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文學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時期。白話文開始正式登上舞臺，成為中國文學的新生力量。白話文的發展不僅開創了中國文學的嶄新歷程，同時也為現代語法規范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史背景】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開端。 1817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地球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斗爭的人們信心百倍，斗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熱風·“圣武”》)。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也于1918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適等人或先或后參加了編輯工作。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并出現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并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1919年5月4月，以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人民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要求為直接導火線，在北京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愛國示威運動。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工商界也罷市。愛國浪潮迅速波及全國，形成全國范圍的革命風暴。從此，中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揭開了。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進一步擴大，以各種實際行動參加或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新的社團、報刊風起云涌。據統計，“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現的新報刊達到四百種之多，盡管它們思想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極為廣泛的群眾性，也表明文化運動已日益與政治運動相結合。 五四運動后，民主和科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幟，文學革命也不斷向前推進。白話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領域內的正宗地位。文學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文學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以文學創作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礙人民前進的舊事物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文學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帶動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愛國運動和文化革命。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因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這樣一個分水嶺，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1921年以后，新文學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起的文學社團如雨后春筍，文藝刊物在各地紛紛出現。新文學從一般革新運動中分離出來而形成獨立的隊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創作數量增多，質量也有進展。“五四”啟蒙階段內開放的文學革命之花，至此結出了更多的果實。 這年一月，由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等發起的文學研究會，于北京正式成立。1921年7月，留學在日本的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成仿吾、鄭伯奇、張資平等緊接著組成了創造社。這兩個最早成立的新文學社團的出現，標志著新文學運動發展到了開始形成獨立隊伍的階段。此后幾年里，更多的文藝社團和刊物在全國各地涌現。據《星海》一書輯錄的資料，從1921年到1923年，全國出現大小不同的文學社團四十余個，出版文學刊物52種。而到1925年止，已經出現的文學社團和刊物，據茅盾統計，各“不下一百余”(《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它們幾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較活躍的，在上海有歐陽子倩、沈雁冰、鄭振鐸等發起的民眾戲劇社，胡山源等組成的彌灑社，田漢所辦的南國社，高長虹等先后活動于京滬兩地的狂飚社；在杭州有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汪靜之1922年即已組成的湖畔詩社；在長沙有李青崖等組織的湖光文學社；在武昌有劉大杰等組成、受到郁達夫支持的藝林社；在天津有趙景深、焦菊隱等組織的綠波社；在北京，則有魯迅、孫伏園、錢玄同、川島、周作人等組成的語絲社;楊晦、陳煒謨、陳翔鶴、馮至組織的以淺草社為其前身的沉鐘社;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等在魯迅主持下組織的未名社;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胡適、陳源等組織的新月社等。這些為數眾多的文學社團，其成員多為青年學生和職員，除小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中有些已開始接受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它們活動的時間久暫不一，有不少團體和刊物產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總的說來，仍然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茅盾后來所說：“這幾年的雜亂而且也好像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一副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后半期頓然有聲有色!” 在上述眾多的不同傾向的文學社團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不僅成立早，活動久，而且成員多，影響大，在流派發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貢獻。 【社團與流派簡介】 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是“五四”以后成立較早、活動最久、影響較大，在流派發展上也很有代表性的新文學社團。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成立，后遷至上海。發起人有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葉紹鈞、孫伏園、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耿濟之、矍世英、朱希祖、蔣百里等12人。后來參加的還有朱自清、謝冰心、王魯彥、廬隱等人。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讀書的陳毅也曾參加了文學研究會。魯迅那時在北京教育部門任僉事。因當時北洋政府有所謂文官法規定，禁止各部官員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活動，所以魯迅沒有正式參加文學研究會，但他對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和宗旨都是很贊成的。隨著會員人數的發展，除北京、上海兩地外，該會又在廣州、寧波、鄭州等地設立了分會。文學研究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小說月報》12卷第1號，文研會簡章）。成立時并沒有一個集體的共同的文學主張。它發起和建立文學團體只有很簡要的三條，即：聯絡感情；增進知識；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是文學研究會同人的基本態度。他們認為文學應該

反映社會現象，表現和探討人生問題，并指導人生。因此，該會一向被人看作是“為人生而藝術”的“人生派”。在創作方法上，他們提倡寫實主義，因此，又被人稱為“寫實派”。該會成立時，由沈雁冰接編并全部革新了《小說月報》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1921年5月，他們又在上海《時事新報》出副刊《文學旬刊》（后改為《文學周報》）。此外，還陸續編印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25種。該會在各地的分會也出版了一些刊物。文學研究會團結了“五四”前后出現的大批作家，培養和扶植了許多新起的作家，從而在自己的旗幟下，形成了一支遠比過去強大有力的作家隊伍，創作了許多反帝反封建的現實主義作品，翻譯和介紹了外國文學，為中國文學進一步向外國文學學習和借鑒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此外，他們還開展了文藝批評，同“鴛鴦蝴蝶派”“學衡派”等文學派別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捍衛了新文學運動的健康發展。1925年“五卅”運動后，文學研究會活動逐漸減少。1932年《小說月報》停刊，該會即無形解散。

【代表作家作品】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注：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么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啰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為腳劃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涂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為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后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麻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弦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寥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拿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鑒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掛著披瀝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于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只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閑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山下，本來可以給你紹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1926年11月作，選自《澤瀉集》） 注：子榮，是周作人的筆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醫院的階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過此筆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詛咒》《功臣》等文中，也用過“子榮”的筆名。一說“子榮”此筆名系從周作人在日本時的戀人“乾榮子”的名字點化而來。本文收信人與寫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靈魂的內心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