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都城乃國運所系，需要大批軍隊在此保衛。在靈壽城城垣垣基的勘查中，發現有四處與城垣垣基相連而外凸或內凹的大型夯筑附屬建筑。第一處位于東城北垣西端，主要是用于駐兵保護東城北門闕。第二處筑于王陵區內的西城垣中部，其北側為王陵區的西門闕，因此這座建筑應與護衛門闕有關。第三處位于西城西城垣的南部，周圍散露出大量的空心磚、板瓦、筒瓦、素面半瓦當、碎陶器、箭鏃及紅燒土的堆積等遺物。此建筑大于其他三處附屬建筑，根據暴露于地表的遺物分析，這處大面積的夯土建筑似為軍隊的駐地。第四處在西城最南端的城垣上，可能主要用于河防。由這些城墻防御設施建筑遺址以及出土的兵器可以想見，當時的靈壽都城肯定是重兵把守之地，城內駐兵數目可觀。靈壽城址周圍發現許多隨葬銅劍、銅戈、銅鏃等兵器的小型墓葬，隨葬品特點鮮明，其主人無疑應該是生前為中山國沖鋒陷陣的士兵。 平民主要包括士、農、工、商四民，他們是城市中各種勞動的承擔者，也是城市人口的主體部分。士的涌現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城市人口構成上的一大特點。許倬云先生在班固“古今人表”所載范圍內，比較了春秋與戰國兩個時期中“新人”(即士人)在表中人物總數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根據他的統計，在春秋時期，這種出身寒微、來歷不明的新人平均占總人數的26%，戰國時期則增加到55%[10]。春秋戰國時期，家道衰落的上層貴族和下層中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能者構成了新興的士階層的主體。各種各樣的士，如文士、武士、辯士、策士等等，在戰國的舞臺上表演著他們特有的技藝，為時代發展增添了無窮的活力。《呂氏春秋·貴卒》中提到的中山國的“多力者”吾丘鳩，《戰國策·中山策》中“挈戈”隨中山君而戰的二人，都屬于練得一身本領、報效其主的武士。《戰國策·中山策》中還提到中山君“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可見中山國士的人數十分可觀。戰國時期尚賢養士之風盛行，中山國銅器銘文中處處顯示出中山君主對賢人的渴求，實際政治生活中，中山君對司馬喜、張登等士人也是倍加信任和重用。這種對賢才的招攬政策，使得大批士人集中到都城之中。《管子·大匡》云:“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這里的“不仕”就是指沒有當官的士，他們仍然要耕田，和農民都居住在靠近城門的地方，就是為了出城耕種的方便[11]。 戰國時期城市的工商業功能大大加強，但城市居民中仍然存在農業人口，考古資料也證明，在一些繁華的都市內依然有農業人口的存在。靈壽城址內有三處比較大的居住遺址，其中二號居住遺址出土有磨光石鑿(鑿長10.6厘米)和陶網墜，這些出土遺物說明這里居住的很有可能是從事農業的人口，且二號居住遺址緊鄰西城墻，靠近城門，這也和文獻記載及其他都城考古中農業生產者的聚落遺址所在位置大體相同。 靈壽城有大面積的手工業作坊區。四號遺址是制陶作坊遺址，現存面積為東西200米，南北200余米，文化層平均厚度1.2～3米。五號遺址是鑄銅、鐵器作坊遺址，面積較大，南北960米，東西580米，文化層厚1.2～1.7米。這樣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區必定聚集著數量龐大的手工業者。而且從出土遺物可知，中山國手工業部門齊全，分工細密，這也是要以大量的手工業人口為基礎的。位于手工業作坊遺址西南角的六號居住遺址，現存面積東西300米，南北180米，發現較多夯土建筑殘跡、灰坑，初步確定為居住區，應該就是這些手工業者居住的地方。中山王墓葬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青銅器、玉器，大多應是在靈壽城官手工業區制造的。靈壽城中的各種手工業者，用他們的聰明智慧為中山國創造著“多美物”的奇跡。 前述靈壽城之繁華，集中表現在“市”的人口密集，而毫無疑問，“市”中密集的人口多為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商賈。《史記·貨殖列傳》中亦載中山之地乃溫、軹商賈販運經營之地。中山“仰機利而食”的民風，即與其商業的發達密切相關。靈壽城的商人在發展中山國經濟上也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 總之，靈壽都城人口主要由官僚貴族、軍隊和平民構成。官僚貴族和軍隊是城市內主要的消費群體，消耗大量國家財富，但同時這種消費客觀上也刺激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士、農、工、商四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合理的人口結構無疑會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而上層人口的急劇增長，平民生活的惡化，則會阻礙社會生產的發展。 三、 靈壽城人口管理 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為了使城市人口生活在一個正常而有序的環境里，政府必須實施有效的管理。