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題】魯迅研究

【正 文】

《苦悶的象征》初版時間考

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征》，是魯迅十分重視的一部文藝論文集，也是對魯迅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藝論文集。魯迅與此書的關系，只看魯迅對它的翻譯、譯文的發表和單行本的出版，原始的記載都一清二楚。 關于魯迅購買日文原版書。《魯迅日記》1924年4月8日載：“往東亞公司買《文學原理》、《苦悶的象征》……各一部，共五元五角。”查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可知魯迅購買的日本原版《苦悶的象征》至今仍存于北京魯迅博物館。目錄還記有“廚川白村著，大正十三年（1924）東京改造社五十版，精裝毛邊，目次前頁有魯迅先生篆文章一方”。 關于魯迅對此書的翻譯。《魯迅日記》1924年9月22日載，“夜譯《苦悶的象征》開手”；當年10月10日載，“夜譯《苦悶的象征》訖”。起訖日期清晰，翻譯過程僅歷20天。 關于這部中文譯稿的發表和出版。在魯迅翻譯過程中，《苦悶的象征》的中文譯稿的第一、第二部分已經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具體的起訖時間是1924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單行本的初版時間，據版權頁是“1924年12月初版”，這有原書可查。在魯迅誕生百周年紀念活動期間，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魯迅著作版本展覽》，并編印《魯迅著作版本展覽目錄》。在這個目錄中，《苦悶的象征》初版本系北京圖書館提供，文字說明是“《苦悶的象征》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北京未名社1924年12月初版。本書為魯迅贈孫斐君書，有魯迅題字并印章，內容為‘送給斐君兄。譯者’”。以留有魯迅手澤的實物為證，魯迅譯《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是1924年12月，也是明明白白的。

在一般情況下，書籍版權頁上的記載，自然是該書信息的原始記錄，理所當然地被研究者作為重要的依據。根據《苦悶的象征》版權頁上的記載，將其初版時間定為1924年12月的書籍，我所見到的有以下幾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6卷；王觀泉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魯迅年譜》等。在《魯迅全集》第16卷中收有《魯迅著譯年表》，其中1924年9月22日條目下的文字是“始譯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征》，10月10日譯畢，本年12月出版，新潮社代售，列為《未名叢刊》之一。”另外兩種年譜，文字各異，但在確定《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方面，同《魯迅全集》第16卷中的《魯迅著譯年表》無異。然而也并非所有有關魯迅的著述，在確定魯迅譯《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問題上，都以初版本的版權頁為據。在這方面持有異議的有鮑昌、邱文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魯迅年譜》。鮑昌、邱文治編《魯迅年譜》，1924年12月末的譜文是：“本月，譯作《苦悶的象征》作為《未名叢刊》第一種出版（由新潮社代售，實際上于1925年2月出書）”。復旦大學等編《魯迅年譜》1925年3月7日的譜文是：“所譯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征》（日本廚川白村作）由新潮社出版。”這些都說明，有些研究者并不以《苦悶的象征》初版版權頁的白紙黑字為憑信。 鑒于研究者對《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認識上的參差，我特意針對這一問題作了一些考察，最后確認該書初版時間只能是1925年3月。這也就意味著， 《苦悶的象征》初版本版權頁上“1924年12月初版”這一時間是虛擬的。

確認《苦悶的象征》初版時間是1925年3月，首先要排除1924年12月出版的可能。據《魯迅日記》，1925年1、2月份《苦悶的象征》的排印稿尚在校對中。現將《魯迅日記》的有關記載做一摘要： 1924年12月4日：“校《苦悶之象征》。” 12月9日：“校印刷稿。” 12月10日：“寄新潮社印刷稿。” 12月12日：“夜校《苦征》。” 12月13日：“往新潮社交校正稿。” 12月15日：“校《苦征》稿。” 1925年1月6日：“夜校《苦征》印稿。” 1月7日：“寄新潮社校正稿。” 1月14日：“校《苦征》印稿。” 1月28日：“寄李小峰信并校正稿及圖版。”《魯迅全集》中此條的注釋是， “指《苦悶的象征》清樣及插圖銅版。” 2月8日：“夜伏園來，托其以校正稿寄李小峰。” 這些關于《苦悶的象征》的記載，大致反映了魯迅對該書排印稿反復校對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一、魯迅對《苦悶的象征》的校對，始于1924年12月4日，訖于1925年2月8日。也就是說，至1924年底《苦悶的象征》的排印稿仍在校對中。二、1925年1月28日以前，書中插圖圖版尚未送抵出版社。 以此排除《苦悶的象征》初版于1924年12月，作為依據是十分堅實的。 確認《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是1925年3月的第二個依據，是魯迅親擬的《〈苦悶的象征〉廣告》。廣告篇幅短小，現全文照錄： 這其實是一部文藝論，共分四章。現經我以照例的拙澀的文章譯出，并無刪節，也不至于很有誤譯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圖五幅，實價五角，在初出版兩星期中，特價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內，暫不批發。北大新潮社代售。

