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田，1963年生于吉林市。長于國際題材隨筆寫作，著有《在政治的浪尖上——我對首腦們說》《探險亞馬遜》等書，同時發表數十篇文化隨筆、散文。書法作品數度參加全國書法展覽，并在書畫專業媒體發表一百余篇書法評論。2007年至今，在《書法報》開設“瑞田觀點”專欄，結集出版《“南斯北張”有關書法的問題》(與斯舜威合著)一書。供職于某文學雜志社。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二十一年前，余秋雨在《收獲》雜志開設“文化苦旅”專欄，歷時兩年，一系列文章極大豐富了當代散文創作，催生出文化散文新說。文章發表的過程，余秋雨還不為更多的人所知，甚至一些讀者以為余秋雨是一個文學新人。 我是隨著一期期的《收獲》，讀完了余秋雨一篇篇的文章，轉瞬二十一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讀余秋雨時的愉快心情。當時，我致書友人，坦陳余秋雨的散文時代即將到來。 我對余秋雨有偏愛，原因很簡單，我是學戲劇出身的，當一名曹禺、奧尼爾、易卜生、迪倫馬特一樣的劇作家，一直是我的遠大理想。因此，我也讀了具有“南余”之稱的戲劇學學者余秋雨的著作，如《藝術創作工程》、《戲劇審美心理學》，尤其是后者，我讀了三遍之多。 1990年代初，余秋雨《文化苦旅》單行本歷盡波折得以出版，獲臺灣最佳讀書人獎，余秋雨逐漸紅起來，一直紅到大火熊熊。 文學界與作家們對余秋雨的情感有點復雜，甚至不認為《文化苦旅》是嚴格意義的散文，對余秋雨本人也不知說什么才好。但，余秋雨是忽略不得的，靠文章可以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不是等閑之輩可為。于是，魯迅文學獎降臨到他的頭上，文學界不能不以文學的眼光來審視余秋雨。只是這時候的余秋雨完全“做大”，對某些榮譽已熟視無睹了。 時間會澄清許多東西，與1987、1988年拉開一段距離，我們看問題的眼睛似乎會清晰一些、明亮一些。對余秋雨的評價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了。文學評論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在《日本學論壇》(2001年第1期)發表了《殖民主義沖動與二葉亭的中國之旅》一文，其中談到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這里真安靜》。王中忱說:“……這里還應該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 1992年3月) 中的《這里真安靜》，這篇散文也寫到了二葉亭四迷。作者過訪新加坡，一位朋友帶領他到一個墓地去參觀，在那里和二葉亭相遇。二葉亭四迷的墓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來，1903 年離開北京回國后，二葉亭的求職、謀生并不順遂，好不容易進入朝日新聞社，寫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動去海外的念頭。1908 年6月，他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員奔赴俄羅斯，途徑中國的大連、哈爾濱等地，曾小做停留。二葉亭的第二次中國之旅，算是舊地重游，但因為日俄戰爭后，日本已經在中國東北占據優勢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連街頭，‘行人皆我同胞，店頭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沒有人用懷疑軍事偵探的奇異目光看我，對誰都可以毫無顧忌的揮手致意，在寬闊的大道上闊步行進，我的喜悅之情無法按捺’。一個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態躍然活現于紙上。在俄羅斯，二葉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體感到不適，隨后病情不斷加重，4 月，決定取道歐洲，經倫敦乘日本航船賀茂丸號回日本。5月10日，船在從哥倫坡到新加坡途中，二葉亭四迷病逝。13日，賀茂丸號?？康叫录悠拢~亭的尸體在當地火化，他的墓也就留在了這里。不過，在日本本土，還有一座二葉亭四迷的墓，那是二葉亭的朋友和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校友1921年在東京豐島區染井墓地給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說，在新加坡的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軍人的墓，即二戰時期擔任日本南洋派遣軍總司令的寺內壽一和他數萬名戰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從20 世紀初到二戰結束期間到南洋謀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葉亭四迷的墓。