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大大增加，隨之，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當前的研究由于概念、研究立場等方面的問題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導致了研究人員和城市普通居民對流動人口錯誤的認識和態度，這進一步導致了流動人口犯罪的增加。本文通過對流動人口犯罪的概念和原因等方面的分析，探索出將流動人口犯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的預防對策。

論文關鍵詞 流動人口 犯罪 犯罪原因 防控對策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的頻發。相對于其他傳統犯罪現象，流動人口犯罪在這一特定時期最能體現社會的發展狀況。因此，通過對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的研究，可以發現轉型時期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對策，找出最佳的社會防控管理措施，實現社會的順利轉型。

一、流動人口概念

犯罪學是研究犯罪現象發生、發展的特點、原因和規律，以及預防和減少犯罪的對策的科學。預防、控制流動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動人口犯罪這一現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動人口數字龐大，主體種類紛繁復雜，將所有流動中的人員一概納入流動人口的研究范圍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排除職務性的流動人口；其次，將流竄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動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確的，這一區分在于流動這一表面現象僅僅是流竄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竄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們可以從犯罪學研究的角度對流動人口下一個基本的定義，即為了正當的經濟目的，離開戶籍所在地或經常住地的人員。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為特征 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特征是指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流動人口犯罪行為所具有的某些能夠作為犯罪行為特點的標志或征象。主要表現如下： 1．犯罪活動的侵財性 流動人口大多以進城務工、發家致富為目的，因此，在流動人口犯罪活動中，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數。 2．犯罪活動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現為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行為時主要以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不計后果，只圖一時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較為殘忍。 （二）組織特征 社會轉型過渡期流動人口犯罪的組織特征主要表現在犯罪的團伙性不斷增強。有親戚之間、同鄉之間、城市不法犯罪分子與外來人員之間或者氣味相投的外來人員之間等等結成的團伙。流動人口犯罪團伙基本上都是比較穩定的犯罪團伙，從而對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安定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 （三）主體特征 1．犯罪主體的復雜化 流動人口犯罪的主體特征首先表現為犯罪主體的復雜化。目前，流動人口犯罪成員的構成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三逃”人員。即批捕在逃人員，負案在逃人員，服刑或羈押在逃人員。二是城市流動人口中的“四無”人員。即無身份證明，無固定職業，無固定住所，無固定收入的人員。三是中途輟學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體的低齡化 流動人口犯罪的主體特征另一個突出的表現為犯罪成員的低齡化。流動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會原因 1．城市與農村相互隔絕的封閉性社會結構被打破 改革開發后，由于市場經濟的長足發展，傳統的城鄉隔離狀態逐漸被打破，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務工，社會流動程度大大提高。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流動程度的提高，是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然而，由于我國社會轉型一開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動也呈現出一種盲目性和單向性的特點，從而使社會流動呈現出一種無序、混亂的局面。在這種無序狀態下，大量流動人口犯罪行為便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2．流動人口社會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各階層內部出現分化。另一方面，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原有的“階層壁壘”被打破，在各階層之間出現了許多所謂的“灰色地帶”，其中，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就是農民身份的工人。在城鄉二元結構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會地位要遠遠高于農村居民。而農民工由于自身素質所限，所從事的主要還是法律上明文規定為“苦、臟、險、累”的建筑、煤礦、環衛等職業，無力在短期內改變現狀，因此，一部分農民工為了發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經濟原因 1．城鄉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使流動人口的相對剝奪感增強 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大。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別一直存在，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鄉巨大的經濟反差，造成流動人口“相對剝奪感”的增強。相對剝奪感會引發個人或群體產生壓抑情緒或自卑感，極易引發個人甚至集體的暴力行動，甚至還會引發社會革命。對“相對剝奪感”體驗最強烈的就是流動人口中的農民工群體，從而導致種種犯罪行為的發生。 2．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的不同步導致城鎮化水平嚴重不足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同步，導致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過緩導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無法滿足廣大流動人口舉家定居城市的需要，這是社會轉型期流動人口犯罪的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三）文化原因 犯罪既然是一種社會現象，必然會與其所處社會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也趁機侵入，造成許多人價值觀念出現混亂，甚至對我國現行的社會關系及規范產生否定傾向。同時外來文化垃圾也大量輸入我國。流動人口作為一個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更容易受到西方價值觀念以及文化垃圾的不良影響，因此導致了社會轉型期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不斷增加。

