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據學者布如金所提出的人口新范式，在對其進行概括和拓展的基礎上，提出了“理解人口學”的框架。同時綜合部分遷移研究的成果，融合不同研究，從以下四個層次：遷移行為的概念假設、遷移行為的發端、遷移行為的外部環境和遷移行為的時間緯度，為人口遷移行為分析提供了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關鍵詞]：模型人、理性、選擇、背景、過程

Foundations of Migration theory: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 Verstehen Demography’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 China;5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Generalizing and advanc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d by Bruj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erstehen Demography”. Synthesizing some study fruit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t also brings forward a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such four levels as the conception hypothesis， inchoation， context and time dimension of migr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model of man、ration、choice、context、process

前言

人口學家研究出生、死亡和遷移等人口現實，過分專著于數據開發和統計描述這樣的定量分析，而對人口的概念和理論解釋似乎重視不夠。盡管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是人口學學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論定量分析多么復雜和完善，單獨的定量分析對于解釋、理解和預測人口現實，進行人口干預和制定人口政策還遠遠不夠，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實現作為一門的人口學所有任務。人口學理論不僅僅是一個學術，他還可以為有關的人口政策提供適當的理論基礎。最近一個時期，政府出臺的與人口領域有關的政策（如農民工問題、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等），把目標從完成人口目標轉向人口福利，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說明對人們決策和行為方式進行基本的和科學的理解的重要意義。而這恰恰是人口學今后一個時期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

布如金先生[1]在他的《人口理論的基礎：選擇、過程、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論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對其概括和擴展，并將其定義為“理解人口學”的分析框架，同時，綜合部分遷移研究成果，為分析人口遷移行為提供一個交叉學科的視野。

1.“理解人口學”的分析框架

科學的任務是對人類行為以及它的可預料到的和未預料到的后果進行理解。理論框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闡述與研究課題有關的變量和實體之間的關系。社會理論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為什么存在這樣一種關系的問題。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層次。關于分析層次，林得伯格[2]-[3]提出了學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理論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認為，在社會學和微觀學中，分析首位在宏觀層次，而理論首位在微觀層次。

按照林得伯格的劃分法，人口學的分析首位在宏觀層次，它首先關注的是對宏觀層次的要素的解釋：人口規模、年齡和性別分布、分年齡生育率、遷移和死亡率、結婚模式，以及按照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標準劃分的亞人口群體的差異。而人口學的理論首位則在微觀層次，集中解釋個人的行為。宏觀層次的人口現象是微觀個人行動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受微觀經濟學和社會學幾個重要分支學科的，人口學的理論探討需要整合微觀層次的分析，這是達到對研究主題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設計。總之，社會理論的視角有助于人口學形成理論分析框架。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社會理論的起點是“理性選擇理論”，“理解人口學”也采用相同的起點。科爾曼[4]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認為，為了理解社會現象，我們必須強調產生這種現象的因果機制。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的描述遵循科爾曼的思想。人口學的結果（如遷移量）位于社會層面，而聯系結果和決定因素的過程則處于個人層次，這種考慮關注對人口行為的理論思考，涉及需要形成關于產生遷移模式和規模的個人行為的理論。盡管這里的理論探討采用微觀方法，但不排斥宏觀層面上社會環境的結構的重要影響。它只規定評估背景對個人行為影響的理論方法必須與對個人行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與個人行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確定個人行為轉變為社會結果的機制外，科爾曼提出了綜合解釋社會現象的三個主要理論任務：一是評估個人行為的背景的理論方法，二是背景影響和構建個人行動的機制，三是個人行為的理論。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相一致，科爾曼認為解釋社會系統，直接關聯宏觀層次的單個命題分解為三個：一是描述社會特征的獨立變量和描述個人特征的依賴變量；二是描述個人特征的獨立變量和依賴變量；三是描述個人特征的獨立變量和描述社會特征的依賴變量。這種探討意味著理論框架中幾個分析要素的意義：評價個人行為背景的理論方法（宏觀層次）；背景影響個人行動和使個人行動結構化的機制（宏觀與微觀的連接）；個人行為的理論（微觀層次），轉變機制（微觀與宏觀的連接）。一個完整的理論應包括這四個要素，但實際上很難做到，這就意味著要接近對人口現象的充分解釋，我們必須依靠局部理論，這樣，不可避免地導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轉變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提倡的基本理論框架遇到兩個問題：社會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背景影響個人的方式，一致的個人行為如何轉變為社會的或集體的現象。這兩個問題涉及微觀和宏觀的鴻溝，也是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核心。人口學的理論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學”的解釋計劃包括：個人行為理論，背景以及背景與個人行為的關系，此外，時間和個人的概念也被考慮進來，以便更多從動態，而不僅僅是靜態的角度探討。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為一樣，遷移可以被看作總的現象，也可看作是個人行為。前者探討遷移的模式和趨勢，區分遷移者的特征，探討與人口遷移有關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因素。后者則分析微觀層次個人的遷移選擇。盡管探討的角度不同，但都是為了理解人類的社會行為。與方法論個體主義一致，遵循科爾曼提出的命題的基本安排，我們使用的理論框架實際上是多層次的，具體包括：

