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歷代皇帝都與王羲之及《蘭亭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東晉以后歷代帝王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導致了東晉以后中國書法史的發展以王羲之書法為正宗，這是不爭的事實，有其學術意義。本文就歷代帝王與王羲之及《蘭亭序》的一些關系作粗淺的論述。

一、歷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書圣。寶座

1. 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書法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最初處于劣勢，書法"不勝庾翼、郗愔"，后來書名漸盛，學王的人由少到多，漸成風氣，從而引起庾翼的不滿，但當時庾翼無法扭轉時人學王字的風氣，后來對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表示"嘆服"。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將右軍書法與古賢比，認為名蓋當時與鐘張并美。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并稱。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于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圣，與其父同稱"二王"。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于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

蕭衍(464～549年)，南朝梁書法家。他是我國南朝梁王朝的創建者，世稱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歷史上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可以說梁朝出現了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晉武帝、元帝、宋明帝、齊高帝、齊武帝等皇帝都擅長書法，其中以梁武帝書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后，但超過了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變。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也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因而輿論遂定。

梁武帝時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當時內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雜有不少贗品。梁武帝搜集過"二王書法"作品達一萬五千紙以上，只是后來兵亂毀失，留存很少。梁武帝與陶弘景書疏往返殷勤，許多是討論王羲之書法及其真偽的。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鑒定，辨別真偽；另一方面，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鉤摹出許多副本，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范本。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后》記載，王羲之的《樂毅論》"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

梁武帝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①這句話后來成為后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

梁武帝對王羲之的重視，為后來的帝王喜歡王羲之及《蘭亭序》起了個好頭，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2.將王羲之推上書圣地位的關鍵人物--唐太宗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是在唐朝。唐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其實，在《晉書》撰成之前，歐陽詢就在《用筆論》中評王羲之曰："冠絕古今，唯右軍工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傳論》對王羲之的評價如出一轍。唐太宗之后，唐人孫過庭在《書譜》中評論王羲之說："且元常(鐘繇)專工于隸書，伯英(張芝)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認為王羲之兼有鐘繇正書、張芝草書之美。唐代李嗣真《書品后》云："右軍正體……可謂書之圣也。若草行雜體……可謂草之圣。其飛白也……可謂飛白之仙也。"明確地稱王羲之為"書圣"。可見唐太宗的評價也不是他一人的觀點，只是因為他是皇帝，所以影響特別大而已。

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喜歡，可以從"蕭翼智賺《蘭亭序》"的故事中充分體現。《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后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于其弟子辨才。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太宗無奈。后來有個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到了《蘭亭序》，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進行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密藏起來，死后還不肯放棄，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增加了人們對《蘭亭序》的距離感與神秘感，給后人留下了一連串的謎，這對于書壇可能是遺憾的，對于王羲之也許未嘗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響，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等書法家無不受王羲之書法影響，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韻"、"歐陽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軍之情"②的說法。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書法，對王羲之書法亦步亦趨，你看他書寫的《晉祠銘》基本上是"志氣平和，不激不勵"的右軍風骨。而且他廣泛懸賞收集"二王書法"作品。據史載，唐太宗收藏御內的書法作品達2290紙，其中以王羲之的書跡最多。他還將褚遂良"召入侍書"，加以重用，整理、鑒別右軍書法。又讓釋懷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讓初唐書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學習王羲之書法，使王羲之書法從此受到社會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瀾功不可沒

自從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自立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分裂混亂局面至此結束，國家復歸統一。從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間，書法發展相對來講比較緩慢，但對王羲之的書法可謂推重備至。

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于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書法，是繼唐太宗遺風宗"二王"的，在《淳化閣帖》中就可見端倪。《閣帖》的廣泛流傳，促進了宋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中帖學書法的傳統，它對以后的書法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太宗趙光義功不可沒。

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于帖后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

宋高宗曾自謂：余"自魏晉以來以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眾體備于筆下，意簡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③魏晉至六朝筆法，宋高宗什么都學，可見他學書極其用功。"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④他對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也情有獨鐘，"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⑤，達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隨意所適"，而"頗具佳趣"的地步。御書《蘭亭序》一本，勒石于宋蘭亭天章寺。他從廣泛臨摹到專精《蘭亭序》，其廣榘博取的傳統功底，鍥而不舍的學書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職業書家。

