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全困境”是反映了現實主義關于國際政治關系的觀點，但受到了來自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在現實主義看來，“安全困境”是國際政治關系不可克服的矛盾；而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確信世界和平的實現，它們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關鍵詞】“安全困境” 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新自由主義 化解

作為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焦點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關系、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于國際關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理論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有所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爾后，許多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在描述國際政治現狀和解釋國際政治關系時，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了國家學說，他認為政治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以此論證了統治者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從而把政治和道德分離開來。霍布斯繼承了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的傳統，認為強大的權威是終止人類無休的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斯·韋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國家理論，他把對權力的追求當做政治理論的核心。可以說，現實主義先驅們的國際安全理論為后來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來源，并且使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首先對“安全困境”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巴特菲爾在他的《歷史與人類關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認為戰爭往往發生在那些刻意避免沖突的國家之間，正是刻意的避免行為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即使是在均無有意傷害對方的雙方之間，戰爭的悲劇依然會上演。“即使沒有任何一個蓄意出來危害世界的大惡人的干涉，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也可能爆發。它最有可能在兩個急于避免任何沖突的大國之間爆發。”2

赫茲則在學術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術語。在1950年發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赫茲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隨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一書中更為系統的闡述了“安全困境”對國際政治發展演變的影響。赫茨認為，“‘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情勢(狀態)中，權力的單元發現他們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把行為的標準強加給它們，從而使它們互不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懼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驅使這些單元去爭奪更多的權力以獲得更大的安全。但這種努力證明有違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個獨立主權國家都是獨立的權力單元，每個單元相當于獨立平等的單子。但是，這些單子之間沒有像萊布尼茲般的來自上帝的前定和諧，它們是渾然無序的，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中。誰也不相信誰，誰也不聽誰，沒有強大的權威作為它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存在于它們之間的卻只有猜疑和恐懼。為了求得生存，只得時時防備，并提升自己的實力。殊不知，越是防備，獲得的安全感卻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爾和赫茲提出以后，它越來越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研究者諸如羅伯特－杰維斯、杰克－史奈德、阿蘭－柯林斯等都發表了相關論文闡述了“安全困境”觀念。

現實主義以人性惡的前提假設出發，對倫理道德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堅持政治與道德的劃分，否定倫理在國際關系上的作用。它“對人性和政治權力采用現實的態度，以一種現實和歷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盡量克服理想主義和道德倫理主義的干擾”4。現實主義把道德從政治理論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導致對建立國際間合作和信任機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由于國家之間缺乏一個超越各主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所以處于無法治的混亂狀態。并且，它們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對于自身的威脅。為了避免對方的威脅，尋求安全，求得生存，雙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則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弱肉強食”是重要的競爭法則，來自他國的威脅無處不在，自衛與威脅形成強烈的緊張關系。因此，各國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一方面加強國內實力，另一方面擴軍備戰，與其他國家形成對峙。但是，一國所采取的這一行動，又引起了他國的關注，被看成是對他國的威脅，他國也被迫采取應對措施，以達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說軍備競賽不斷，力量對抗不斷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而戰爭的發生將會給雙方造成兩敗俱傷，最終不利于各國的生存與安全，反而對于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的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樣就使得各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約瑟夫·奈總結道，“安全困境的產生，同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即無政府狀態，或國家之上缺少一個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獨立行為可能導致所有的國家更不安全。如果一個國家增強其勢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害，那么第二個國家在看見第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后，可能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以防備第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每一方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的獨立行為，都會使得雙方更不安全。”5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國際關系窘境，一國的安全追求卻成為他國的安全威脅而必引起他國的安全追求，他國的安全追求又引起新的威脅，如此循環，便出現“越是追求安全便越不安全”的兩難境地。