I. 遷移行為的概念假設

(i) “模型人”假設（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構成

II.遷移行為的發端：選擇

(iii)信息在選擇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選擇的動機

(v) 決策的方式

(vi) 控制

III.遷移行為的外部環境：背景

(vii) 制度觀點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賦予意義和指導行為的制度和規則

(ix)制度的類型

IV.遷移行為的時間維度：過程

(x)靜態與動態的探討:時間因素

(xi)生命進程的分析方法

(xii)個人的發展階段與遷移

2.遷移行為的概念假設

象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一樣，以下的分析首先從假設開始，因為預先設立的假設是理論分析框架中對概念進行選擇和闡釋的關鍵。

2.1模型人假設

人口學與社會和行為科學一樣，需要探討人類行為。分析人口行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設，“模型人”概念是關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為的驅動力”的基本假設，“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論的指導，它不僅影響所要研究的主題，還影響探討最有意義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評價“模型人”概念恰當性的主要標準是：它能否準確地說明人們的行為[5]。 作為對人類行為的一種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闡述一個具體個人的行為，而是人們一般行為的主要原則。

像任何社會科學一樣，人口學依靠關于人們通過行為引起人口現象產生和變化的具體假設。模型人概念構成一套基本假設，對于理解人類行為，特別是遷移行為具有意義。模型人假設涉及人類行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決策中動機和理性的重要性，個人的社會嵌入，個人發展中的時間依賴等等。在考察人口行為的時候，我們還需要注意，行動者在唯意志論和決定論的連續體中所處的位置。唯意志論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強調人的內在的方面，如個人動機、內在的反應和創造力；決定論的“模型人”概念認為外在的和內在的動力影響人們的行為，這些動力通常按照環境的限制和內在的驅動分別定義[6]。

2.2理性概念和構成

在社會科學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為解釋、理解和預測行為結果的準則。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為構成行為，特別是決策的基礎。盡管如此，理性仍是一個含糊的概念。在科學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別的。依據的領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規范的和規定的內涵意義，如在決策領域，理性有時指選擇的過程，有時指選擇本身[7]。相應地，理性可以分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從廣義上講，有過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達理性等等。社會科學中如此多的理性觀點，問題是：理性行為意味著什么？，或更具體地說，理性選擇意味著什么？有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種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類行為中的手段與目的時，處于中心位置。本文重點闡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為的四個理性概念。

第一，實質理性：理性行為的基礎。實質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會科學中運用最廣泛的概念。實質理性指在給定的條件和限制下，以最優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標的行為[8]。實質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最大程度地被運用，同樣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理性選擇社會學中被運用。在實質理性的決策探討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對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認識，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順序評價它們（偏好次序對于決策問題來說，通常被假定是穩定的、一致的、精確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為只能在決策背景中，按照目標、機會和限制來評價。這些條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觀的環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覺的特征，也可能是決策者本身的特征。類似地，目標可能是行動者的目標，社會系統的目標或者觀察者賦予的目標[9]。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真實世界的客觀抉擇與決策者所考慮的是否一致，觀察者從以完成的行為中推斷的偏好與推動行動者行動的意圖時候一致，特別是在復雜情形下，真實的環境與行動者感知的環境可能有相當大的差距。

第三，過程理性。如果我們接受有限理性這個命題，承認真實世界與決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選擇理論必定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思考所選擇實質，二是形成行動者對于決策問題的主觀描述的過程。換句話說，理論必須解釋現實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決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顯現，推理過程如何運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過程理性指形成行動者對于決策問題的主觀描述的過程。過程理性的引入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它為決策和行為引進了動態的觀點。二是過程理性把選擇嵌入到更廣闊的社會和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轉變。

第四，表達理性。表達理性與過程理性一樣具有動態的特征。過程理性關注形成和改變決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過程，如果說過程理性更多關注手段的話，表達理性則更多關注目的，在表達理性的觀點中，目標本身成為評價和選擇的主題。