雖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順序正好相反，二葉亭是比較早地進入這塊墓地的。 在日本軍人墓前，余秋雨先生歷數寺內壽一等軍閥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達了對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們不幸的歷史根源。到了二葉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產生了一種‘親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寫到這里，議論和抒情都達到了高潮: ‘……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么?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境。作為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從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對二葉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顯而易見，國內現有的關于二葉亭的研究和譯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識視野。如果他對這位‘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氣質’和‘東亞大經綸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葉亭的大陸志向和經營滿蒙的構想，知道他那驚世駭俗的‘胯當政策’，應該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王中忱感慨地說:“……無論是周一良先生的論文，還是余秋雨先生的隨筆，都讓我們感到，學術信息閉塞和有關資料的匱乏，未必是造成二葉亭認識盲點的根本癥結?！嗲镉晗壬纳⑽?，雖然看似個人色彩鮮明，但其實并無創見和洞見，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議論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來頗為流行的所謂文人——知識分子超政治、超意識形態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藝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萬能論的痕跡。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軍人、政治家有清濁之別，如果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家，那就更天然會是反動軍人、政治家的審視者和批判者，天然會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撐余秋雨先生那極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們全面認識二葉亭四迷的視線的，難道主要不是這樣一些長期被視為無須質疑和追問的前提?” 王中忱對余秋雨的批評，學理性強，也有歷史深度和思想鋒芒，是我所見“批余”文字中論據充分、視角獨特的論述。

文學評論家張志忠對王中忱的觀點保守地認同，他說:“這兩點批評，理論上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具體到余秋雨，或者可以作一些分辨。第一點，對二葉亭的誤讀，不但是借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了解二葉亭的余秋雨出了差錯，問題的原因首先是在一些研究介紹二葉亭的日本文學研究者那里;連那些專家都所知有限，何況并非專業的日本研究者的余秋雨呢?第二點，超政治、超意識形態和現實主義萬能論與中國學者對二葉亭的誤讀與推崇，顯然是有內在聯系的，但是，具體到余秋雨，怕也未必，因為沒有什么證據，而只是一種推論。不過，王中忱的批評讓我們看到事實的真相，看到二葉亭的不為國人所之的另一面，功莫大焉。” 學者的理性和對歷史與文學的認知與判斷能力，張志忠贊賞王中忱之余，對余秋雨的《這里真安靜》推崇倍至。他在《狂戾軍樂、凄迷艷曲和莊重美文的三重奏——讀余秋雨<這里真安靜>》(《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6.3)一文中指出，余氏從這墓地的偏遠、凄涼、冷落和被遺忘中，解讀出日本軍人令人悚然驚心和讓人畏懼的民族性格，以及妓女的出賣肉體與日軍的屠殺掠奪之間內在動因的深刻同一性。與此同時，還對日本作家給予了完全不同于軍人和妓女的另一種評判，從而使這片墓地以及這篇文章，有了一個特別的“三元結構”。不錯，《這里真安靜》的確是一篇充滿了感情要素的文章，正如同張志忠所說:“十余年后重讀此文，當年的驚訝感不會復現，但是，文章的感染力猶然存在。這是一篇讓人屏住呼吸、躡手躡腳地輕輕捧讀的文字。