因此，國家之間處于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國際上缺少強大的權威，加上國家之間信任體系的缺失，導致了“安全困境”。對于“安全困境”的超越，現實主義持十分悲觀的態度，認為它是不能夠在根本上被改變的，而只能被改良。在他們看來，均勢政策是化解“安全困境”最有效的辦法。均勢就是對手之間的力量的平衡，或力量在大體上的平均分配，是霸權或統治的對立面，而霸權必然導致他國政治獨立性的喪失，更加不利于維護和平的局面。現實主義者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大家庭里，均勢和旨在維持均勢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6。摩根索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國家的本性與人的本性一樣，也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追逐權力，這是國際關系中“政治的鐵律”。均勢政策是對外關系的萬能工具，通過均勢可以限制國際利益的爭斗，確保國家的獨立和穩定。沃爾澤也主張均勢政策，他說“如果說有什么獨特的、關于國際政治的政治理論的話，均勢理論就是”7。這樣，他們把維護均勢當做國家擺脫“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徑。但是，均勢并不能完全保證戰爭不再發生，戰爭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國際政治關系依然走不出“安全困境”的癥結，最后他們只好得出“一千年來，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并未發生變化。國際關系不斷在無政府狀態下有各獨立實體間為財富和權利而作戰不已。修昔底德的歷史本寫于公元前五世紀，然而其對國家行為的指導意義在今天仍然別無二致”8的悲觀結論。

“安全困境”的化解

縱觀歷史，人類確實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戰爭，它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消耗。在戰爭中，人性的邪惡往往泛濫成災，燒殺搶掠經常伴隨發生，人類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在人類歷史上重演，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給人類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歷史似乎果真驗證了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悲觀結論，人類永遠逃脫不了“安全困境”的魔咒。

然而，自文明開始，人類一直就沒有放棄過和平的希望，和平是從未間斷過的敏感話題。從柏拉圖至今，許許多多政治哲學家們都把和平當成人類追求的目標，他們都曾思考過人類和平可能性問題，并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見解。對于人類如何擺脫“安全困境”的問題，理想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像現實主義那樣悲觀，而給予了積極的答案，確信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一、理想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對立面，與現實主義長期論戰。如果說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看法持有悲觀的態度，那么理想主義則是持樂觀的態度，它相信人類是不斷進步的，國際關系狀況會是不斷改善的。理想主義大多從人性善或人性可以改善的本體論預設出發，強調通過道德或教育喚起人們的良知就能形成良好國際信任和互動機制，從而實現世界的和平。

理想主義反對現實主義關于國際無政府狀態會導致“安全困境”甚至戰爭的結論。雖然理想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但認為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無政府狀態不是先驗給定的，而是國家之間互動的、由國家構造而成的結果。國家之間不同初始行為導致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比如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推演到國家國際上就是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而康德式的朋友是維護國際安全的最好手段。只要對無政府文化加以改造，就可以建立友好的國際合作關系。再說了，各國并非總是處于利益沖突之中，而是說各國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觀念的交叉點正為國際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在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共同的道德價值和規范是維系良好的國際狀態的重要保障，道德在國際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也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所在。理想主義認為，權力是惡的，它是導致戰爭的根源，只有遵守國際道德和國際法才能引導人類走向永久和平和正義。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為了私自的利益不顧道德的規范和約束而采取欺詐和拐騙的惡劣行為會造成無休止的角逐和爭斗。而理想主義認為可以在國際上建立普遍的國際關系規范，并使之成為衡量國際行為的權威標準，在國際合作中發揮協調作用，這樣，國際關系體系在國際交往全球化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國之間就能相互包容，和諧相處。理想主義代表人物伍德羅·威爾遜，艾爾弗雷德·齊默恩、大衛·戴維斯和美國的約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等，他們推崇民主，主張推行國際間合作，加強國際法規范效力，建立世界聯盟等措施，以此達到世界的和平和繁榮。

