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及其表現

所謂全球化，一般理解為全世界經濟、政治、技術、文化整合的綜合過程，也可說是這些模式或特征在全球范圍移動的過程。全球化推倒國家疆界，使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本文所說的“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 globalizati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全球化的社會語言現象，其二是為了研究這種新現象所需的新理論。在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的新視野下，全球化是有關社會語言的；語言內在于全球化過程。因此，用諸如“語言與全球化”這樣的術語來描述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不適宜的，似乎將二者割裂了開來。關于作為理論的“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我們在其他著述中有較充分的論述（Blommaert 2010）。本文簡要考察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現象的主要表現和特征，進而討論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移動性”，聯系中國/漢語情境，闡述移動性研究的兩大課題。

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現象有三個主要表現。

首先是全球化對語言本身的影響。因特網的興起形成了重要的社會語境，使新的話語類型或模式、新的實踐、新的認同迅速發展；語言變化隨著網絡活動而發生，例如采用拉丁化的詞語形式而非母語形式；各種英語變體通過新的力量傳播到全球；嘻哈（hip hop）音樂等流行文化在全球的盛行推動了這些新變體的傳播。

第二個方面是全球化對移民模式和移民社群的影響。難民和短時民工改變了世界范圍大城市的面貌，導致了“超多元性”（superpersity）（Vertovec 2006），即城市中原居民與移民的混居，移民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組織形式。這其中包括全球實踐共同體構成的網絡取代了傳統的“言語共同體”，成為社會組織的主導形式（Castells 1996）。城市移民的語言多樣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手機、網絡視頻等技術使移民可以（用母語）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共同體保持密切的聯系。少數人群體的多語模式正在變化，語言保持和喪失面臨新的研究課題。

第三，英語等全球性語言的傳播改變了語言的層級秩序，少數民族語言和少數人方言面臨窘境。語言瀕危、少數民族語言保持和喪失成為凸顯的課題。“大”語言變得更“大”，“小”語言變得更“小”。然而全球性語言的使用，也形成了新的多語模式，創造著新的語言保持機會（Mufwene 2008）。

與以上三個方面相聯系的，還有對全球化的懷疑和批評。出于自己的經歷和期待，一些群體對能否成功參與全球化過程表示嚴重懷疑，由此對全球層面的活動和全球化語言說不，轉向地區層面及其語言變體。一些人周游全球，跟蹤并批判各國政府商議的全球化舉措，形成反全球化運動的話語。在歐洲曾發起運動，要求地區語言在法律保護下得到承認。

社會語言學家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化的挑戰，嘗試對以上現象作出探索。例如，De Swaan（2001）和Calvet（2006）試圖概括全球化時代語言關系的一般特征；Fairclough（2006）探討了全球化對話語模式的影響；Pennycook（2007）考察了英語在全球化流行文化中的新角色。然而，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整體面貌尚不明確，原因之一是大多數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情境。這反映了學術世界的不平等，以及研究西方之外地區的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需在這樣的語境中進行：全球化進程發生且影響著語言的結構、選擇、使用和相關認同的形成。當今中國便是這樣的語境。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全球化的超級事件帶入中國，進一步刺激了旅游業的繁榮發展。這些發展已經并將繼續改變中國的社會語言面貌，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范圍華語圈的社會語言面貌。

二、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三個特征

2.1影響的廣泛性

全球化對社會語言學語境的影響是全方位而非局部的，它引起社會語言學語境的總體重組。“全球化的政治和文化影響，超出了全球化實際發生的范圍”（Hobsbawm 2007：4）。即使它的直接影響僅限于少數人，間接影響也會涉及每個人，包括表面上沒有被“全球化”的人。

以因特網和手機的普及對社會交際模式的影響為例。隨著信息交流新標準的建立，各機構在日常實踐中轉而依賴新技術，如銀行業務和各種申請手續的電子化。這些機制轉型不僅影響到新技術的使用者，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使用或沒有機會使用它們的人。在學術領域，當今主要國際期刊的投稿正向電子化發展，投稿人必須通過因特網，稿件須在電腦上做成PDF格式。這個過程不僅影響到熟練使用電子技術的學者，而且也影響到所有希望參與到學術信息交流中來的學者，例如那些沒有或僅有極少相關資源的學者。資源在學術共同體中被重新分布了。同樣，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的傳播影響也極廣泛。許多國際學術刊物有明確政策：只接受英文投稿。如果承認其他語言的地位，刊物立刻就會降低檔次。不僅論文限于英語，而且必須是“好”英語，即美式或英式標準英語，而非尼日利亞英語。刊物會建議母語不是英語的學者向英語本族語者求助，修改論文。“僅限英語”政策影響到學科范圍中希望參與信息交流的所有人。差異不在于影響的有無，而僅在于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而已。