這里真安靜，安靜得讓我們也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在王中忱看來，《這里真安靜》受了硬傷。那么何以一篇受了硬傷的文章依舊令張志忠“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呢?依我看來，還是余秋雨寫文章的“道行”——戲劇性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余秋雨是戲劇學教授，在講臺上的風采遠遠超過了“百家講壇”上那些所謂的學術超男和學術超女。寫文章，哪怕是理論文章，筆致洞達，文采斐然，耐讀也愛讀。1980年代，全國展開了一場戲劇觀的大討論，余文高屋建瓴，客觀、坦誠地分析了各家之說，以真摯的情感倡導學術爭鳴的互補、而不是互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戲劇助燃了1980年代的文化運動，一時間，戲劇性也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概念，甚至文學界、電影界也討論起戲劇性問題，一些先鋒作家、導演、編劇，鼓吹小說、電影的非戲劇性、淡化情節等等，試圖以藝術家的主觀意識進行創作上的探索。等到叫好不叫座的小說、電影面對讀者、觀眾的冷漠，而對市場價值一天比一天重視的當下，一度熱血澎湃的藝術家們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于是，對戲劇性的漠視，就成了愚蠢的行為。余秋雨當然知道戲劇性的重要，盡管他不能賦予自己的戲劇作品更多的戲劇性，寫不出可以讓劇院經常上演的好劇本，但是，他巧妙地把寫戲的才能再恰當不過地落實到自己的散文創作之中了。 戲劇性成全了余秋雨。 在張志忠看來，《這里真安靜》是狂戾軍樂、凄迷艷曲和莊重美文的三重奏，細細品來，這不正是戲劇性的直接體現嘛。這究竟是天賜文緣，還是意外巧合，難道一生順遂的余秋雨所面對的全部是戲——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么? 當然是寓言，還是戲劇性的寓言。 《酒公墓》更勝一籌。此文余秋雨記述了鄉人張先生的坎坷的一生——美國歸來，難酬大志，舊社會被土匪綁票，新社會又因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西風壓倒東風”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只能靠寫墓碑換酒為樂，死之前，奢望余秋雨先生寫一塊墓志，又遭拒絕，余先生僅寫“酒公張先生之墓”七字。《酒公墓》形象的鮮明性，情節的曲折性、傳奇性，自然產生了戲劇性，構成了極大的審美誘惑。我對戲劇性的理解相對簡單，無非是無巧不成書而已。的確，《酒公墓》太巧了，如果說這是一篇小說，其中的細節真實也是值得推敲的，何況還是一篇敘事性的散文?！独衔荽翱凇废褚皇自?，看似淡薄，其實凝重。余秋雨出生的老屋是一個意象，“雪嶺頂上，晃動著一個紅點”又是一個意象，買老屋的陳米根、母親，還有余秋雨，一同結構了一個感傷的故事——青春與故園，抗爭與妥協，幻想與現實，“你永遠奔馳在輪回的悲劇，一路揚起朝圣的長旗”，看看，值得留戀的過去，多么辛酸的現實。不過是一篇回鄉記，卻寫得如絲如縷，寫出了戲劇性才嘎然而止。貌似寫景的《三峽》，也沒有忘記以詩性的想象設計懸念，制造沖突，感嘆“李白與劉備，詩情與戰火，豪邁與沉郁，對自然美的朝覲與對山河主宰的爭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腳下，是為這兩個主題日夜爭辯著的滔滔江流?！笨纯矗龒{的起點分明是一個舞臺嘛。帷幕拉開了，有景，有情，再加上余秋雨優美的獨白，能不是一幕好戲?懂戲的余秋雨，寫著散文，時刻不忘記文本的流暢，讀者的接受，相比較，那些自負而個性十足的作家，豪邁地為下一代人寫著鬼鬼祟祟的文章，也不知會寫出什么。《貴池儺》更有戲了。這里面不僅有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歷史與現實的沖突，也有國際與國內的沖突。一個原始的戲劇形態，如此精到的起承轉合，我們看到聽到了:“舞姿笨拙而簡陋，讓人想到遠古。由于頭戴面具，唱出的聲音低啞不清，也像幾百年前傳來。有一重頭戲，由儺班的領班親自完成。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妝，也無面具，只穿今日農民的尋常衣衫，在渾身披掛的演員們中間安穩坐下，戴上老花眼鏡，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開一個綿紙唱本，咿咿呀呀唱將起來。全臺演員依據他的唱詞而動作，極似木偶。這種演法，粗陋之極，也自由之極。既會讓現代戲劇家嘲笑，也會讓現代戲劇家驚訝。”看著這段描寫，似乎看著余秋雨的所有文章。 評曹禺戲劇劇本的短長，有一個流行而深刻的論點——太像戲了。余秋雨的文章好不好，當然好，只是也太像戲了，像“三一律”那種的戲，緊湊、精致、情理適中，扣人心弦，但矛盾的鋪陳，迭起的高潮，時時露出人為編撰的痕跡，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遺憾。突然，我想起了非戲劇性和情節淡化的理論爭鳴和創作實踐，一個時期的津津樂道，其交鋒點所圍繞著無非就是美學意義上的虛假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