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那里，“真”是現實的掘進和存在的逼視，而“隱”則是理想的探索與期待的憧憬。它們是先生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也是我們走進先生心靈的重要通道。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徇為現代中國“精神界之戰士”的魯迅，一向主張“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即勇敢真誠地看取歷史與現實。為此，他欣賞曹操“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的態度，強調文學要表現人生的血和肉，反對任何形式的“瞞和騙”。而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亦確實是“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在酣暢淋漓的搏戰中，將屠刀的寒光和軀體的血腥一起呈現于人前。既然如此，作為同一作者的魯迅，為什么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流露出某種“開口”時的猶疑、遮掩、隱藏、閃爍其詞，從而造成自己創作取向的抵牾和觀念世界的矛盾？這時，我們便接觸到了更為深層、也更具個性的魯迅先生。

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是一位有著高度自覺的讀者意識的作家。幾乎是自棄醫從文那天起，魯迅就把“立人”當作自己全部思想和文學活動的邏輯起點與最終目的。這樣的起點與目的，決定了先生格外看重文學作品的傳播效應，特別關注文學作品給讀者帶來和留下了什么。而這樣的看重和關注又通常體現在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由衷希望文學作品猶如“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給人以鼓舞，使其成為“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擔心文學作品因為自身內容的不健康或有問題而給讀者造成誤導乃至傷害，甚至變為民眾的精神鴉片。如果說在先生那里，前一方面更多是一種正面的、“共語式”的倡導與呼喚；那么后一方面，則常常化為對自己寫作的“私語式”的提醒、約束和檢視。

魯迅擁有清醒而自覺的讀者意識，但同時更具備了獨立而超前的精神天地，他對世界與民族、歷史與現實、人生與人性、自然與社會的若干理解和認識，不僅在當年獨陟峰端，罕見其匹，即使在今天，依舊不失高蹈與前衛。然而，如此敏銳與淵贍的魯迅卻偏偏不那么自持與自信，相反，他每每充滿了懷疑精神。這種懷疑固然直指他身處的外在環境和社會秩序，但同時也沒有放過自己的靈魂。即所謂:“我的確時時解剖著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卑凑障壬f法，他既非是為“別人引路”的“前輩”“導師”，更不是“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他只是一個“從舊壘中來”又“反戈一擊”的歷史與文學的“中間物”。既然是中間物，他就難免帶有革故的疑慮和鼎新的困惑；就難免產生告別者的痛苦和先行者的孤獨；就難免因為“彷徨于明暗之間”或陷入了“無物之陣”，而感到“悲哀，苦惱，零落，死滅”，正如他在《野草·影的告別》中的捫心自問:“我能獻你甚么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無而已?！币舱缢趯懡o許廣平的信中所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p>

顯然，這樣的自我觀照包含了先生特有的對自己的挑剔與苛刻。而這種挑剔與苛刻一旦同清醒自覺的讀者意識相碰撞、相對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魯迅式的欲罷不能，欲言又止。即所謂“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亦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因為先生實在害怕將自己身上的“苦悶”傳染給讀者，特別是青年，使他們誤入“危途”。要知道，先生早已下定了決心: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是何等良苦的用心，又是何等博大的胸懷??！懂得了這一點，我們就懂得了魯迅為什么在強調文學創作時要求其“真”，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又不得不有所“隱”；同時也就明白了那種僅僅因為魯迅有所“隱”——沒有“裸奔”而是“穿著內衣行走”就感到“可悲”的說法，又是多么的膚淺和皮相。

對于魯迅文學世界里的“真”與“隱”，曹聚仁曾以“兩個魯迅”的說法加以詮釋。即認為:“一個是中年的卸了外衣的真的魯迅，另一個是當他著筆時，為著讀者著想，在他的議論中加一點積極成分，思想者的魯迅?！边@或許不無道理，但也存在明顯的缺憾——它割裂乃至對立了原本完整統一的魯迅。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魯迅筆下的“真”與“隱”，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黑暗”與“歡容”的增刪與取舍，那么即可發現，這一切中實際還存在另一種更為本質的聯系。這就是:在先生那里，“真”是現實的掘進和存在的逼視，而“隱”則是理想的探索與期待的憧憬；“真”攝取和剖析著客觀生活，而“隱”則咀嚼和反思著靈魂世界，它們最終植根于先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偉大人格與崇高情懷。從這一意義講，“隱”是另一種形態的“真”，而且是包含了善的更高層次的“真”。它們是先生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也是我們走進先生心靈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