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們相互之間如何達成正確理解是語言學轉向后西方哲學的重大問題，戴維森從錯誤表達達成正確理解這一極端情況出發，從其內容與形式分析了理解所必需具備的核心環節：交流，而不是約定，直擊了語言是語言共同體的約定的日常理解。這將有助于理論界進一步深入探討語言的本質，推進語言學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語言誤用；約定；前理論；后理論

語言學轉向后的西方哲學中，研究者對通過語言人們如何達成理解這一問題爭論甚多。歐陸一系的解釋學理論所著重研究的是這一問題，英美一系于此也不遺余力。而兩者在國內學術界所處地位卻涇渭分明，前者的介紹與研究連篇累牘，而后者卻鮮有著述。揭開英美解釋學中可與伽達默爾相匹肩的唐納德·戴維森的思想之一角，求教方家。

戴維森的思想是圍繞徹底解釋這一圖景展開的，他認為交流中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種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語言，即句子與其意義的約定集合。就戴維森的該拒絕及其建構的語言交流模式疏導出他的交流理論。

1 荒島模型與語言誤用

對于約定的拒絕，戴維森首先是從一個思想實驗開始的。戴維森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模型來拒絕看似語言交流所必需的約定。在這一模型中，他假設兩個沒有公共語言的人被一起棄置于一個荒島，而沒有公共語言這一點在原則上并不會阻礙他們的交流：當其中一個人使用句子的時候，另一個能夠理解說話者的意義。這一模型顯示，在不知道對方的語言也沒有共享句子意義約定的時候，正確理解仍然可以達成。因此，如果語言被看作句子解釋的約定歸屬，那么它就不是交流所必須的。由此，戴維森拒絕了作為約定的語言。

在戴維森的這個徹底解釋理論的標準模型中實質出現的只有交流的雙方：說話者和解釋者。這一思路他通過其師奎因繼承自維特根斯坦，這種荒島模型有助于我們摒棄一些在日常的語言交流中貌似所必需的因素，但是，這同時頁帶來一個問題：該模型是否適用于日常的語言交流？如果不適用，那么，戴維森對于約定的拒絕就是失敗的，因此，他力圖把這一模型轉入日常生活，因為“解釋的難題不僅是對另外一種語言而言的，而且是對同一種語言而言的” 。他通過處理語言誤用來展示其對于約定拒絕的合理性，語言誤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荒島模型。

語言誤用這個詞在某種意義上顯然預設了標準用法的存在，但這僅是一種假象，語言誤用所揭示的是那些用約定無法說明的現象：在語言誤用時我們依舊能夠達成理解或解釋。詞語的約定使用正是許多哲學家或語言學家所設想的語言的標準狀態，但這種狀態是必需的嗎？當討論這個的問題時候，我們仍然無法脫離語言，但是此時所討論的應當是語言的描述，也就是說此時的討論與討論所使用的語言來說是一種二階關系。或者，我們不使用語言誤用這樣一個容易引起混亂的詞語，而直接用不涉及約定的方式來描述它所指的現象：有些人有時候所使用的詞語的意義與其他人使用時的或者與他從前使用時的意義不一樣等，顯然也能夠消除對標準用法的虛假預設。

2 “前理論”與“后理論”

為了避免對于語言一詞的使用，戴維森使用了兩個新概念“前理論”和“后理論”來說明解釋。前理論包括交流者帶入解釋的一切，比如對說話者信念和愿望的信念，對說話者實際使用句子傳達內容的預期，等等。當說話者說話時，解釋者用他的前理論來形成后理論。后理論是按照好意原則對說話者當前所說的實際解釋。在最常見的環境中，前理論和后理論或多或少是一樣的。這就是戴維森所理解的說話者的語言。戴維森喜歡強調詞語誤用，因為，雖然它們可能構成問題，卻沒有一個對解釋理論真的構成挑戰。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語法錯誤，僅與前理論相關；而給出意義的是后理論，它并不參照判定這些現象為錯誤的約定。在實踐上，戴維森并不拒絕約定的作用。“我們沒有時間、耐心或者機會為每個說話者發展出一個的新解釋理論” 但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了徹底解釋，約定就不是必要的。當我們形成后理論，我們實際上也就解釋了人們的語言或者話語。約定雖然有著實用的價值，但并不是解釋和交流的在其本質上所必需的。

