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作為公共精神的凝聚與私人領域的空間特性相比，從精神到審美訴求都是截然不同的。公共空間是公共建筑的空間呈現方式，是為滿足公眾活動而圍隔出的特殊的室內、室外的空間形式。不同類型的公共建筑有著不同的功能要求，構成公共空間的要素包含著物質功能的需求和精神功能的需求，由于其類型不同，側重點往往也不盡相同。作為公共空間，其精神性的功能往往是通過空間的體量、比例、形狀和結構等表現出來。一定功能的公共建筑空間，只有采用與之相適應的空間形式才能滿足這種精神要求，這種思想的產生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蕭何為漢高祖劉邦營建未央宮時認為，“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無論是古代高而直的教堂所具有的十分窄而高的內部空間，還是近現代新型公共建筑所呈現出的更為多樣的空間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給人以某種特定的精神感受。

壁畫在公共空間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壁畫是利用建筑空間及其內外環境，如在室內墻壁、承重柱、天花板和地面上，以及室外墻壁上進行繪畫，或者通過工藝手段及其他技術制作完成，作為藝術品裝置于人類生存的環境之中。”壁畫運用可以感知的造型手段等，將事件、觀念及某種場景物化于建筑的各種界面之上，使建筑與環境場所成為具有某種精神指向的空間。壁畫在當今的功能意義，由于公共空間的內涵和語義與傳統的公共空間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和空間的關系問題被突顯出來，公眾的價值觀和文化觀念也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的狀態。壁畫介入公共空間的目的，就是去調動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思考，顯現出其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和社會政治思想，擔當起積極的社會職能。 魯迅先生在《里維拉壁畫“貧人之夜”說明》一文中說：“壁畫最能盡社會的責任，因為這和寶藏在公侯宅邸內的繪畫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屬于大眾的。”

公共空間不僅僅是作為實體空間而存在，也是凝聚著公眾精神的“容器”，其本質上是人們群體交流、互動的場所，“一個充滿視覺和聽覺的空間，是一種時空的共享”。[1]公共空間如何顯現精神功能，作為現代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有賴于壁畫這種公共藝術形式的促成。壁畫在公共空間中可以作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空間場所之間密切互動關系的永續經營與調整的媒介”。[2]

現代社會中，公共空間的類型和功能隨著公共建筑和公共設施建筑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豐富。相應地，也產生了過去所未曾出現的新的建筑結構、建筑類型和建筑空間，這些都會對壁畫的風格、樣式起到催化和助推的作用。反過來，“以壁畫為代表的公共藝術同樣會掀起藝術與社會文化、公共環境及政治生活密切關聯的藝術運動”[3]。再者，與其說公共空間中的壁畫是與社會公眾、特定的空間場所之間的互動，不如說是壁畫家與傳統的、當下的藝術觀念和主張，以及科技帶動下產生的新材料、新工藝等之間的更深層次的互動。其實，沒有任何一門藝術像壁畫一樣，設計者既要對現代藝術流派做出迅速的反應，又要去把握當下公共空間中的大眾的審美需求，體察公共空間的功能和語義的變化。“壁畫的重要藝術特征——是它的審美價值……，壁畫還沒有改變與其他畫種的共同本質，要通過繪畫材料或借助工藝手段，直接宣泄內心情感，去表達把握壁畫的社會功能和美學價值等更深層次的追求。”壁畫家或設計師，面臨著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對場所、空間的先期閱讀，以期找到公共空間的特性、缺失和社會公眾的精神訴求之間的聯系紐帶，進而將諸如計劃、構思的形成、視覺語言的傳達方式、最后的實施等付諸于現實。影響壁畫家對視覺語言的選擇，最核心的問題來自兩方面：壁畫在公共空間中是以“融入者”的身份追求與建筑、與空間的相似性，統一群體精神；還是以“介入者”的身份追求與建筑、與空間的相異性、沖突性。這影響著藝術家以個人獨特的視角和風格，去尋求具有普遍意義的空間理念，引領社會公眾的精神和時尚，壁畫本身的、孤立的美感不是他的重點。

在20世紀70年代初和90年代的洛杉磯，藝術總監朱迪·貝卡主張“壁畫家應代表全社會去創造性地解釋社會，使自己的作品融進社會進步，成為不可剝離的一部分，與社會公眾一起謀求社會進步”。他邀請各個不同幫派、不同種族的青少年來為壁畫的主題提供意見，并建立起認同感，共同參與制作，借此幫助他們化解彼此間的敵對情緒。同時，灌輸他們歷史的責任感和自我尊嚴。壁畫除了為美國的少數種族發出吶喊外，還通過藝術創作過程的自身，改變了許多不良青少年的命運，使壁畫的內涵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主題。與社會公眾互動式的壁畫創作模式，意義就在于要營造一個具有親和力的、共同感受和認同的公共空間。壁畫作為公共藝術，其功能就是要通過藝術的、智性的、包容性的介入方式，創造更多的可供人們分享與互動的機會與空間。

壁畫介入公共空間，不應是孤立地把壁畫對公共空間的美化與裝飾作為目標，而在于作品是否具有社會公眾的意義。壁畫的本質功能將會超越說教性、注釋性和裝飾性的功能，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它始終是“屬于大眾的”，在于表現當下客觀語境下的時代特征和語義。也就是說，它表現具有時代特征的、積極的、“屬于大眾”的空間精神場所，彰顯公共空間精神“以人為本”的價值；在愉悅大眾生活、激發和引發大眾的情感和才智方面，擔負起積極的社會職責；去建立起當下公眾與公共空間的一種新的、不純然是“看”的關系。正如法國當代藝術大師 Daniel Buren 對于公共藝術創作所做的表述：“我一生創作的公共藝術作品，都不是將作品硬生生地塞進空間，我考慮的是如何使作品與空間發生關系，成為空間的一部分，并且讓空間的使用者因而獲得對空間、藝術的另一種新看法。”

[1]《藝術介入空間》（法）卡特琳·格魯著 姚孟吟譯 黃海鳴 審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年 第21頁

[2]同上第7頁

[3]《<城市公共藝術>——一種與公眾社會互動的藝術及其文化的闡釋》翁建青著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4年 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