因此說，理想主義試圖通過發揮道德的規范作用，構建國際良好的規范合作體系而使社會進入良性的不斷完善的系統，“安全困境”就不會出現。

二、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強調道德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構建出良好的新國際秩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得理想主義政治哲學的缺陷暴露出來，即政治家們往往企圖通過道德的政治化，打著道德的旗子實現他們的統治陰謀。在國際政治理論上，人們開始對道德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懼怕理想主義所導致的社會悲劇。因此，理想主義被貼上了“烏托邦主義”的標簽，而“烏托邦”也一度受到過眾多理論的激烈批判。烏托邦主義不再受人們歡迎，理想主義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它對如何建立國際政治關系的理解同樣受到人們的質疑。理想主義理論本身的缺陷使得人們不再相信它，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新的出路。 與理想主義一樣，現實主義也是走到理論的另一端，過分強調國家權力、利益的作用和對抗的力量，最終導向了“安全困境”這一死胡同。但是，正如理想主義所指出的，在國際關系中并非僅存在一種對抗力量，而道德在國際關系中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國際間的不信任和欺詐并不是“安全困境”產生的條件，這種不信任機制并非先天的，人們可以對之加以改造。如果國與國之間加強信息流通，建立國際合作關系和信任機制，就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基于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處理國際關系中的不足和缺陷，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權利、利益和道德之外，國際制度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秩序。

現實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際利益的存在，承認國家是自私的行為體，利益是國際追求的目標。但是，國家并非只是一個無理性地一味追求權力和利益的狂徒，而可以是一個理性的行為主體，它們堅持博弈學理論，所以必然考慮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國家如果通過無限制的對抗和軍備升級來尋求國家安全的方式，那么它所付出的代價就太大，這種以獲取較小的相對利益代替較高的絕對利益的行為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從長遠來考慮，國家必然追求絕對利益的增長，而對于絕對利益的追求必定促成彼此間的互惠合作，因為這種合作會帶來更大的利益。由此一來，“國家可以通過合作，來避免出現這樣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說，它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雙方都不增強國防力量，這對大家都有好處”9，那么國際合作就能夠擺脫國際關系上的“安全困境”。

但是，暫時的和約或合作并不能保證國際和平關系的永久性，永久的和平要求來自持久的合作的保證，而國際制度正是合作的持久性保障，它成為國際合作的標準，并且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和懲治力，對國家的交往行為起規約作用，從而保持國際合作的持久性。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就主張依照萬民法的理念建立正義合理的基本制度來實現“現實的烏托邦”，他說“如若政治非正義的最嚴重方式，可由遵循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社會政策，由建立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基本制度而排除，到頭來這些巨大的罪惡也將消失”10，以建立國際政治正義制度的方式來消除國際間的非正義行為。在《萬民法》中，羅爾斯分析了國際的權利與義務，提出國際政治正義原則，要求各國按照國際正義政治制度發展與他國的關系，任何國家一旦愿意接受國際制度，將受到國際法規的約束，并承擔其相應的責任。

因此，根據新自由主義觀點，國家作為理性的主體，按照國際制度，在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國際行為中長期參與國際間的合作。這樣，各國就能和睦相處，國際間的“安全困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結束語

“安全困境”是國際關系學說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作為現實主義思想的一部分，完全排斥了國際關系中的良性競爭和合作因素，具有簡單化和非道德性傾向的兩大弊病，存在一些局限性，因而也招致了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理想主義在尋求“安全困境”出路過程中，求助于道德的社會作用，這顯得過于理想化，并且也極易產生正如現實主義所痛斥的“打著道德的幌子”的弊端。新自由主義修正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觀點的不足，分析了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提出了通過發展各國間的良性合作關系并用制度來約束國際政治行為來化解“安全困境”的觀點，這種觀點確實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形勢，對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它所主張的國際制度如何建立、如何能保證各國平等參與以及如何發揮聯合國的作用等問題還有待商榷，這就要求政治理論家們的進一步努力。

1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9頁。

2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Collins，1951，p.29.

3 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4 李小兵:《現實主義:西方行為的根源》，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頁。

5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6 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

7 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8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

9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10 羅爾斯：《萬民法》，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