2.2群體和語言變體的不平等

在全球化這一影響所有人的活動中，有輸家也有贏家。全球化的一個負面影響是擴大了個人、群體、地區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Hobsbawm（2007：3）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目前流行的自由市場全球化在帶來巨大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不平等；二者都同時發生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對全球化影響感受最深的，是從中獲益最少的人。”

例如，隨著各種機構服務的電子化轉型，某些群體獲得了方便和效率，而另一些則被排除在外。當電子郵件、QQ、網絡視頻成為交流的主要方式得到年輕人的寵愛，傳統書信往來方式逐漸退出時，依賴紙筆書信進行異地交流的老年人變得更加孤獨，甚至被遺忘。當電子投稿成為學術規范時，一些人得到極大的方便，缺少相關資源和技術的學者則被排除在外，非洲許多地區的情況就是這樣。同樣，“僅限英語”的發表政策造成了學術圈的信息傳播不平等。已經用其他語言發表的研究，如果想重新用英語向國際刊物投稿，則面臨“重復發表”、“自我剽竊”的危險。許多扎根本土的研究不為國際同行所了解（Wen & Gao 2009）。

2.3權力資源的多元性

在制造不平等的同時，全球化也預示著集權時代的結束。雖然國家仍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扮演著強有力的角色，但它必須與各種民間機構、私人機構分享文化市場。這是由于全球化改變了語言、文化、社會和政治價值取向在社會中得以復制的工具形式。例如，國家教育系統的文化霸權被打破，政府須與私有機構分擔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如新東方學校、瘋狂英語等私人培訓機構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全球化的媒體極大地影響著各國的流行文化。學習不再局限于學校課堂，從網絡下載外國影視劇、玩跨國電腦游戲、模仿英文歌曲等，成為英語學習的重要部分。這些非正式學習情境易于接觸，并且非常豐富，對年輕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也對文化認同、價值和原則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Gao&Xiu 2008）。盡管官方可能將英語的膨脹視為對民族文化認同的威脅，但年輕學生可能將此視為創造機會、釋放個性的活動。

三、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新概念：移動性

3.1移動性及兩大相關課題

社會語言學者面臨艱巨的挑戰，即如何更新理論和方法以研究全球化的社會語言現象。以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范式，是以靜態的“言語社區”為常態，在此基礎上去談“接觸”等問題的。而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需要新的以“移動”為常態的范式（Blommaert & Dong 2010）。Blommaert（2007a、2007b、2009、2010）已對部分新概念進行了闡述。這組概念的核心是“移動性”（mobility），即人通過語言符號的使用在社會空間中的移動，以及移動的能力或潛力。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必須是有關移動性的社會語言學。“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被默認為是移動的，語言向人提供或剝奪移動的可能性。人們學習某種語言，是因為它提供了移動的潛勢。另一方面，語言和圖像等符號本身也可以跨越時空、言語庫和社會指向（social indexicality）而移動，并改變形態。例如指向社會底層階級的黑人英語，通過說唱樂（Rap）形式進入流行音樂，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當中，成為時尚、“酷”的標志。

移動性有兩大相關課題。其一是語言的移動潛勢，即特定的語言或語言變體為人們提供了怎樣的移動潛勢，不同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潛勢是否有很大區別；其二是移動的人、移動的語言，即人們是怎樣通過使用自己能夠具有的語言，獲得或喪失移動性，語言如何跨越時空、言語庫和社會指向而移動，產生新的移動潛勢。前者強調社會語言學“結構”的一面，即社會結構對“移動”的影響和限制；后者則既可以是“結構”的，也可以是“建構”的（高一虹、李玉霞、邊永衛2008），它可以揭示人是如何在結構影響下移動或被束縛的，也可以揭示個體或群體的人如何發揮主體性，創造“符號機會”（semiotic opportunity）而移動于社會空間，建構新認同。就“結構”與“建構”而言，移動性研究側重的是經常被忽略的“結構”的一面。

下面我們聯系中國/漢語情境探討這兩大課題。中國學者已經在相關領域做了不少研究，特別是描寫性調查，獲得了寶貴材料。這些材料可以在以移動性為核心的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得到解釋。同時，也還有更多現象、問題和領域有待探索。 3.2語言的移動潛勢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不再鎖定于某個空間，人們很容易搬遷至異地，或者坐在辦公桌前、網吧里通過網絡跨越廣闊空間與他人交流。中國內部大量移民帶著自己的方言和語言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從國家的“邊緣”移動到“中心”，在城市形成了新的社會多語環境（參見Dong & Blommaert 2009）。這些中心具有多元混雜的都市特征：人們來自五湖四海，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數，真正的“本地人”只是少數。中國國內移民也是全球化過程的體現，與其相聯系的是新精英階層的形成、部分勞動階層貧困化的加劇、當地和局部區域的社會語言秩序重組。在此背景下，需要考察哪種語言或語言變體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什么？普通話是不是國內移動潛勢最大的語言，其地位受到何種語言和語言變體的競爭和挑戰？強勢和弱勢漢語方言的地位和移動潛勢發生了什么變化？少數民族語言的狀況有何改變，是否能在多元混雜的情境中生存？

