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近代；文藝；資本化生產；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由于近代文藝生產的資本化運作，經濟因素成為作家創作需要面對的因素之一。文學的商品性影響到作家的創作意識，文藝資本化生產方式影響了作家的生存面貌、精神狀態和創作指向，也促進革命文學的繁榮。

文藝生產有精神和物質雙重屬性。不同的時代或同一時代的不同時期，對這兩重屬性有著輕重不同的強調。中國從古代到晚清，文學的主要功能在于言志、教化、抒情及閑情娛樂等。由于受西方現代傳播媒介(報紙)、出版機制、科舉制度廢除和現代文人出現等因素的影響，近代文學的傳播方式、發表方式、閱讀方式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藝生產進入資本化運作階段。文藝生產的資本化運作，使經濟因素成為作家創作需要面對的因素之一。

一、文學的商品性影響到作家的創作意識

文學的市場化運作得益于近代出版業在中國的興辦、盛行以及稿酬制度的出現。傳統文學家由于高度追求文學的精神性，對文學的經濟價值基本上是排斥的。近、現代文人身份的變化和文學傳播方式的變化使得他們為文已不再像傳統文人那樣僅關注精神領域的教化、宣泄、言志、救世、勸俗等。他們為文也關注賺錢，其中許多作家以此維持生計。由于他們不再像傳統文人那樣委身于科舉，委身于權貴，因此他們可以擺脫政府、權貴的嚴格束縛，從而進行比較自由的創作。

清朝末年，隨著外國報刊雜志的傳入，“以文取酬”的稿費制度、版權制度的出現，稿酬意識在文人群體中生根發芽，最后形成普泛化的群體意識。與此同時，作家價值取向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文人仍繼承堅持傳統文人的精神，另一部分在“買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中開始出現，比如把文學作為人們消遣對象的“禮拜六”派作家。不論哪類作家“經濟因素”，都成為他們必須面對的因素之一。“稿酬制度的誕生發端于西方，早在1710年，英國便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妮女王法令》。這個法令明文規定，不向著作人付酬便發表和出版作品，是違法行為，要受法律制裁。19世紀中葉，版權、稿酬等概念，在歐洲早已扎下根”。中國文人作文取酬，在古代即已有之，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提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懋和清人顧炎武則認為漢代已經有了“潤筆”。“潤筆”的主要范圍一是為朝廷官府起草文件或著書而獲得的賞賜，二是為他人寫“墓志銘”而獲得的酬謝。古代的文人多為官僚和士大夫，經濟收入主要靠“俸祿”和家庭的收入，無需買文為生。他們把“鬻文獲財看作一種不夠正大光明，有損于氣節道義的舉動。白居易將為老友元稹作墓志不得已收下的‘潤筆’悉數捐出修香山寺，并聲稱：‘凡此利益功德，皆歸微之’，元人胡汲仲家貧至斷炊，也不肯為宦官之父做墓志銘，以換取‘鈔百錠’的‘潤筆’等”。而且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和創作是相分離的，并且絕大多數出版活動是封建皇權直接支配的，即使民間出版也一般為地方官吏所把持。真正意義的商業出版微乎其微。主流文化沒有文學的商品屬性意識，更沒有稿酬、版權的概念。

明清之際，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萌芽，具有商品性質的文學出版開始慢慢興起。“一方面開始有文人愿意進入文學市場，他們專門為刻書而創作。另一方面，這些人進行創作有自主的經濟目的，他們和出版商之間的關系是雇傭關系，為出版商寫書稿，然后獲得稿酬。比如眾所周知的《紅樓夢》的出版，就是萃文書店的老板程偉元雇傭高鶚續寫的后40回。但這種稿酬的范圍很少，也很窄，不能算是現代意義的稿酬。”中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上的稿酬的誕生得益于西式報紙的傳人、興辦與繁盛。“自1815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到1902年梁啟超統計全國存佚報刊已有124種。辛亥革命后，……全國報刊達500家之多。”‘巨大的報刊圖書市場需要數量龐大的稿件來維持，而依靠傳統的出版發行機制顯然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因此，具有現代意義的稿酬也便自然應運而生了。”

在報紙上發表文學作品起初是要付版面費的。如創刊于1861年的《上海新報》規定：“凡是在該報上發表作品的作家，必須像刊登啟事和廣告那樣付費刊登。”

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付刊登費等同于自費出書，其作者群體必然是那些有些家底又希望出名的人士，而那些家底稀薄，糊口都很困難的貧窮知識分子被排除在作者群體之外。針對這一情況，“1872年4月30日《申報》在上海創刊。在創刊號上，該報公布了《申報館條例》。其中之一說：‘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概不取值。’申報同時規定向作者贈送刊登其作品的當日和當月的《申報》和期刊《瀛寰瑣記》。”