2.3小結

為了更好地解釋和理解人口遷移，我們需要理解遷移行為的性質，因此，采用微觀的視角是最恰當的方法，因為這種觀點把個人行為看作是理解人口遷移現象的主要工具。根據上述，本文假定個人遷移是自由決定的和理性的，遷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則。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遷移，而不考慮受強制的遷移。3.遷移行為的發端：選擇

作為理解人口行為的一般，選擇不只是探討決策概念，我們從涉及模型人、相互緊密聯系和部分重疊的四個方面闡述選擇概念。一是寬泛的理性概念的；二是在更寬泛的認知視角中探討選擇所處的位置，而認知觀點探討人口行為中信息和認知的作用；三是在結構化信息的背景中選擇決策的狀況；四是選擇的觀點適用于特殊的人口領域。在這個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綜合效力。認知計劃的概念作為個人思考和精神上構建的信息，進入決策過程，并將信息、選擇和行為聯系起來。李 [10] 認為，遷移不可能不具有選擇性，選擇的種類各不相同，對某些遷移流講是積極的，對另一些則是消極的，把遷移者歸在一起，選擇往往具有雙向性。

3.1信息在選擇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義為存在的和傳送的知識。信息作為一個解釋概念，整合各種與選擇、背景和相聯系的觀點。使用這樣的中層概念引出了許多：信息包含什么，信息的內容，我們如何理解人們知覺和行為的信息，在注意、選擇、加工和自制信息過程中，哪種認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闡述信息概念，目的是為解釋構成概念框架的各種要素和過程提供一個共同的根基。這樣一來，信息概念不僅保證框架內某種程度的協調一致，而且在更高層次上，作為整合各種行為的一種手段。大多數決策理論的不足是他們忽視了思考是如何產生的這樣一個問題，另外，許多選擇理論的弱點是采用靜態的觀點，忽視了個人思考是不斷變化的問題。

信息概念應當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許多理論傾向淡化或忽視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為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應當整合情感因素，因此，從過程理性考慮，情感是決策的一個內在因素。另外，認知計劃(cognitive schemes)也應被納入分析中。

遷移決策受到兩種基本信息的影響，一是信息不能用錢購買，而與時間相關，如在“行動的未來后果”的決策模型中，未來向量和未來效用函數。二是在遷移決策中可以用錢買到的信息，這種信息與“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識空間”(awareness space)緊密相連。有表明，朋友、親屬、市場、大眾媒體和政府是遷移選擇的主要信息來源[11]。學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風險厭惡、不確定性等概念研究遷移選擇。

凱茲和斯達克[12]分析了信息不對稱對遷移的影響，信息不對稱可以從定性和定量上改變遷移人口的分布，并會降低遷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復信息對稱的辦法對遷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闊克和萊蘭德[13]用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理論模型研究發展家“腦流失”現象，發現本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性，將驅使本國優秀的畢業生到國外留學深造，但是當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在國外完成學業時，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又不能夠吸引其中最優秀的群體歸國，本國所需要的優秀畢業生群體絕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遷移行為不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響。“決策的沖突模型”強調遷移決策過程中情感構成成分的意義，把緊張作為決策沖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緊張和社會癥狀歸因于預知的由決策導致的預期損失[14]。

3.2動機

如果我們研究的目標是理解人口遷移行為，那么，我們必須對動機的內容、結構和起源做具體的說明。根據社會學家、心家的經驗研究，動機的內容概括為：身體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狀況等）；物質福利；安全；歸屬（如愛、親密等）；社會地位（如社會贊同、威望等）；權利；自我尊重；內在的愉快狀態（如滿意，不確定性的降低等）；創造力。行為的產生來源于環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狀況。社會理論認為行為的動機產生于情感的喚起、個人的經歷，觀察到的他人的經驗，社會學習理論承認動機的內在的和個人的背景，以及環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進程的經歷）和直接的交流（如個人交流、信息傳遞等）對人們的動機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奧蘭博格[15]提議用這樣一個考察遷移的構架： 以個人支持遷移的動機和個人遷移的障礙因素作為發展遷移理論的起點。還有學者認為，遷移動機理論有經濟最大化理論、社會流動（追求社會地位）動機、居住滿意動機、生活方式偏好動機等，但要充分理解遷移決策和隨后的行為，需要整合社會層次的因素和個人層次動機，“價值-預期”模型是研究遷移動機和決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這個模型中，遷移被看作是一種工具行為，與遷移有關的價值（目標）包括財富、地位、舒適、激勵、自由、歸屬和道德觀七個方面 [16]。這里，我們需要進一步將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方法引入遷移動機的研究中，研究價值如何形成這樣一個問題。