（四）主體原因 1．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偏低 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偏低主要表現在文化素質偏低和生存技能的素質偏低兩個方面。從而使得他們在城市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處于劣勢，再加上戶籍、醫療、就業以及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等等，久而久之，一些人就會產生反社會情緒，從而導致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 2．流動人口法制觀念淡薄 流動人口的大部分人法制觀念都十分淡薄，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懂法。因此，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流動人口往往選擇忍。由于內心不滿被長期壓抑，積累到一定程度，他們往往就會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甚至是實施犯罪。而這類犯罪往往都是惡性的暴力犯罪，對社會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四、流動人口犯罪的防控

流動人口犯罪的防控應該從預防和控制兩方面著手。本文從三個方面提出對流動人口這一特定主體的犯罪的預防和控制的措施： （一）社會防控 1．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形式意義上的城鄉之分 現有的戶口大致上可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現有的許多制度如住房、就業、醫療保險等等都與之相銜接，而且表現出二者的差別待遇，這就賦予了這種戶口劃分以特殊的意義。因此，改革戶籍制度，使外來打工者也能享受或者適當享受城里人的保險、福利等政策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至少他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心理不至于太失衡。 2．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保護 當前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因此，建立統一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非常迫切。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勞動力輸出地建立統一的、專門的勞務輸出機構。這些機構最好能夠與勞務輸入地的正規用人單位取得直接聯系，將工資、保險、福利等條件明確清楚，然后組織人員統一輸出。這樣可以避免務工人員上當受騙，也可以保證他們的正常的工作待遇。同時勞務輸出機構的工作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勞動力進行培訓，這可以與當地的技術學校聯合進行，以保證勞務輸出的質量。 （二）主體防控 主體防控就是指通過對流動人口本身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從自身主體因素出發，避免違法犯罪的發生。 1．加強道德規范教育尤其是傳統文化教育 現在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刑事犯罪都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的道德意識退化有密切的關系。筆者以為有必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加強對流動人口的道德教育。當然這還主要以農村為陣地，而且具體的形式必須靈活多樣，以避免大家對呆板的說教的反感。此外還要加強對流動人口的職業道德教育。 2．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建立統一的勞務輸入輸出管理機構和技術學校，提供專業性技術性的培訓。通過提升他們的專業技能，促使其更好的在社會上生存，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從而減少了城市里無業人員流動人口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可以使他們更快融入城市生活。 3．加強法制意識培養 防控流動人口犯罪，必須向流動人口進行普法宣傳教育。加強普法宣傳教育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法律常識，另一方面當地流動人口主管部門可以重點針對關系他們切身利益的法律規定及政策進行普及宣傳，提供法律咨詢或者無償的法律援助，以使他們更快的適應當地的生活，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法律防控 法律防控是法治社會對流動人口犯罪預防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與培養法律意識相對應的另一面。法律防控不僅包括具體刑事案件下的偵查、定罪與量刑，還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治安管理等方面。具體措施如下： 1．調整刑事政策加強刑事防控 針對流動人口犯罪這一問題最直接的就是刑事政策，它包括了很多方面，主要是定罪量刑問題。但同時它又是國家的一項政策，體現了國家對于犯罪所持的立場。針對流動人口犯罪，應當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主。此外，剛剛通過的刑八修正案確立了社區矯正制度，這同樣有利于減少流動人口犯罪現象的發生。針對流動人口犯罪這一現象，我國刑法可以借助社區矯正，不斷完善緩刑考驗期的規定，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給流動人口等弱勢群體犯罪人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2．加強治安防控提高社會防控能力 進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才是我國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預防和打擊流動人口犯罪的有效手段。 （1）繼續堅持“嚴打”，尤其要強化對高危流動人口的管理。“嚴打”作為一項行之有效的治安管理手段，一直是各個時期所必須采取的手段。（2）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納入管理和服務范圍，并逐步走向法治軌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不僅要治理，更應注重管理和服務，將流動人口納入服務范圍，在流動人口管理中注入鄉情和人情；變限制式管理為互動式管理，構建公安機關與各種社會力量之間互動式、網絡式的“全民”治安管理體系。此外還要逐步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實現從“人管人”到“制度管人”再到“法律管人”的轉變，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不斷完善，確保社會治安大局的穩定。 當前對流動人口犯罪的認識，如果僅停留在流動人口中犯罪問題是最嚴重的這樣的認識上，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對于流動人口犯罪問題不能分析到位會直接影響到社會對待流動人口的視點和決策上。應該看到，在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流動人口犯罪長期存在的態勢，將會影響著我國城市化的進城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也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必經階段，對于城市建設和農村發展都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和挑戰，解決恰當可以成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原動力，對于緩解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乃至于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