對約定的拒絕實際上也就拒絕了“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所設想” 的語言，這是令人震驚的論斷。所以它的首次發表就與其批評共同付印。一開始它就遭遇了各方面的責難。 （1）戴維森所描述的交流被認為只是“說話者的單邊” 行為，而“語言誤用是關于交流，交談的，是說話者和聽者的互相作用” 。這一責難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戴維森關于交流的整體架構。從徹底解釋的荒島模型中我們確實沒有看到一個相互作用的描述。戴維森一開始也以語言學家的田野調查建立翻譯手冊和學習一門語言作為徹底解釋的例子，表面看來，這兩個例子應該更顯示出一種單邊傾向。那么戴維森是否真的忽略了交流的這一最基本直覺呢？戴維森闡述其理論建構目標時曾經說過：“我們想要有這樣一種理論，它滿足對真理理論的形式上的限制條件，并獲得人們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說，就我們所能告知而論，使庫特（以及其他人）所說的話盡可能經常地是正確的。” “同意”也是奎因的原始翻譯中的重要術語。當語言學家記下“兔子”作為對Gavagai的嘗試性翻譯以后，他必需以某種方式詢問土著來檢驗該嘗試性翻譯，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在下一次兔子出現時說Gavagai并觀察土著的反應，看看土著是同意還是不同意這一話語。這種方法顯然是達到同意的一種基本方法，從戴維森的外部論（externalism）立場，沒有拒絕的理由。此時語言學家作為說話者希望土著用標準的約定方法把解釋單字句“Gavagai”的意義理解為“兔子”，而土著此時作為解釋者來解釋Gavagai。在此，說話者和解釋者進行了角色互換，從這個意義上看，戴維森的方法當然是說話者單邊的，但是作為交流參與者的兩個人——語言學家與土著——卻有著一次相互作用。更進一步，土著對于Gavagai的同意或者不同意正是作為解釋者對說話者的反饋。我們也可以類似地處理語言學習的例子。因此，戴維森并沒有忽視說話者和解釋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2）前理論和后理論的區分。達米特認為“我們必需區分三個東西：語言；語言的意義理論和一個二階理論。” 達米特把語言定義為“言語交流的一種存在樣式” ，而意義理論則是“屬于它的表達的內容的理論” 這一理論用以間接的說明語言行為，這里間接是說意義理論“自身不包含對說話者以及說話者語言或者非語言的信念、意向或者行為的指稱，它把特定的理論術語如‘真’應用于語言的表達” 我們必需要有理論的不同等級，并且必須要有一階理論，否則在邏輯上必然引起無限倒退。而現今我們只有語言一種現象，卻有不同的理論對之做出描述。而意義理論顯然是一階的，那么，前理論與后理論既然描述的也是語言現象，我們就必須要處理它們和意義理論的關系問題。戴維森對前理論和后理論的描述是：“對于聽者，前理論表達了他事先準備怎樣解釋說話者的話語，而后理論則是他實際如何解釋這一話語的。對于說話者，前理論是他所相信的解釋者的前理論，而后理論則是他希望解釋者所使用的理論。” 按照這段引文，從說話者方面看，他的前理論應該是二階理論，因為它是關于解釋者的前理論的理論。而聽者的前理論應該是一階的，它可以被描述為聽者對別人如何對他說話的一般期望的集。但同時后理論也應該是二階理論，因為它們是在前理論的背景中建構起來的，它們是前理論的修改版。這也是對上一責難的繼續糾偏。因為，說話者將聽者置入自己意向之中，說話者并不是獨白，而是力圖使聽者解釋自己。對說話者前理論的分析構成沖突的中心環節。