雖然宋高宗專精《蘭亭序》，但對待書法權威，他也曾大膽地提出質疑，決不迷信。他認為何延年說王羲之寫《蘭亭序》時"如有神助"及"醒后更書百千本，無復如者"的話是說得過分了。他覺得王羲之的其他書法作品并不一定比《蘭亭序》遜色，只不過這些"數行數十字"的信札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罷了，而《蘭亭序》則"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之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國書法史上的意義，不僅在于他的書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攜和影響了南宋一代書風。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內府因戰亂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畫，身體力行地提倡大眾研習書法。他認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墻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學《蘭亭序》，便贈之與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讓宋孝宗學書。一時間，以高宗為中心，南宋幾乎掀起了一個學書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蘭亭序》為中心的。

宋四家蘇、黃、米、蔡，蘇東坡少時"日學蘭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軍難學"，他們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個性，引領潮流。黃山谷甚至告誡時人，"《蘭亭》雖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準"，并提出"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之眼目，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這與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脈相承的。

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蘭亭序》的精妙釋讀之難，也可見文人們對王羲之書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這么多皇帝對王羲之，對《蘭亭序》的重視，當時，士大夫的家里出現了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浙江紹興蘭亭王右軍祠內墻上，至今仍保存著游相藏的《蘭亭序》刻石)。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比唐太宗時期更有過之。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其他書法家沒有這么幸運。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我認為，到宋朝為止，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書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風余韻

明代是繼宋代以后又一個崇尚帖學的時期。明朝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書，曾經詔求四方善書之土寫朝廷的詔書及皇帝的特殊文告，這些人都被授中書舍人官職，舍人中又選28人專習二王法帖，并且盡出密府所藏古今法書，供他們臨摹和賞玩。仁宗朱高熾也在萬機余暇，留意翰墨，曾經臨《蘭亭序》帖賜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愛沈度之書，而沈度之書亦多從王羲之而來。神宗朱翊鈞，少年時的書法就筆力遒勁，即位以后，也常常攜帶王獻之《鴨頭丸帖》等隨意欣賞。

清朝建立后，雖然定滿文為國家文字，但仍以漢民族文化為重，幾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順治皇帝自稱"亦臨《黃庭》、《遺教經》二帖"。康熙帝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時日臨《蘭亭序》數遍，曾為蘭亭御書《蘭亭序》，并在蘭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寬2.64米，所臨《蘭亭序》全文，不失右軍之意，20個"之"字也寫得各不相同，沒有反復臨寫《蘭亭序》的功夫是達不到這種境界的。

乾隆帝喜歡的趙孟頫書法，也是王羲之一脈的書風。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將內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鉤摹的王羲之《蘭亭序》墨跡和柳公權《蘭亭詩》及《戲鴻堂帖》刻柳公權《蘭亭詩》原本，于敏中補《戲鴻堂帖》刻柳公權《蘭亭詩》闕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乾隆臨董其昌仿柳公權《蘭享詩》，命工摹刻在8個石柱上，名為《蘭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題八柱冊并序，分為8冊，每冊首題隸書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圓明園中。他又專辟一室為"三希堂"，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為性命。

與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孫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許多，所以那個時期的整體書法是下滑的。

二、歷代帝王為什么選中王羲之?它的積極意義

歷代帝王為什么對王羲之情有獨鐘?為什么沒有推鐘繇、推王獻之或顏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書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說：張芝、鐘繇、王獻之、顏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為什么沒有推到書圣的寶座呢?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多皇帝歷代寶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歡?為什么王羲之書法產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藝術的發展史必然是一部創新史，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就會走向衰亡。我認為王羲之被歷代帝王與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創新精神。由于東晉時期受老莊玄風的影響，加上當時仕族優裕的生活條件，整個社會的審美情趣已經逐步從古樸、凝重轉向嫵媚、自然、適意、灑脫。"東床坦腹"⑥、"雪夜訪戴"⑦等典故只有在那種時代才會被津津樂道。這種不入時俗、強調個性、追求自然、反對束縛的精神，也是魏晉士大夫對人生與藝術的獨特理解與追求，成為魏晉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宗白華先生曾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美學散步》)在這樣一個時代下，王羲之不滿意于當時書法用筆滯重，結體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眾長，精研體勢，以自己厚實的傳統根基與膽敢獨造的革新精神，一變漢魏以來的質樸書風，創立了自然、適意、灑脫、流便的書風，使中國的書法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由"古質"、走向"今妍"的關鍵性人物。