3.2.1英語傳播如何為中國的語言格局洗牌？隨著新興全球精英階層的形成，英語的全球移動潛勢迅速增強。據大樣本調查統計推算，中國約有4.7億人學過英語（魏日寧、蘇金智2008）。過去普通話是移動潛勢最強的語言，而現在隨著人口社會異質化的增強，出現了更復雜的格局。對部分人來說，英語成為提供全球移動潛勢的語言。它不僅提供在虛擬空間移動的可能性，而且提供在物理空間移動于全球范圍的可能性。懂英語的人可以暢通無阻地在全球各地旅游、經商、生活。英語為精英階層提供的移動潛勢幾乎是無限的。具有話語特征的新社會群體正在形成，如雅皮士、波波族等（Wang 2005）。

即便對普通人來說，英語移動潛勢的吸引力也很大。新東方學校創始人俞敏洪從貧窮的農家孩子變為百萬富翁、“出國教父”的故事廣為人知，成為英語改變命運、成功爬至社會上層的象征。隨著旅游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英語，連旅游點的許多小商販亦能用英語交流。另一方面，對英語學習的投資彰顯了貧富差距，不同經濟水平家庭在孩子英語學習上的投資差異很大（鄒為誠等2006）。這種投資差距是否會增加語言資源分布的不平等性，英語究竟是供所有人向上攀爬移動的“梯子”，還是資源獲得過程中的社會階層“濾網”，還有待深入考察。英語學習對民族認同影響的復雜性，也有待深入探索（高一虹等2004，陳新仁主編2008，Lo Bianco等2009）。

3.2.2漢語在大中華地區、世界華人圈和全球范圍的地位。在英語稱雄全球的狀況下，漢語的移動潛勢定位于中國大陸、港澳臺，以及世界范圍的華人社區。然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在全球范圍出現了“漢語熱”，來華留學生劇增，對外漢語教學的市場也在國際上逐漸擴大。據統計，2001-2008年來華留學生的年均增長率超過20%，2009年留學生總數突破22萬（崔希亮2010），全世界學習漢語的人數已超過4000萬①。漢語正在成為次強勢的全球化語言，逐漸進入其他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漢語已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一外語和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日本、泰國的第二大外語（鄭夢娟2006）。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地位也相應處于上升勢頭。那么，漢語的興盛是否、如何悄然改變著全球的社會語言格局？在與英語等語言的競爭中，漢語的移動潛勢如何，其發展方向是什么？

3.2.3中國國內社會語言秩序的改變。重大事件如奧運會、世博會等強化了英語的移動潛勢，社會精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消費英語文化產品，出租司機等服務行業人員也被要求學習英語，盡管這并不意味著直接的交際效益。那么，英語水平不高的人是否感覺無力或權力的喪失？少數民族語言和大多數漢語方言的移動潛勢相對很低，功能領地局限于所在地區和相關群體，有些正在消亡（戴慶廈2004，曹志耘2006），理想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道布2010）面臨多元性銳減的局面。然而，這些語言和方言能與占主導地位的普通話共存的事實，是否也預示著它們有相當大的活力和自我保持能力？強勢方言粵語有擴張趨勢，群體有強烈的語言權利意識并訴諸“挺粵語”的集體表達②，這將對語言政策帶來什么挑戰？是否會引起過度敏感和語言問題政治化，進而強化普通話相對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上下層級關系？是否會影響其他群體的語言保護和保持意識？在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萎縮的同時，它們與普通話的混合變體也不斷產生，一些方言借由流行文化得以傳播（如流行歌曲中的粵語、小品中的東北方言），這些現象在中國的整體社會語言格局中是否占有、占有何種地位？

3.3移動的人、移動的語言

在重組的社會語言格局中，人們怎樣通過語言使用獲得或喪失移動性？他們是否主動采取措施，以選擇、保護、發展其語言或語言變體？他們是否、如何創造和利用符號機會，建構新的認同？在此過程中遇到了什么壓力和挑戰？語言和語言變體在被使用的過程中，是否也發生了移動，其社會指向產生了什么變化？