發表作品不收版面費，媒體自愿幫作者揚名，對那些想出作品又缺資本的文人畢竟是一個好消息。這個規定把作者群體擴大到那些無須為糊口奔忙，但家資只能糊口，又時常喜歡舞文弄墨的作者。這種狀況時隔5年發生變化。“1877年一藏書人找到申報館詢問愿不愿意出版‘水滸’后50回。申報老板英國人美查是個中國通，深知禁書的轟動效應，于是決定出版，起初美查想按《申報》慣例免費印制，但書的所有者不干，非要美查作價購買不可，于是美查將書購買了下來，定名《后水滸》出版。”

此次出版大獲成功，讓美查美美賺了一筆。于是，“1878年3月7日《申報》刊登的一則《搜書》啟事，啟事稱：‘啟者，本館以刷印各種書籍發售為常。如遠近諸君子，有已成為刊之著作，擬將問世，本館愿出價購稿，代為排印。抑或俟裝訂好后，送書數十或數百部，以申酬謝之意，亦無不可，總視書之易售與否而斟酌焉。”可見出版商一開始就關注作品的是否易售，亦即銷售量，作者稿酬的高低是與作品的銷售量直接掛鉤的。這對那些急需稿酬用來營生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方向性的引導。從自費刊登到實物稿酬再到實物或貨幣稿酬的變化反映出近代出版人對待著作者著作權價值的逐步認可，文學創作與出版也由強調作品的精神屬性轉向強調作品的商品屬性。出版商付稿酬給著作者，著作者既能營生又能揚名，名與利兼得，必然刺激廣大底層知識分子投身于文學創作，專門買文為生的職業作家的出現成為可能，從而使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進入一個繁盛的時期。

二、文藝生產影響了作家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的狀態

剛開始時，對于稿酬無論是出版商還是著作者都不是錙銖必較地付出和追求。但是，隨著圖書出版的不斷擴大，作者的稿酬意識逐漸建立。近代最早由出版機構確立稿酬標準的是繪畫界。1884年6月，《申報》為《點石齋畫報》征稿，每幅酬筆資兩元。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我國第一份近代小說雜志《新小說》，并在《新民叢報》上刊出《新小說社征文啟》，并按作品的回數和質量開出稿酬：

第一類章回體小說在十數回以上者及傳奇曲本在十數出以上者：自著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自著乙等每千字酬金三元；自著丙等每千字酬金二元；自著丁等每千字酬金一元五角。譯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譯本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六角；譯本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二角。

寫書可以糊口，甚至可以生活得很好，于是就出現了一批以稿酬為生活來源的職業作家。比如林紓、伍光建、張春帆、李涵秋等。林紓，每天工作4小時，每小時譯1500字，每天6000字，商務印書館給他每千字六元，那么他一天就是36元，是一個普通教員一個月的薪水。甚至有朋友戲呼其室為“造幣廠”。

與此同時，近代文人的人格心理也發生了轉型：經濟因素已經滲入文人的創作意識中。到了民國初期，隨著稿酬、版稅制度和編輯費的普遍實行，撰文取酬已普泛化為一種群體意識。他們甚至在自己的日記、書信、隨筆、傳記、回憶錄里記錄與“賣文”有關的文字，很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從容。南社詩人柳亞子曾自記：“1912年，因不慣南京紊亂的官場生活(時任臨時大總統的秘書)，托病逃還上海，‘這個時候，我父親不贊成我在上海住，對于經濟方面，接濟很少。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飯吃。靠了朋友的介紹，做過《天鐸》、《民生》和《太平洋》三個報館的主筆’。”鄭逸梅在其編著的《南社叢談》也記載：“亞子由滬赴香港，賣字賣詩賣文，在報上登一廣告，有云：‘亞子浮海而來，蕭然瓶缽，頃為自給自足記，發起三賣運動”’。如此大張旗鼓、毫不避諱地談錢在古代文人中是罕見的。20世紀30年代的文人“賣文為生”更為普遍，他們靠賣文為生的大致狀況如下： 1．最低的四等作家稿酬為千字1元左右，這類作家維持家庭生活的費用一般是每住亭子間，每月房費10元，大米小菜油鹽煤球等每月伙食費40元，加上衣服、乘車應酬(請客吃飯等)，每月需要60—80元。如葉紫、殷夫。

2．三等作家稿酬為千字2元左右，可住一層前樓加亭子間，每月房租15元左右，生活費120元左右。如丁玲、蕭紅、蕭軍的收入，從4等升人3等；夏衍、胡風的稿酬一開始也是千字．2元，后來升為3元，由3等升為2等。

3．二等作家為千字3元左右，可住3間房，每月房租20多元，生活費160元左右；月收入2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風。