說話者的前理論可能是一階理論嗎？戴維森對說話者與聽者的前后理論的描述的差別是與他一再強調的意義與信念的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對于前理論與后理論的理解不能夠在徹底解釋的框架之外進行，聽者對于說話者的解釋是遵循徹底解釋的要求，在對聽者的描述中之所以沒有出現相信、意向于等二階概念是因為他已經處在認為說話者句子為真的一般信念態度之中。所以戴維森的對說話者和聽者各自理論的描述并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前理論與后理論的區別只是一個人希望某人用他或她所說的所意謂的和面臨話語時他所判定的意義之間的區別。” 再次借重奎因的原始翻譯，戴維森的描述更多地強調了原則性的東西，而忽視了對于解釋過程的具體的細節的討論。假設Gavagai最終的解釋是“好大的兔子啊”，并且對于大小這些明顯的事實土著和我們有共同的信念。土著說出“Gavagai！”，語言學家得出嘗試性翻譯“兔子！”，下次看見一只小兔子，語言學家說“Gavagai！”，土著表示不同意，直到看見一只大兔子，語言學家說出時土著表示同意，形成解釋。這中間的嘗試過程是前理論還是后理論或者兩者都是？戴維森說：“當說話者和解釋者交談，他們的前理論越來越象；他們的后理論也是如此。當后理論一致時同意與理解的漸近線相交。” 前理論與后理論在交流過程中始終變動著，說話者所說的和解釋者所聽到的每一句話都有其前理論與后理論，一句話的說出是前理論與后理論的一個結點，當土著說出“Gavagai！”時，他有前理論與后理論，而語言學家翻譯為“兔子！”時也有前理論和后理論，前理論與后理論并不象達米特所認為的那樣一個是長期理論（long－range theory），一個是短期理論（short－range theory），兩者都是變動的短期理論。達米特長期理論與短期理論的區分是想說明長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約定構成（具體的論證見評論）。它揭示出戴維森后來所承認的錯誤：“沒有充分強調說話者群體內部大量的一致性所帶來的實踐的便利性。” 但是達米特本人顯然把約定所具有的實踐的方便性與戴維森所要尋求的對理解（解釋）的必要規定性的目標混淆在了一起。那么，前理論與后理論究竟是什么呢？“為什么后理論該完全被稱為理論呢？在我們的意識中的那類理論在它的形式結構上適合作為整個語言的理論，即使它的預期應用范圍小得難以察覺。因此回答是當某時或者某地一個詞或者短語取代了另外某一詞或者短語的角色（或許，象前理論中所處理的那樣），那么，這個角色的所有責任，以及它所蘊含的與其他的詞、短語和句子的所有邏輯關系，都必須為后理論所伴隨。一旦掌握到馬勒普羅太太說‘墓志銘’時她意謂的是‘綽號’，那我們就必須給予‘綽號’‘墓志銘’在其他許多人那里所具有的能力。只有一種完全遞歸的理論能夠公平對待所有這些能力。” 相應的前理論也應該是一個類似的遞歸理論。戴維森所認為的遞歸結構的模型包括如下幾個要點：①有限的一些原初材料；②這些材料的一定組合原則；③前兩者可以組合出無限多的事例。因此，前理論與后理論的基本形態應該是：①一些詞語以及它們所意謂的意義；②詞語的組合原則。或許我們可以把它們看做字典，但是這個字典并不是大家所共同擁有的，并且與實際發生的交流密切相關。需要注意的是前理論與后理論都是在一定意義上的完整字典。雖然后理論可以是在前理論基礎上修改而來，甚至有時候是前理論的“大量復制” ，但后理論并不只是記錄這些修改，它記錄的完整的詞語的遞歸結構。前理論與后理論都是一階理論，它們是對意義理論產生的詞語和意義對應關系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