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問題本質上是個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人口和經濟的關系，應如維持“自動平衡”的鷹與雞。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主義和發展壓力，發展的第一性是自然資源而非人力資本。污染轉移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與自然在物質上的“零和”，則從根本上否定了環境與經濟倒“U”型關系的存在；人口數量壓力是環境退化的獨立要素和首要原因。追求“人口紅利”所需的人口不減或增長將使中國在人口數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俺Ａ咳丝凇辈蛔饔玫摹爸行浴庇^是統計相關對人口與經濟、環境因果關系蔭蔽而造成的一種幻覺。“分母效應”和“規模效應”使龐大規模的人口成為中國大國道路上的絆腳石，并使“糧食安全”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人少是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谷物供應國和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前提。“數量與結構并舉”意味著16億或更多人口災難性的長期維持；減少人口數量是層級／尺度理論關于解決高層級／大尺度系統問題優先性的規定。

[關鍵詞]數量與結構；“資源經濟”；“人口紅利”；環境倒“U”型曲線；“常量人口”；“零和游戲”；層 級和尺度；優先性 一、人口與經濟 (一)人口問題的本質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是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共識”。這一“共識”內涵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一是人口問題多源于發展不足——經典的說法是，人口過剩是經濟失敗的標志；二是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到解決。 事實上，人口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既與發展／經濟有關，也與社會／制度、資源／環境和人口自身(數量、結構、質量)及其運動狀況(年輕化、老化)有關。人口問題既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生產性貧困、需求不足型失業、老年贍養等；但又不完全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社會性貧困、資源性貧困、人口性貧困，供給過剩型失業、適應一摩擦型失業，老齡化等；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與發展／經濟無關的問題，如性別比、人口一資源比、吸毒等。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對發展來說，財富、資源、空間的人均擁有量是最為根本的，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規定著這個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資料)緣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資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窮(如果人少的話)，民窮也不一定因為地瘠(人多可導致富饒的貧困)。由是，人口數量便像“魔術師”那樣左右著發展(以經濟密度，即單位國土面積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與環境、資源、經濟相關的富饒或貧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貧瘠變為富饒，如澳大利亞經濟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 20 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則會使富饒變為貧瘠，如孟加拉國經濟密度32.6×104美元／km2(為澳大利亞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為澳大利亞的392倍，庶矣!)，人均GDP 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亞的1.85％，貧矣!) (二)人口與經濟 視人口增長為一個積極因素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是一個古老(“大人口”)而又為近代經濟適度人口論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認為，“人手論”未必不正確，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便是人口眾多，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我們追趕發達國家的一種優勢；全球化對中國人口的最大挑戰不是控制和縮減數量，而是如何把其潛在的數量優勢發揮出來；那些被“津津樂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撐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 為了證明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提高“人多生產多”的可信度，有學者還引述了如下比喻：“鷹和人都吃雞，但鷹越多雞越少，人越多則雞越多”。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人喬治·亨利(1839－1897)。他在《進步與貧困》(1879年)一書中寫道：“動物和人之間有一種區別。鷂鷹和人都吃雞，但鷂鷹越多雞越少，而人越多雞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鮭魚，但一只海豹吃一條鮭魚就少一條鮭魚，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過某一點，鮭魚就會絕跡；而人將鮭魚卵放在良好的環境中，鮭魚的數量就會大大增加，比補足他所吃掉的數量還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樣多，增加的需求決不會超過鮭魚的供應。” 新版本的“鷹越多雞越少”所要表達的是，鷹只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鷹越多雞便越少，鷹的增加最終會導致雞的滅絕。這一結論是與生態學常識相違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樣，鷹絕不會像人那樣捕殺超過其基本需要的雞(自然的雞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調節自己的數量以維持與雞(A)的動態平衡。亨利雖然提出“鷹越多雞越少”的觀點，但還是注意到了為營養關系——食與被食、捕食與被捕食所規定的“自動平衡”這一“自然秩序”?！叭绻１脑黾恿砍^某一點，蛙魚就會絕跡”，換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過“某一點”，鮭魚便不會絕跡。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數量、取食維持在“某一點”而與食物(環境)保持平衡。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有如鷹與雞(A)的關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續性。自然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識)替代已使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卻了這種關系。 “人越多則雞越多”所要表達的是，人有著巨大的生產力，物質、能量的供應從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則有著超乎想象的供養能力。正如亨利所認為的：“地球供養1萬億人和供養10億人一樣容易?！薄Ｈ欢?，這是一種局限而有害的觀點。首先，人與自然是一種物質進而“零和”的關系，人和雞(馴化了的雞B，下同)——人工系統——的增加，必然導致鷹和雞(A)——自然生態系統——的縮減，進而導致穩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質不滅、能量守恒并不意味著物質、能量的無限和供給的不受限制。根據熵增加定律，物質總是自發地從集聚、有用態轉變為耗散、無用態，能量總是自發地從自由能轉變為廢熱，在資源、環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與雞(B)沒有限制的正反饋循環，進而越來越多的雞(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長。最后，人與雞(B)的正反饋循環——不斷擴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對人類和自然都是致命的：在把社會推向隨時可能崩潰的高位均衡態的同時，毀滅著地球上的復雜生命，特別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頂端”。不是鷹吃光雞(A)帶來自己(自然)的毀滅，而是人毀滅了自然——通過雞(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來越多的生物量占為己有，斷絕了鷹的食物來源(雞A)，并毀滅了其棲息地。 (三)“資源經濟”與“資本經濟” 對經濟發展的第一性、基礎性、根本性是自然資源還是人造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百Y本經濟”觀過分相信科學技術進步和知識的作用，以為人力資本是比自然資源和 所有資本之和都重要的財富。在他們看來，人口素質、人力資本、科技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財富是從頭腦中流出來的，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最后的資本——雖然我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但我們擁有更多的知識。 這里有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一，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發展條件是什么。事實上，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主義和與之緊密關聯的發展壓力(競爭壓力和人口壓力)。里亞·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表明，對共同利益、尊嚴的關注，使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國際競爭條件下成為一種義務和承諾；民族主義通過一套新的倫理和社會觀念賦予經濟增長以正面價值和方向性，并將自然、分散的社會能量集中于集體的目標上——經濟增長是民族主義的產物，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并非是自我維持的，民族主義對經濟活動一再趨向發展提供了決定因素、不斷的激勵和支撐。集體精神的缺乏使荷蘭在17世紀后半葉由黃金時期轉向衰退；而民族主義的“魔杖”，既使英國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同時還賦予德國向英國挑戰的勇氣和能力；在當代，民族主義又使美國獲得了最大的成功。而發展壓力，則進一步強化著民族主義，并使之成為現代化目標的“人質”。 “資源經濟”觀則認為，對發展來說，知識、技術、信息、資本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資源?！巴恋厥秦敻恢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和經濟的物質性告訴我們，對發展來說，自然資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資本、知識、技術是“巧婦”。沒有土地和“米”，“智者”的頭腦里絕不會流出財富來，“巧婦”也只能望廚興嘆；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婦”亦可為炊。不論是“巧婦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還是“笨婦經濟”(技術落后的前資本主義經濟)，都是以土地、“米”為基礎和第一性的物質經濟。使天平向自然資源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在人類利用過程中由豐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資源趨于枯竭)的轉變，社會資本的擴張性和隨發展由稀缺向豐裕的轉變，由此而來的(從對發展的第一性看)是“資本經濟”(資本稀缺)向“資源經濟”(資源稀缺)的轉變。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隨著世界由“空”向“滿”的轉變，剩余自然資本已取代人造資本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資源對發展根本性最明顯的展現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資源消費的巨大差異，即富裕、貧窮分別與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對應：從人均商業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當量，1997年，下同)來看，高收入國(人均GNP 25 730美元，1999年，下同)為5 369，中等收入國(2 000美元)、低收入國(410美元)只有1 368和563；富裕的美國(30 600美元)、加拿大(19 320美元)、芬蘭(23 780美元)高達8 076、7 930和6 435，貧窮的孟加拉國(370美元)、尼泊爾(220美元)、埃塞俄比亞(100美元)僅有197、321和287。對“資源經濟”第一性的支持還包括為石油、水等進行的無休止的“資源戰爭”，以及人們在發生全球性災難情況下也不會停止的對資源的覬覦和攫取——北極冰帽融化本是一場生態災難，但卻引發了周邊國家對北極領土主權的訴求。 對“資源經濟”的挑戰來自“資本經濟”的成功，如日本等資源貧乏，“從搖籃到墓碑都依賴進口”的國家和地區的存在。我們對此的回應是：其一，“資本經濟”的成功并未改變資源對發展的第一性，不論是利用本國還是進口資源，任何發展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其二，資源基礎提供著發展的機會，失去資源即失去發展；其三，從世界范圍看，地球資源對發展的制約是終極的；其四，利用別人資源的發展是不道德的，特別是污染產業轉移(空間利用)、砍別人的樹護自己的林、讓別人養活自己的國民(通過進口保障糧食安全)等。 二、人口與環境 (一)環境倒“U”型曲線 環境倒“U”型曲線系對庫茲涅茨關于經濟增長與分配不平等變化趨勢假設的借用，亦稱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為格魯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環境倒“U”型曲線表示的是如下現象：在轉折點前，環境隨經濟增長而退化；通過轉折點后，環境質量則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這一轉折點，大約出現在人均GDP達5 000美元或8 000－10 000美元時。一些環境轉變論則進一步認為，只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改變“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努力把企業污染“內部化”，便不僅可實現環境轉變，還能把傳統“突?！