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者 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 要 題】科技與文藝 【 正 文】 1 現代高新技術的進步與文學藝術的發展處在深刻的矛盾之中，處在命題與實際上的悖論之中。我們在研究它們相互關系中的正面影響的同時，有必要注意它的負面效應。 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與生命思維的許多神秘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人類想象的空間，摧毀了不少“詩意棲息”的社會生態環境，嚴重沖淡了溫馨和諧的人文情感。人們驚呼科技產業化時代藝術人文精神的喪失，驚呼現代科技對傳統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的瓦解，驚呼經典意義上的藝術價值受到越來越大的藐視。 有人估計，科學與藝術的“整合”可能成為21世紀的一個趨勢。可是，科學與藝術畢竟是人類存在和需求的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說：“科學與藝術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們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編：《科學與藝術》，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這是對未來高科技時代前景的一種有遠見的預測。但這里的問題是：科學與藝術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那么，這枚“硬幣”是什么呢？我以為，這枚“硬幣”就是人性本身。科學是人的求真、求規律性的本能的產物，藝術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產物。就說它們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追求的目標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這個“真理的普遍性”在兩者之間是有原則差別的。科學為人性的某一個方面服務，藝術亦為人類的某一個方面服務，如果把科學淪為藝術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藝術淪為科學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類的真正的“創造”基礎就會遭到雙重打擊。“硬幣”的“兩面”永遠應該是“兩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則，人類的精神結構勢必帶來人為的缺陷。 比如，知識分子大都有一種語言嗜好癥。但在泥石流般的紙漿生產、印刷品的雪崩效應與出版業的馬爾薩斯夢魘面前，不少知識分子又似乎懷有一種語言恐懼癥。他們開始愿意通過影像和音響，迅速領會事物，大有莊子“目擊而道存”、達摩“不立文字”的味道。他們感到視覺除了可為理智活動的高層結構提供比喻外，還可當作各種知覺的范式，當作其他感覺的尺度。這種精英文化向以視覺文化為特征的“大眾文化”的轉移，難道不會使傳統的語言藝術萎縮蕭條黯然失色嗎？ 2 高科技的進步帶動著“全球化”進程。隨著電子媒介的一體化，人們日益感到“全球性”的表象已成為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它使虛假的世界圖像，成了人們普遍的價值出發點，使人們熟悉的地域性文化和精神面臨意義和價值虛無的危機。在號稱“第四媒體”的網絡媒體中，傳統的以地方種族生存模式為內涵的時空模式被轉化為普遍化、標準化并且純數量化的時空模式。圖像成了一種不被當作符號的符號，偽裝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現性。語詞則是它者，通過將非自然的成分引入時間、意識、歷史的世界之中，并運用符號思維的外在干預，造成自然呈現的中斷，形成人為而任意的對人的愿望的生產。這一轉化，往往是抽空獨特性并對真實而具體的本地日常生活經驗、特有的民族性格加以取消。虛擬的世界和一廂情愿的情景替代了人們的真實處境。“網絡文學”的出現便具有代表性。 “網絡文學”很年輕，且雄心勃勃。但是，“網絡文學”與攝影文學、影視文學一樣，只是一種“嫁接”的不明確的說法。網絡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一種新興的傳媒。網絡的出現，并不在本質上意味著傳統文學面貌的根本改觀。現在，“網絡文學”還是文學的一種，只是所用工具和傳播渠道不同而已，說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有本質的區別，還為時過早。