這不僅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關系到國家政權的穩固。 城市居民管理是在城市居民組織的基礎上進行的。《國語·齊語》記載了管仲對國都的規劃:“五家為軌，伍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管子·小匡》中的記載與之大體相同。可見，春秋戰國時期臨淄城居民組織系統大致分為軌、里、連、鄉四級。這其中“里”和“鄉”的地位十分重要。《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中，晏嬰告訴齊景公:“壞室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墨子·明鬼》中說:“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 ;“內者宗族，外者鄉里”;“取親于鄉里。”《呂氏春秋·安死》曰:“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上諸篇中每言及城市居民組織，多稱 “鄉”、“里”，或將二者連稱。鄉是春秋戰國時期城市居民組織的基準單位，而里則是鄉轄下的區域單位和城市居民的聚居單 位[12]。 《戰國策·中山策》中提到，中山國的士居住在“窮閭隘巷”，此“閭”即“里”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載:“閭、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可見“閭”是和“里”一樣的單位，只是稱呼不同，在城市中稱“閭”，在鄉村中稱“里”。有時“閭”、“里”也并不嚴格區分，《戰國策·齊策》有“乃使人聽于閭里”之言，諸子中“閭里”連稱也頗常見。由此可知，中山國城市中也有“閭里”這一居民組織。 那中山國是如何在“閭里”這一居民組織基礎上實施具體的人口管理呢?根據文獻記載可窺其一二。《周禮·地官·閭胥》載: “閭胥各掌其閭之征令”，閭胥掌管本閭有關征收賦稅、徭役的命令。《周禮·地官·里宰》載: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里宰掌管清查本里人數，以及六畜、兵器數，執行有關政令。城邑中閭里的執掌人物為“閭胥”和“里宰”，他們的職責明確，就是對閭里實行嚴格的管理。“里域不可以橫通，閭■不可以毋闔”[13]，里周圍用圍墻封閉起來，且里中只設一條直通的道路，在道路的一端或兩端設置里門，并派人把守，以便控制里中居民。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的對城市居民采取的這一封閉式管理模式，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并一直延續了千余年，直到宋代方廢棄[14]。“閭里”組織通行于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城邑中，所以，《管子》中所講到的有關閭里的管理制度，在戰國時代應是帶有普遍性的，我們可以藉此了解中山國靈壽城內的居民管理制度。 綜上所述，戰國中山國靈壽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根據城鄉人口比例推測，其規模的上限應該在10萬人左右;主要由貴族官僚、軍隊和平民組成;城內有“閭里”居民組織的設置，并在此基礎上對居民實行嚴密的管理。

[1] 曹迎春:《戰國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2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頁。 [3] 馬世之:《略論楚鄭都城市人口問題》，《江漢論壇》1988年1期。 [4] 曲英杰:《先秦都城復原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頁。 [5] 蔣剛:《東周時期主要列國都城人口問題研究》，《文物春秋》2002年6期。 [6] 吳甲元:《中國人口思想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5頁。 [7] 徐揚杰:《漢代的農業生產水平問題淺探》，《史學月刊》1982年3期。 [8] 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1頁。 [9] 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10] 許倬云:《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冊。 [11] 宋仁桃:《戰國秦漢城市人口結構初探——以農民問題為中心》，《史學月刊》2006年5期。 [12][14] 于云瀚:《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居民組織及其管理》，《安徽史學》2004年4期。 [13] 《管子·八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