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 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 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 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 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 ，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 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 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 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 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 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 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 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 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能夠代表這一藝術趨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創作的《蛻變》(1940)。劇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國社會情況和戰爭情勢為背景，通過一所傷兵醫院的前后變 化，表現出中華民族應該在戰爭中蛻舊變新的主題。其中的第一幕對于這所醫院腐敗現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聯想到《欽差大臣》對于俄羅斯舊官吏的諷刺，但它只是全劇 構成的第一步，旨在說明蛻舊變新的必要性以及蛻變的現實起點。正如曹禺所說：在抗戰的大變動中，我們眼見多少動搖分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段。我們 更喜歡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艱苦的斗爭里醞釀著，育化著，欣欣然地發出 來美麗的嫩芽。(注：曹禺：《關于“蛻變”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藝出 版社1996年版，第357頁。)這里的后一點才是決定劇本基本性質的所在。《蛻變》是一部以歌頌為主的喜劇作品 ，劇中的兩位主要人物——梁專員和丁大夫——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創作中最早出現的 英雄角色。正直無私、恪盡職守的專員梁公仰，在烏煙瘴氣、腐化茍且、悲觀消極的惡劣環境里 ，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醫院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戴。這一形象在 中國現代幽默喜劇英雄化的過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他證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環境、征服環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犧牲、肯努力、嫉惡如仇、團結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醫又是一位母親。作品讓慈母和良醫兩種角色在她身上構成內在 的沖突，通過這位剛強女性自覺將國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為，使其個人 的品德超越了一般醫德的范圍。這種超常性則構成了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礎。梁專員的形象主要代表著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環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著英 雄的人必然具備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從而構成英雄化取向的兩個基點。在《蛻 變》以后的英雄化走向當中，多數作品正是圍繞著上述兩點展開的。這也就是我們為什 么把《蛻變》看作英雄化喜劇開山之作的主要原因。就戰勝環境而言，在《蛻變》以后的英雄化喜劇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風云》(1945)、成蔭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糧食》(1946)、張駿 祥的《邊城故事》(1941)、吳鐵翼的《河山春曉》(1944)、王銳的《健飛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現抗日斗爭，后三篇主要描寫后方建設，兩者合起來形成了“ 抗戰建國”的共同主題。在上述作品中，作家們雖然也曾描寫了主人公們的種種美德，但藝術表現的重心卻始 終放在人物的行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為描寫中，作品突出的是這些行為同歷史的進步事業與民族的正義使命之間的緊密聯 系，而后者的偉大與崇高才是人物行為英雄性質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糧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著純粹個人性質的情感糾葛，但作家的主要筆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們著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偉大而正義事業的過程中，為了 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所體現出來的勇敢精神和創造精神。這無疑為英雄化取向的多數作品 增添了一種十分明顯的社會實踐品格。在機智化和世態化取向中，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主 要描寫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現在它育化的卻是對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現力，從而進 一步開拓了現代幽默喜劇反映生活的攝取視野。這不能不說是英雄化對于現代幽默喜劇 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在藝術表達上，這種內在的社會實踐品格為英雄化喜劇帶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對故 事和情節因素的重視。這或許就是張駿祥將他的《邊城故事》說成是“一個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現代時期可譯為“鬧劇”或“情節劇”，現一般譯為后者 。)的原因。在這部大型喜劇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種險象環生的情節進展中，為我們 刻畫出主人公楊誠專員對于祖國的忠誠、對群眾的信任和勇于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英雄 精神。一般來說，在這類英雄化的喜劇作品中，為了滿足表現人物英雄行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創造出一種極端化的情節。在這種非比尋常的情節中，英雄主人公將會遇到難 以想象的挑戰和考驗。這種藝術處理方式不僅可以體現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發觀眾緊張的期待，進而構成喜劇審美心理“緊張——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極端化的情節必然要求極端化的結局，要么是大獲全勝，要么是滿盤皆輸。我們談論的 既然是喜劇，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終的成功和勝利，“緊張——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實現。這種爭取成功和勝利的情節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詼諧或 樂觀的可愛性格以及某些喜劇性的穿插成分，則構成了英雄喜劇幽默性的主要內容。