那么，是否僅僅創新就能打動這么多帝王呢?張芝、鐘繇、王獻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們為什么在與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終退下來了呢?我認為更關鍵的是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不激不勵，風規自遠"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王羲之溫爾文雅、剛柔相濟的書風確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會被歷代帝王所喜歡，使歷代文人學士奉為圭臬，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帖學的瀟灑流美之風長期以來成為書壇的主流。這種影響雖然與帝王推崇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審美意識決定的。這種審美意識就是貫穿于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庸觀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書法的包容性與多樣性也極豐富，這種思想反映在書法上成為中國書法的主流自有它積極的意義。

而且王羲之的書學比較全面，他的楷書結體勻稱俊俏，點畫細微之處蘊蓄多姿。行書更加隨意，不求筆畫平正嚴謹，而是強調變化，使字里行間婉轉靈動，變化多姿，寫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書，特別是《蘭亭序》萬法齊備，爐火純青，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至于草書，則是刪除了章草中帶有隸書筆意的波磔，加強了用筆的使轉，使得轉折處筆勢連綿，流暢而富有韻致，開創了今草的新局面。

由于王羲之書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與多樣性，后世學者可以從王羲之身上化身千萬，得以發展。如顏真卿對王羲之的繼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現的，米芾又不同于顏真卿，顏真卿和米芾無疑都是王羲之最偉大的繼承者和發展者。

還有，作為一個皇帝，推崇古代賢哲，理所當然，而推崇一個本朝土大夫就顯得比較困難，很難想象唐太宗為給褚遂良寫傳論，把褚遂良的書法說得"盡善盡美"。藝術的推崇，需要歷史的篩選與時間上的距離感，一般人們不敢把我們身邊的高手與古代的賢哲相提并論，哪怕這個高手已經超過了古人，因為藝術確實需要時間來考驗。

正因為王羲之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因素，才走上了"書圣"寶座。

歷代帝王在廣度上、深度上如此熱愛書法、熱愛王羲之，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勢力，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推動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發展。

三、帝王對王羲之特別重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歷代帝王對王羲之書法的情有獨鐘，最終使王羲之走上了"書圣"寶座，它對中國書法史的積極意義是巨大的。但事物是要一分為二的。帝王獨宗右軍，加上朝臣附和，文人學士競相推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不利于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歷代帝王對王羲之的情有獨鐘，對《蘭亭序》的頂禮膜拜，使一些人對王羲之及《蘭亭序》書法達到了迷信與盲從的地步，這反映了千百年來人們認同權威的心理定勢。以唐太宗時期為例，當時朝野崇尚右軍書法，若論學王書的條件，真是極為有利，但初唐四大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卻只得了右軍一面，總覺得缺少點什么。究其原因，是因為在頂禮膜拜的同時，人們丟失了王羲之藐視權威的獨創精神，缺乏王羲之敢于比肩先賢的氣概。人們不敢平視經典，人們總是仰視古賢，從而希望達到王羲之的境界，苦苦地心摹手追，膠柱鼓瑟，卻往往苦不可及。至今仍有這樣的人，希望臨《蘭亭序》臨得一模一樣，真是愚不可及，因為即使王羲之本人它日更書數十百遍，都沒有達到蘭亭曲水流觴時所書寫的藝術效果，何況過了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你我，筆、墨、紙、心態都與王羲之不一樣了，怎么寫得像，又有什么必要寫得像!?

也由于部分帝王及一些追隨者對王羲之書法的淺表理解，使王書似乎越來越成了漂亮與甜美的象征，離梁武帝所說的"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的感覺越來越遠了。

唐初書家基本學王羲之，雖各具風格，但已走向溫和。二王瀟灑倜儻的魏晉風骨在唐代已減弱了。如果說，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還存有一些古雅氣息的話，到元代趙孟頫則古雅少了，秀媚多了。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不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是極端喜好王羲之的徒子徒孫董其昌、趙孟頫的書風，從而滿朝上下最終出現了與之相呼應的"館閣體"，使這種筆法與結字幾無變化的死氣沉沉的書體成了流行，使清代書法大有沒落之勢。

話得說回來，導致這些負面影響的，這并非王羲之之過，而是后學者缺乏創新和亦步亦趨的低能。

對王羲之書法的亦步亦趨只能使書法走向衰落，任何時候都必須與時俱進，開拓發展。

注釋：

① 見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

② 見李煜《書述》。原文為："虞世南得其美蘊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而無蘊藉態度。"

③④⑤見宋高宗《翰墨志》。

⑥見《世說新語雅量》。"東床坦腹"的典故："郗太傅在京口，遣民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民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又見《晉書王羲之傳》。

⑦見《世說新語任誕》。"雪夜訪戴"的典故："王之猷居山陰，夜大雪，瞑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間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