魯迅告白

這則廣告刊登于1925年3月10日《京報副刊》（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這無疑是《苦悶的象征》剛剛出版的有力證明。尤其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是其中的“在初出版的兩星期中，特價三角五分”的優惠期，這只可能在該書剛剛出版時實行，而不會在出版兩三個月以后實行。這就進一步證實，《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是在1925年3月。 確認《苦悶的象征》初版時間為1925年3月的第三個依據，是魯迅最初收到樣書的記載。魯迅是該書的譯者，自然會在該書出版后最先收到樣書。《魯迅日記》對此事的最早記載是1925年3月7日，原文是：“下午新潮社送《苦悶的象征》十本。”這或許就是復旦大學等編《魯迅年譜》將《苦悶的象征》初版時間定為1925年3月7日的原因。 除以上情況外，《魯迅全集》中有關《苦悶的象征》的一些注釋，也可以作為旁證。盡管《魯迅全集》第16卷中的《魯迅著譯年表》，將《苦悶的象征》的初版時間定為1924年12月，但《魯迅全集》中其他一些注釋并不沿循此說，例如：

《魯迅日記》1924年12月4日“校《苦悶之象征》”注釋：“指校閱該書單行本清樣，至1925年2月校訖。”（《魯迅全集》第14卷第524頁。） 《〈苦悶的象征〉引言》中關于《苦悶的象征》的注釋：“……1925年3月出版單行本，為《未名叢刊》之一，由北京大學新潮社代售，后改由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全集》第10卷第233頁。） 眾所周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的各文集，是分別由不同單位的注釋者注釋的。這就可能造成，面對同一事物，由于注釋者認識上的不同而形成注文的不同。以上注文完全可以說明，在注釋的當時，已經有注釋者對《苦悶的象征》初版于1924年12月提出了質疑，并經過了考證落實在注文中，只是未將考證過程形成文字公之于眾。在這里我恰可引為旁證，也為這些注釋者的先期工作再次留下一些印跡。 對于《苦悶的象征》版權頁上的初版時間為什么要比實際初版時間提前的問題，我有一個還不能得到證實，也許永遠無法得到證實的推測。魯迅在翻譯《苦悶的象征》過程中，已經得知豐子愷也在翻譯此書，并且知道豐子愷譯本已經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一情況自然也會為魯迅譯本的出版者所獲知。或許是出于“搶先”的目的，出版者才將該書的出版時間故意提前。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么他們的目的確實實現了——豐子愷譯《苦悶的象征》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是1925年3月。

魯迅與阿波利奈爾的《禽蟲吟》

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的譯名，在魯迅著譯和《魯迅全集》的注釋中，顯得過于參差。在魯迅著譯中，魯迅曾分別譯作亞波理奈爾和亞波里耐爾；在《魯迅全集》注釋中，除沿用以上兩種譯名以外，還譯作阿坡里耐爾、阿坡里耐和阿波利奈爾。據《大百科全書》，Guillaume Apollinaire通譯為阿波利奈爾。 阿波利奈爾（1880—1918）的生平，魯迅曾經作過簡要介紹，全文是： Guillaume Apollinaire是一八八○年十月生于羅馬的一個私生兒，不久，他母親便帶他住在法國。少時學于摩那柯學校，是幻想家；在圣查理中學時，已有創作，年二十，就編新聞。從此放浪酒家，鼓吹文藝，結交許多詩人，對于立體派大畫家Pablo Picasso則發表了世界中最初的研究。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盧佛爾博物館失竊了名畫，以嫌疑被捕入獄的就是他，但終于釋放了。歐洲大戰起，他去從軍，在壕塹中，炮彈的破片來釘在他頭顱上，于是入病院。愈后結婚，家庭是歡樂的。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因肺炎死在巴黎了，是《休戰條約》成立的前三日。 他善畫，能詩。譯在這里是“ Le Bestiaire”（《禽蟲吟》）一名Cortege dorphee（《阿爾斐的護從》）中的一篇；并載Raoul Dufy的木刻。（《譯文序跋集》） 需要補充介紹的是，阿波利奈爾創作的詩集，除了《禽蟲吟》，還有《醇酒集》、《被殺害的詩人》、《美好的文字》。在詩歌之外，阿波利奈爾還著有劇本《蒂雷西亞的乳房》，評論文集《美學深思錄》等。魯迅介紹阿波利奈爾始于1928年11月，當時魯迅正編輯《奔流》第1卷第6期。這一期的稿件，詩歌所占比重較大，魯迅為配合和突出這一特點，也翻譯了阿波利奈爾的《跳蚤》和蕗谷虹兒的《坦波林之歌》“充充配角”。《跳蚤》不過四行，魯迅譯為： 跳蚤，朋友，愛人， 無論誰，凡愛我們者是殘酷的！ 我們的血都給他們吸去。 阿呀，被愛者是遭殃的。 在介紹阿波利奈爾和他的《跳蚤》同時，魯迅其實更鐘情詩集《禽蟲吟》中的木刻插圖，因為在《奔流》第1卷第6期中，也選用了與《跳蚤》相配的插圖，這是阿波利奈爾首次在魯迅筆下出現的大致情景。

