相同：Goodmorning早上好；Seeyoutomorrow明天見

語言形式不同，交際意圖相同：你吃了嗎hello；放屁nonsense；此致敬禮yours sincerely， yours cordially， yours faithfully

當然，也有語用意圖不對等的現象：例如，ambition渴望、抱負、野心。

One of his ambitions is to become a minister．

他的抱負之一是要成為一名牧師

That politician is full of ambition那個政客野心勃勃。

這兒“抱負”和“野心”所具有的褒貶色彩均在例證的語境中得到了準確的印證。

結語

言語語言學和翻譯都是以語言為載體的人類社會活動，具有廣泛的內在聯系；翻譯的對等是一個抽象的動態對等，兩種語言符號之間的言語對等必須要放在具體情境下進行對譯，這種對等模式其實是文化內涵的對等。因此，一定要弄清其所在的語境，準確地理解在原文中的意向及其語用含義，以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才是翻譯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