二、走向英雄就嚴格意義而言，“英雄化的喜劇”并不等同于“英雄喜劇”。前者固然以后者為核 心，但在其所涵蓋的內容上又絕不僅限于此。正如宋之的在1939年所說：我們現在尤其需要喜劇型的英雄，在各戰場上，有著不少的英雄在戰斗著，他們的影 響，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力量，這類英雄在喜劇里將是一把火，燃燒起民眾們熱烈的 抗敵情緒，鑄就了鐵一般的民族再生力量。(注：《宋之的研究資料》解放軍文藝出版 社1987年版，第172頁。173頁。172頁。172頁。)在一大批英雄化的幽默喜劇中，作家更樂于表現的是那些作為人類鹽中之鹽的英雄們 對于普通人的影響，他們試圖表現的是更多的人走向英雄的過程和可能性。《等太太回來的時候》(1941)是丁西林唯一一部緊密配合政治現實問題的作品。劇中 正直愛國的兒子剛從國外回到“孤島”家里沒幾天，就毅然決定離開已經成為漢奸的父 親。他愛母親，他唯一擔心的是自己的出走對于多病的母親心理上可能帶來的打擊。為 了抗日事業，兒子最后決定將母子間的私情置諸一邊。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愛國 行動得到了母親的充分理解。劇尾，深明大義的母親帶著兒子和小女兒一同離開了上海 ，準備投身于大后方抗日救國的行列。吳祖光的《少年游》(1944)是表現這方面內容最為典型的作品，同時也是英雄化喜劇 當中的優秀之作。劇本主要表現四位女大學畢業生及其男友在北平淪陷時期的人生選擇 。姚舜英和周栩是全劇中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兇險的環境中 從事著秘密工作。在他們的影響下，洪薔開始反省自己過去那種任性好玩的生活。她在 周栩和洋場闊少之間的選擇早已越出了戀愛的范圍，體現的是一種人生價值的重估和對 于有意義人生的追求。為肺病所苦的董若儀，在現實的教育下，改變了悲觀消極的生活 態度。為了獲取積極的人生，她寧愿死在尋找新生活的路上，而不愿茍活在北平的鬼蜮 世界里。劇本最后，勝利完成了刺殺日酋任務的周栩帶領劇中的革命者和進步分子離開 北平，奔向了延安。無論《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中的兒子和母親，還是《少年游》里的洪薔和董若儀，他 們在未來的生活和斗爭中未必一定就能成為英雄，但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他們能夠始終 同偉大的事業聯系在一起，必將會縮短自己同英雄之間的距離，或者換句話說，事業的 偉大將會使他們具備某些英雄主義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劇在抒寫英雄們對于多數人影響的過程中，對道德升華問 題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英雄性不僅可以視為一種審美基本概念的變體，而且始終是一個 道德概念。黑格爾在分析古希臘時代英雄性的時候，曾經指出在當時英雄形象中所包含 著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強奸了第斯庇烏斯的50個女兒；他在清洗過 奧吉亞斯牛欄之后，僅僅為了主人的違約就殺死了后者。黑格爾由此證明當時的英雄未 必一定是那種“道德上的英雄”。(注：參見《朱光潛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 990年版，第227～228頁。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況或 許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遺存，充其量能夠說明的不過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 。不管怎么說，在現代中國意義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 些方面必然具備著崇高的因素。這樣，英雄化喜劇通過英雄主義精神的發散，不僅寫出 了進步的社會實踐力量的不斷壯大，而且也表現出了一場偉大戰爭中的民眾普遍道德的 遷善與升華。陳白塵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 劇正是這樣的作品。根據艾蕪同名小說改編的《秋收》，敘述了三個國民黨傷兵幫助當 地抗屬姜老太婆一家搶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現全民抗戰新形勢在一些抗日士兵當中所 引發的新變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輕的無業游民，由于看不慣內地的 腐敗而變得玩世不恭，但戰爭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衛國的征程。《喜相逢》 中的解放軍戰士劉喜，拿走了俘虜的五萬元法幣，后來向班長坦白了錯誤，卸下了思想 包袱，保證了道德上的完美。戰爭與道德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戰爭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獸性的泛 濫，給人間帶來了難以計數的慘劇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強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類對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義的戰爭中，志士仁人們的舍身取義、慷慨赴難 的崇高精神必定會使愈來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凈化和升華。

三、浪漫的寫實在談到自己早期喜劇的時候，丁西林曾認為，它們大都近乎改譯之作，這當然是謙辭 。但其中畢竟反映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機智化階段確實保留 了某些外國影響的明顯的胎記。那些世態化作品為了使新的喜劇形式同中國人日常生活 、風俗與傳統的結合做出了可貴的努力。李健吾對于中國特色或地方色彩的神往正是對 于這種可貴努力的最好說明。楊絳的《弄真成假》被認為充盈著一種“中國氣派的機智 和幽默”，可以讓人從中體味到“中國民族靈魂的博大和幽深”，(注：孟度：《關于 楊絳的話》，《雜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則是對于上述努力的高度評價。英 雄化喜劇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更廣泛地表現出中華民族對于幽默喜劇的審美需求。在這 類作品中，處于特殊歷史情勢下的中國民眾包括公民生活在內的多種生活圖景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表現。尤其重要的是，它們深刻體現出了中國現代歷史最后十年里整個中華民 族精神風貌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并且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古老的中國將要以新的姿態重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英雄化作品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民族化進 程中的實際地位和影響，是其他類型所難以比擬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則是這一民族化進程的重要成果。機智化的作品多為浪 漫情懷的產物，對此我們似乎無須質疑。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一點，它們的作者至少 在當時是不以為恥而以為榮的。在30年代大部分的時間里，浪漫主義命運多艱，背負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