4．一等作家除稿酬外，還有出書及增印的版稅以及其他來往，每月收入400元甚至更多。如魯迅(除稿酬外，還由蔡元培舉薦兼任“大學院”的撰述員每月加300元，后來他拒絕了)、巴金(除稿酬外還加文學叢刊每月200元)、茅盾、郁達夫等。

三、文藝生產影響了作家的創作指向

經濟意識對文人創作因素的滲入，必然影響文人的創作指向。稿酬剛開始實行不久，黑幕小說、狹邪小說、鴛鴦蝴蝶小說盛行，陳森的《品花寶鑒》、魏秀仁的《花月痕》、佚名的《青樓夢》、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等都是專注寫妓女性事的小說。張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徐枕亞的《玉梨魂》等是專注情事的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曾是新文化運動前文學界最走俏的通俗讀物之一。代表作之一徐枕亞的《玉梨魂》，曾創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銷量數十萬的紀錄。著名作家張限水的《啼笑因緣》也曾先后十數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張恨水、包天笑、周瘦鵑、李涵秋、嚴獨鶴”的作品在報紙連載時，曾出現市民排隊等候報紙發行的場面。

報刊以酬取文給他們提供了養家糊口的生活來源，上海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生活給他們提供了寫作的物質基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內憂外患使他們產生躲避亂世的心態。于是沉醉于《禮拜六》期刊倡導的文風旨趣，以實現安身立命，茍且亂世是這些小說創作的基本指歸。對于近代鴛鴦蝴蝶小說的評價，學術界眾說紛紜，“1921年5月文學研究會對鴛鴦蝴蝶派扣了三頂帽子：地主思想與買辦意識的混血種；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場的畸形胎兒；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鴛鴦蝴蝶小說處在內憂外患、即將亡國滅種的歷史環境中，其轉移人民視線，麻木人民心靈的影響消極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勿庸置疑，近現代鴛鴦蝴蝶小說的確也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小說的閱讀興趣，大大擴展了小說的閱讀人群，為后來的革命者利用小說啟蒙人民的思想、宣傳革命、救國圖強還是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繁盛的還有諷刺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曾樸的《孽海花》、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等都產生過極其廣泛的影響，尤其是曾樸的《孽海花》，“不到一二年問，竟再版十五次，銷行至五萬部之多”。

小說的繁榮與興盛，使得中國文學從以詩文為中心的文體格局轉變到以小說為中心的文體格局，中國文學實現重要的文體轉型。近現代發生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小說走向普通大眾，被普通大眾廣泛認可的基礎上進行的。

四、文藝生產促進革命文學的繁榮

許多作家雖然買文為生，但是基本上都全神貫注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關注并參與民族存亡的斗爭，關注著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斗爭，關注著人的自我覺醒與解放。他們這種精神是古代中國“文章經國”、“文以載道”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其創作成績如鄒容與《革命軍》，陳天華與《警世鐘》、《猛回頭》等等。

近現代文學的繁榮與文學的市場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五四文學”、“左翼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等各個時期的文學的興盛與廣泛傳播無不與市場化培養、引導讀者的接受趣味聯系起來的。文學的市場化運作使得文學得以廣泛傳播，使得文藝思潮林立，相互的爭鳴，既調動了讀者的閱讀趣味，也使得許多理論問題得以澄清。魯迅等出版新文學，自己出錢，希望有人翻印，這種恩澤后世的做法無疑是功德無量。“魯迅一生辦過7個出版社——未名社、朝華社、三閑書屋、野草書屋、鐵木藝術社、版畫叢刊會、諸夏懷霜社等；魯迅先后編過9種刊物——《莽原》、《語絲》、《奔流》、《朝華周刊》、《萌芽月刊》、《文藝研究》、《前哨》、《十字街頭》、《譯文》等；魯迅編輯和參與編輯的各種書籍76種，叢書11種，自費印行13種，為‘相識與不相識者’的書作序跋43種，校閱并介紹出版的40余種，共約2000多萬字。”魯迅為了編輯瞿秋白死后的遺稿，以二百元從現代書局贖回瞿秋白的《高爾基論文藝集》和《現實——馬克思主義論文集》兩部譯作。“他從1935年10月開始編輯工作。一個月之后，30余萬字的《海上述林》上卷編就。上卷出版后。……魯迅還親筆寫過一份贈書名單，把書分贈給為出版《海上述林》出過力的朋友。他首先寫上‘內地絨三’，‘內地’是指中國共產黨，‘絨三’是指絨面的三本。魯迅還特意拿了兩本對前來探望的馮雪峰說：“皮脊的送M(毛澤東)，藍絨面的送給周恩來。”

文學的市場化運作使文學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文學的繁榮和廣泛傳播使得文學在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義革命斗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市場化的運作，使得各種文藝流派、各種文藝思想林立，給中國現代文學留下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