3.3.1內部移民語言及變體研究。國內移民可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格局中考察。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近2.3億，比上年增加1.9%③。農民工涌入城市改變了城市和農村的社會語言格局（曾煒2006）。對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漢語方言格局總體變化（蘇金智2008）、農民工在城市中與不同群體交流采用不同變體的狀況（夏歷2007，劉玉屏2010），已有定量描寫和分析。施旭、馮冰（2008）在對中國公共話語的考察中，關注到農民工等群體在結構中的弱勢地位。董潔（Dong 2009）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農民工語言，揭示了更為建構的一面。她基于層級（scale）概念，將認同建構分為人際、元語用、機構話語三個層面，呈現了農民工在北京混合使用家鄉方言和普通話，建構多元認同的狀況。

3.3.2海外留學生、僑民的語言使用、保持和喪失。中國有大量留學生、移民和僑民短期或長期居住海外。漢語及方言在他們居住地的使用分布是怎樣的（張力2008，張東波、李柳2010）？漢語及方言在不同代的華人移民中是怎樣保持、轉用或喪失的，其原因何在（郭熙2003，王曉梅、鄒嘉彥2006）？他們采用了哪些母語保持策略，成效如何？以上問題和調查材料可以放在全球化的理論視野中考察。海外人士返鄉后，對國內交際環境的適應狀況如何，感受和態度是怎樣的？那些以頻繁往返中外乃至周游全球為生活常態的人，其語言使用、交際策略和語言認同又是怎樣的？

3.3.3在中國的外國人共同體研究。在中國的“老外”數量在增長，且形成聚居共同體。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長，有家屬陪伴。他們享受專門開設或主要面向他們的學校、商店、酒吧、醫院等一系列機構、場所和服務；在當地發展出一些與中外人士交流的常規活動形式和社交圈，如英語戲劇演出、家庭音樂演奏會；通過新的交流技術用母語與故鄉親友保持通暢的聯系。“老外”的言語庫是怎樣的？他們的漢語水平如何，以什么為具體目標（經商、購物、教育等），滿足雙語家庭需要，或者僅僅是對居住國文化的尊重？他們怎樣用英語與本地人互動，這種互動又怎樣建構了當地人的言語庫、言語特征、語域（高建平2008）？跨國婚姻形成了雙語雙文化家庭，這也是全球化的特征，但相關研究還很少。中國正在上升的經濟發展勢頭，將吸引越來越多的社會低層外國工人（如保姆、低薪合同工）來此工作，這些群體的語言使用也值得關注。

3.3.4英語的“非標準”、“非常規”使用。中國人的英語使用產生了各種新的語言變體和特征，如“中國英語”、語碼混合、語言或語用錯誤。政府和社會做出努力使公共語言環境“優化、凈化、國際化”（周慶生2007），如奧運會前北京曾開展市民為公共標識中的英語挑錯活動；學者基于調查為相關部門提供對策（周慶生2007）和規范文本（楊永林2010）。政府對非常規的語言文字進行規范處理，體現了中國城市國際化的努力。但個人和群體有可能放任不規范形式自由發展，這可能意味著對某種文化時尚和價值的追求、認同的維護或擴展。例如，大學生用英語為自己取名，是通過符號的創造建構理想個人認同（Gao， Xiu & Kuang 2010）。一些大學生認同中國口音的英語（Bian 2009），志愿者在奧運場館貼出不適宜的標語“Wespeak and the world will listen”（Gao 2010），中國網民在網上用欠規范的英語對國際事件發表看法，都是自發地用全球化符號來表達民族認同。具有本土特色的新話語還廣泛出現于廣告等話語類型中，構成“全球本土化”的新風景（Wu 2008）。在國家、機構和個人層面，民族認同何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藉由語言的使用得以保持和強化？在“另類”的語言使用過程中，有哪些新的社會空間被創造出來？

四、結語

全球化的特征是移動，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是移動的社會語言學。目前中國本土出現的社會語言學現象，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本文簡述了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現象的主要表現和特征，著重討論了這種現象的核心概念“移動性”及兩大相關課題——語言的移動潛勢，移動的人和語言，并舉例說明了值得探索的問題。中國學者已在相關領域做出了不少成果，但這些成果還需要更多地為國際同行了解，所報告的材料也可在“移動性”的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理論視角下獲得更充分的解釋。這一視角能使我們具有更開闊的視野，看到現象在總體格局中的位置、受系統結構的制約，并反過來分析或預測現象對整個系統的影響。該視角向我們強調和警示結構的限制，揭示經常被研究者忽視的移動資源的巨大不平等性，同時也啟發我們不要忽略語言使用者的主體能動性，應注意考察新的符號機會和移動潛勢的創造。

全球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整體而非部分的，它改變整體社會語言學版圖。由于這一整體性特征，相關研究需要社會語言學者的跨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