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更密集。智庫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決策的“外腦”、學界與政界交流的旋轉門，馬英九上臺后，非常注重對美國開展“智庫外交”，僅在2009年4月份，雙方就舉辦了兩場“美臺關系”大型研討會。馬英九親自出席研討會并發表演說，希望通過交流影響美國政策，為臺灣利益服務。 美國在提升美臺實質關系方面將有新動向。據《臺北時報》4月16日報道，美國國務院與美軍陸戰隊開會討論，考慮未來派陸戰隊員進駐“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在內湖的新址。如果此事成真，表示美方間接承認臺灣“主權”，把AIT視為駐外大使館，是美國領土主權的延伸。

2.持續對臺出售軍事武器 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有兩個一以貫之的利益：一是臺海的和平與穩定；二是兩岸的分裂、分治狀態。為了實現第二個利益，美國就必須確保臺灣在國防上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和足夠的能力。這就是美臺軍售十分復雜的根本原因所在。 奧巴馬政府在對臺軍售這一點上繼承了布什政府的做法。2008年10月，布什政府提升了對臺武器銷售的規模和質量，決定向臺出售64億美元的武器裝備。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奧巴馬通過其發言人對此表示贊同：“他樂見布什政府通知國會對臺軍售的決定，這些軍售配套案是對臺灣防衛需要的重要回應，完全符合美國在“與臺灣關系法”中的義務，有助于提升臺灣的防衛能力以及維持臺灣海峽的平衡。”希拉里國務卿在2009年2月份出訪亞洲時，表示美國將依據“與臺灣關系法”繼續協助臺灣。而美方的表態也得到了臺灣當局的回應。馬英九表示，“軍售對臺美關系是同樣甚至更重要的事”，希望美國能“毫不猶豫地繼續提供如‘臺灣關系法’所規定的必要的防衛性武器”。 基于民主黨歷來在軍售問題上的謹慎、保守態度，奧巴馬政府在售臺武器的質量、規模上可能會有所控制，但依然會對兩岸當前的和解步伐制造障礙。《中國時報》4月22日專訪馬英九，在問及兩岸是否進一步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等準政治架構，馬英九態度保留地表示，目前沒有任何具體動作，因為這太敏感，涉及臺灣和美國的關系，“我們的主要軍備來自美國，因此我們非常謹慎”。美國堅持對臺售武，不僅會給中美關系的進一步提升制造障礙，甚至使馬英九當局在尋求臺灣與大陸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方面有恃無恐。 3.助臺拓展國際空間 爭取臺灣的國際空間，是馬英九當局“活路外交”政策的重點。當前兩岸關系已進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逐步擴大臺灣的國際空間，有利于爭取臺灣民心，有利于兩岸融合，有利于兩岸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耀與夢想。在大陸的支持下，臺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加了2009年5月1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不過這屬于“個案”，“是一種特殊安排，不適用臺灣參與其它國際組織”。但馬英九當局要求參與國際組織的雄心不減。雖然馬英九表示：“不宜有務實以外的目標”，但他認為“包括紅十字會及其它國際組織也能比照世界衛生大會模式參與”。 馬在2009年6月過境洛杉磯時，向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表示，改善兩岸關系和臺灣的國際關系不相沖突。而事實上，美國在協助臺灣拓展國際空間方面的態度最為積極。國務卿希拉里2月訪問中國時表示：“美國期盼兩岸針對擴大臺灣國際空間的談判繼續取得進展”。前美駐華大使羅德在臺灣出席“臺灣關系法”30周年研討會時表示，希望大陸未來能夠“更加積極”，讓臺灣在更多方面擁有“與地位和尊嚴相符的空間”。 大陸如何演化對臺政策，如何處理臺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問題，成為美國判斷中國戰略的重要指標。但在美奧巴馬政府內部、國會以及智庫有強大的親臺力量，未來在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上，美國可能通過三種方式插手：一，如果兩岸之間就臺灣“重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達成某種協議，不排除被美親臺力量設法加碼和過度詮釋，重新在國際社會挑起“兩個中國”的“外交”口水戰；二，利用大陸在亞洲的一些區域性組織里沒有否決權的機會，協助臺灣加入這些組織，造成“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的局面；三、在亞洲以外的一些區域性組織，大陸和臺灣都沒有資格成為會員，只能獲得觀察員身份。美可能協助臺灣獲取觀察員身份，為臺灣的“國際發聲”制造機會。 我國應對奧巴馬政府在臺海問題上 的動作保持警惕 美國奧巴馬政府或大多數輿論樂見兩岸關系的和解，但這是現實性的“樂見”，而非根本性的“樂見”。現實性的“樂見”主要是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避免臺海戰爭，避免煩擾中美和世界大局，這與根本性“樂見”兩岸在“一個中國”名義下完成統一，有著原則性和本質性的區別。 奧巴馬盡管承認多邊主義，但不希望出現多極世界。奧巴馬政府反對把中國視為敵人，但也不以中國為盟友，其認識到中美之間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競爭，始終對中國懷有提防心理。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以溫和見稱，但從其在朝鮮核試驗、伊朗政治動蕩方面的回應可看出，為維護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在必要時奧巴馬政府態度非常強硬。 我國政府應對中美關系發生摩擦時，奧巴馬政府利用臺灣牽制大陸的潛在動作保持警惕，并主動制造格局予以化解。首先，加強與奧巴馬政府的溝通，加大對美國國會、有影響力智庫的游說力度，爭取其對我“和平統一中國”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推動兩國間的互利合作，強化兩國在安全、氣候變化、地區熱點等問題上的磋商與協調，謀求中美友好共處和互利雙贏；第三，利用多種條約、多項合作，強化與歐盟、東盟等利益攸關國、地區的同盟關系，以多邊主義來制衡奧巴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