魯迅翻譯的《跳蚤》，系據堀口大學的日譯本轉譯。堀口大學的日譯本《禽蟲吟》，譯名《動物詩集》，東京第一書房大正十四年（1925）初版。據《魯迅日記》記載，1927年10月12日魯迅從內山書店購到此書，從此對阿波利奈爾的這個詩集一直不能忘懷。從1929年7月起，魯迅與當時在法國學習音樂的季志仁常有書信往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委托季志仁購買書籍和木刻作品。1929年7月21 日魯迅寄季志仁一千法郎匯票，7月24日又寄匯票一張和信箋一包約50枚。此前此后， 魯迅也屢屢收到季志仁信和書籍。1929年10月4日《魯迅日記》記載：“晚收季志仁從法國寄來之《Le Bestiaire》一本，價八十法郎。”此書即阿波利奈爾的《禽蟲吟》法文原刊本。從這一過程可以看出魯迅對《禽蟲吟》的念念不忘和銳意窮搜。 《禽蟲吟》的法文版初版于1911年。魯迅得到的法文版，是巴黎“人頭鳥女妖”出版社1919年版。魯迅在對阿波利奈爾的生平介紹中談到這個詩集時，稱它是“‘Le Bestiaire’（《禽蟲吟》）一名‘Corteged’（《阿爾斐的護從》）”。按照通譯，前者譯為《動物小唱》，后者譯為《奧菲的隨從》。這是直接從法文譯為中文的兩個詩集名，此外由于存在日譯和由日譯轉譯中文，以及魯迅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稱呼等原因，這個詩集還有其他集名，這里有必要作一點羅列。《Le Bestiaire》的通譯是《動物小唱》，堀口大學的日譯是《動物詩集》，魯迅轉譯為《禽蟲吟》，但在致黃源信（1935年5月28日）中稱《動物集》，《魯迅全集》注釋中則有《動物寓言詩》和《動物寓言詩集》的譯法。《Coreeged'Orphee》通譯《奧菲的隨從》，本是《動物小唱》的另一集名。奧菲，是希臘神話中的詩人和豎琴名家；奧菲的隨從，表示尊崇和追隨奧菲之意。對這個集名，魯迅譯為《阿爾斐的護從》，《魯迅全集》注釋譯為《奧菲爾的護從》和《奧菲爾的扈從》。從以上不同譯名可以看出，魯迅的《禽蟲吟》譯名最為別具一格，也最富中國傳統詩詞的韻味。

無論是魯迅翻譯介紹阿波利奈爾其人其詩，還是孜孜以求地搜尋《禽蟲吟》的日譯本、法文本，魯迅更重要的目的是得到和介紹《禽蟲吟》中的木刻插圖。在魯迅的著譯中，凡涉及《禽蟲吟》之處，無不提到木刻插圖。在介紹《跳蚤》時，魯迅甚至說“所以翻譯的原因，又全是因為插圖，那么詩之不關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禽蟲吟》插圖的作者，是法國畫家杜飛（R Dufy〈1877—1953〉）。對于杜飛，魯迅同樣作過介紹： 《跳蚤》的木刻者R Dufy有時也寫作Dufuy，是法國有名的畫家，也擅長裝飾；而這《禽蟲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集的開首就有一首詩贊美他的木刻的線的崇高和強有力；L. Pichon在《法國新的書籍圖飾》中也說—— “……G. Apoollinaire所著《Le Bestiaire au Cor. tege’Orphee》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極意稱贊的。是美好的畫園的叢畫，作為各種特別動物的相沿表象。由它的體的分布和線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裝飾的全形。”

阿波利奈爾的詩和杜飛的插圖，一直保存在魯迅的書架中，也以以上的形象一直保存在魯迅的心目中。 1935年5月，正在指導黃源編輯《譯文》的魯迅，為籌劃第3卷第1期的稿件， 在致黃源信中表示擬請精通法文的黎烈文翻譯《禽蟲吟》：“我想，可以向黎先生預先聲明，敲一個竹杠，請他譯《動物志》，有圖有說，必為讀者所樂觀。印的時候，把插圖做得大一點，不久就可以出單行本。”十分遺憾，由于《譯文》的突然終刊，這一建議最終未能實行和實現。 最后，順便糾正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中的一個錯誤。在《譯文序跋集·〈跳蚤〉譯者附記》的注釋中，對《阿爾斐的護從》的注釋是“亞波里耐爾寫作于1914年的詩集”。實際情況是，這個詩集出版于1911年。不說其他記載，僅魯迅在《〈奔流〉編輯校記（六）》中說過：“這書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國Deplanch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