钡牡埂癠”型曲線改變為“平扁”的倒“U”型曲線，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基于以下理由，環境與經濟的這種倒“U”型關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經濟過程是一個物質、能量耗散而與環境退化反向變化的“熵過程”；單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總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減少。其一，經濟過程是一個“廢物的總量增加，環境質量降低”的“熵過程”：在生產過程中，資源被轉化為商品和廢物，能源被轉化為廢熱；在消費過程中，商品轉化為自由能和廢物，自由能又進一步轉化為廢熱。其二，環境退化源于人類活動對生態因子數量、構成的改變，人類規模愈大、活動強度愈高，環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術進步引起的單位商品能耗、物耗，進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總污染量的減少，因為總污染量一單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總數。 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著大量單個資本、個人無法內部化的環境代價和無法或難以解決的“公地悲劇”。無法內部化的大量環境代價包括森林減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氣候異常、物種滅絕等；被破壞而又無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環保)的“公共資源”包括大氣、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動物)棲息地等；而資本(資本青睞在別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產奶的“長頸奶?！?則對環境保護采取漠視態度，如發達國家的污染通過產業直接或間接地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 第三，轉折點對大部分國家而言是難以企及的，這說明倒“U”型關系只是發生在少數國家的現象。削弱但并未改變產值與污染正相關的技術進步雖然可帶來單位產值物耗、能耗，進而污染的減少，但并不能改變總污染隨總產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實——對環境轉變論來說，總產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負著人均GDP向“拐點”挺進以驗證環境倒“U”型曲線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長向“拐點”挺進的過程，也正是物質、能量耗散大量增加，進而環境退化加劇的過程，遠在人均收入達到轉折點前，大部分國家的經濟便會由于環境不可逆轉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實上，有限的地球資源和龐大的人口數量只允許少數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所謂的“轉折點”，而且還是有條件的“假象”。 第四，統計相關、指標的局限性、差的數據質量和小的時空尺度使研究結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適性。其一，倒“U”型曲線研究所展現的，基本上是一種統計相關而非因果相關。當研究者給出存在的關系時，統計相關是因果的；當研究者給出不存在的關系式時，統計相關的結果便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觀，即是這樣的結果之一。其二，指標的局限性。環境 退化范圍甚廣而需有一個內容豐富的指標群——污染、植被覆蓋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種滅絕、全球變化等，而迄今的驗證只涉及相對小的指標集，且多以污染為對象而使結果缺乏代表性。其三，差的數據質量使結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其四，小的時空尺度進一步降低了結果的可信度，并使之與普適性無緣。層級／尺度理論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導過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導過程。 除荒漠化、生物滅絕等之外，對倒“U”型曲線驗證現有最大的挑戰也許是人均收入超過轉折點的國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長：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蘭、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個國家的人均GNP超過8 000或10 000美元；除俄羅斯、捷克收入減少，阿聯酋、科威特增幅較低外，1996年其余20個國家增幅皆超過50％，其中10個國家達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則全部猛增，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梢姡D折點只是環境轉變論的“臆想”。 (二)物質關系與“零和游戲”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物質而非資本關系。而物質既不能被創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滅——1公斤黃金放到世界末日還是1公斤黃金，有的只是轉移——如物質在上游的流失與在下游的堆積。故人與自然的關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雙贏”——經濟發展是把自然物轉化為人工物，人類(富人、窮人)所得(如越來越多的雞B)必為自然所失(如越來越少的鷹和雞A)，富人所得必為窮人所失。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戲”，資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類自己玩的把戲——“雙贏”只是一種自欺，經濟增長并非對環境有益，進而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人與自然的物質、“零和”而非“雙贏”的關系，則從根本上否定了環境與經濟倒“U”型關系的成立。 污染轉移，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城市向鄉村、上游向下游、陸地向海洋，乃至隨大氣環流的全球性轉移，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環境與經濟倒“U”型曲線形成和只在少數國家、相對小的指標集下出現的原因。局部地區、一些小國可以不需要鋼鐵、水泥、熱電、石油化工、印染、采礦等高耗能、高污染產業，但對總體、對大國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人們可以通過進口替代高風險、加劇水土流失的農業和保護自己的森林，但總是要有生產糧食、出口木材的國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區，一些國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廣大地區、其他國家的污染加重為背景的。對那些有確鑿證據且你已親眼看到的“雙贏”結果，也不要相信，因為那必然是一種把廢物和污染留給別人的結果，如服裝業為主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環境良性循環，即是通過進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業排除在區域外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