有人講：討論網絡文學與一般文學的區別就像討論網絡愛情同傳統愛情之間的區別一樣無聊（注：見《網絡文學的最好時期已經過去？》一文，載《文匯報》2001年7月14日。）。有人甚至不承認“網絡文學”的獨立性，認為，“‘網絡文學’其實是一個偽概念，它屬于商業范疇，而不是藝術范疇，從來沒有一種叫做‘網絡文學’的文學樣式，我們通常看到的那些所謂的網絡文學作品，不是風花雪月的愛情故事，就是把玩聰明，盡情戲噱的小品文”，“所謂的‘網絡文學’，大多數是與文學的品質格格不入的”（注：見《網絡、功利與文學》，載《文匯報》2001年7月21日。）。相當不少的人感覺：網上的作品顯得很粗糙，沒有文學味，人物怪，語言也怪。認為“網絡文學其實是只有網絡，沒有文學，它只是一種文化快餐而已，可以說，文學的審美特性在‘網絡文學’上已被劃上了句號”（注：見《網絡、功利與文學》，載《文匯報》2001年7月21日。）。一位叫杰克·明戈的美國作家也說：“80%的網絡上的寫作都是令人討厭的，10%由于其思想偏執而令人發狂，而只有10%是精彩而有趣的，值得令人拼命地想看完它余下部分。”（注：轉引自黃鳴奮：《網絡時代的許諾：“人人都可成為藝術家”》，見《文藝評論》2000年第4期，第6頁。） 細細想來，單從敘述形態、敘述方式、文本結構等方面對傳統紙媒作品與“網絡文學”作一特性鮮明的劃分，確乎是困難的。“網絡文學”和文學一樣，也追求更自由的表達和合乎個性的作品，它只是以首發在網絡平臺為界定方式，在網絡這種新的創作平臺上面，獲得更廣闊的傳播空間。如果這樣講不歪曲事實的話，那么，“網絡文學”雖可以不以紙媒為最終目的，不講究作品的成活率，對特點鮮明的半成品表示格外關注，但紙媒對它畢竟具有誘惑力，與紙媒的親密接觸，更能激發“網絡”文學的活力，這同網絡作者成名之迅捷與流芳之短暫是聯系在一起的。目前，大批“網絡文學”叢書、網絡作品的問世，“網絡文學”不僅從形式上，而且從內容上向傳統文學靠攏，并同樣日益商業化，相當有力地證明著這一點。有研究者把“網絡文學”的特性定在“它的自由，它的隨意，它的不功利”（注：陳村2001年7月3日在“榕樹下”發的題為“網絡文學最好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的帖子。）上，看來是過分理想化了。 網絡文學雖然提供了一個“自由言說”的空間，這種言說本身是朝向一個虛擬群體的，影響這個空間的實際上是潛在的、更有吸引力、更有力量的所謂“大眾”。雖說它是“虛擬”存在的，卻也支配著“言說”者的觀念和話語方式，絕對的“自由”，恐怕就是在“網絡文學”無法轉化為傳統紙媒的時候也難以做到。“網絡文學”這種沒有任何阻礙的發表通道已經產生了一種高科技時代的寫作焦慮：作品的好壞判斷標準到底從何種渠道獲得呢？取代獲得物質激勵機制的交流激勵機制，能夠長久嗎？ 在“網絡文學”中，作者“一切自然的、社會的身外之物都剝去了，剩下的只是一個自我。人們的行為則是完全從‘真我’出發的、缺少外界約束的行為”。（注：嚴耕、陸俊、孫偉平：《網絡倫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由此，許多“網絡文學”，不僅取消了其價值支點，而且取消了有著統一人格的作者，使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的判斷真的得以實現。網上“接龍”的所謂“交互式文學”，也取消了寫作上的人格主體。記得一位美國學者在《媒體哲學》一書中這樣指出：在電子空間中，我能易如反掌地改變我的自我，在我知其無盡的嬉戲中，身份變成無限可塑。這一狀況無疑使文學抽掉了個人心靈的根基，而代之以“飄游的主體”。這種身份的不斷飄移、不斷改變，證明著身份認同的艱巨。這樣一來，“網絡文學”就在相當的程度上取消了傳統作者的襟抱與胸懷，也令人無法讀到作者的詩情全貌。 “網絡文學”遮蔽了真正具有獨立品格的寫作，在公眾趣味中，塑造了一種類型化的標準。它實際上成了大眾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產物。由此，令它具有傳統文學那種特殊的審美品質就很不容易。有研究者擔心，在網絡文學中，“我們無法領略到獨特的思想，深邃的心魂和嶄新的存在，相反，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眾口一聲，他們不像是一個寫作者的產物，而像是一個大眾工廠的初級產品”。（注：劉泰然：《質疑網絡文學》，《文藝報》，2001年1月9日。）有人說：寫情、讀情，是“網絡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是網民情感生命的大釋放，是物欲擠壓下的心靈噴火口。“網絡文學”提供的情感世界是它給今日社會提供的一個可寶貴的重要的發現。這應該說是不錯的。但是，膚淺的“泛情主義”、逃離社會內容的愛的“囈語”，同樣會帶來作品的貧血與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