3.3作為過程的決策

盡管有許多關于決策的不同觀點，但它們有三個共同的基礎。一是面向選擇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擇；二是評價這些可供替代的抉擇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規則和標準選擇一個特別的方案。這三個劃分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實際上它們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關于第一個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誰的抉擇，什么樣的抉擇和為什么是這些抉擇。第二個方面直接觸及人類行為的動機方面。第三個方面涉及決策規則的問題，被嵌入到關于決策方式的更廣闊的視野中。大多數選擇理論用靜態的方法描述決策，通常認為在決策過程中，時間和次序對于理解選擇和選擇的結果沒有什么影響，很少考慮選擇的動態方面。作為過程的選擇，至少要包括三個方面 [17]。一是具體的選擇和決策規則的構建。二是“序列決策”，即在動態的生命進程中作為經歷成分的連續決策。三是作為過程的決策，它的階段順序。

鮑格[18]認為傳統的“推-拉”理論對遷移微觀研究的解釋力有限，因為個人遷移決策中包含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達萬佐 [19]把遷移看作人力資本投資，認為遷移收益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才能得到。他進而建議在遷移決策研究中，使用縱向調查數據、收集影響遷移決策的信息，分析遷移者個人特征對遷移的影響、建立變量解釋誰遷移和為什么遷移、解釋遷移者對目的地的選擇等等。

3.4控制

對選擇理論一個最近的貢獻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機制對人們的決策和至少部分獨立于動機之外而實施的某種決策有顯著的效應。將控制融入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后果是它可以減輕影響行為的被決策賦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學者批評選擇理論過分依賴模型人，在選擇概念中，或明或暗地，處于中心位置的動機突出強調個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決定做什么和最終做什么。通常出現在選擇理論中作為外部因素的行為限制，對決策過程沒有什么影響，只對行為結果有影響。這就嚴重限制了選擇理論對理解和解釋行為的應用性。選擇理論加進控制概念有兩個意圖： 一是增加研究非動機行為解釋和理解的重要來源，二是在依賴、無知和不確定的環境下，在運用于行為的決策中增加保留空間。

幾位心理學家強調人類行為中知覺控制的作用，羅特 [20]區分了內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將其作為對某種行為和隨后的表現進行選擇的決定因素。在人口學中，控制的內在-外在中心被運用到遷移研究 [21]。另一個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調節動機和表現 [22]。經驗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們的行為趨向無效，即使他們知道要做什么。

4.遷移行為的外部環境：背景

對于遷移來說，宏觀影響因素的重要性不僅僅局限理論意義，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義。因為政府按照他的性質來說，一般從宏觀角度制定政策，以影響人口的分布和流動。通常影響遷移的宏觀因素分為經濟、、社會態度、文化、制度氣候等等。弗里德曼[23]區分了兩種宏觀變量，一是背景變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總的個人特征（如人口的水平）；另一個是環境變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個人口的特征 [24]。宏觀因素如何與微觀遷移行為分析相連接，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4.1制度觀點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越來越意識到：要理解學科研究的對象，至少要把所要評論的現象，部分嵌入到產生此種對象特殊的背景中去。不論這些現象是社會系統和制度或個人選擇和行為，學科關注的興趣越來越傾向于這些對象所發展的過程。在各種社會學科中，制度的方法開始占據著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發展展示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新范式的特征。盡管人口學的分支領域研究呈現相當大的異質性，但制度的方法通過一些人口學家的努力，似乎已經有了立足之處。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個人行動的社會環境的結構和意義。制度概念的屬性不僅包括諸如大學、公司等這樣的背景實體，也包括共同的語言等。這些制度構成個人用特別的方式進行選擇和行為的微觀世界。制度概念還包括更抽象的諸如民主、宗教、性別、政策等社會建構。編制社會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規則來解釋。社會背景不能被解釋為靜態的，應被看作是動態的影響行為的社會建構。在遷移行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對于分析社會背景要素，如市場、親屬關系、、教育系統、遷移政策等對于遷移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4.2賦予遷移意義和指導遷移行為的制度和規則

認知的觀點認為，可按照共同的規則來解釋社會環境中的制度。社會制度組成一套相對一致的構建現實和指導行為的規則。在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制度解釋中，規則設想背景如何成為個體決策者有意義的背景的機制。有學者將規則區分為四種，即或然的、工具的、規范的和解釋的規則[25]。或然的規則與習慣行為相聯系，這種規則太習性化，不能解釋遷移行為的社會模式，除非它有規范性的含義。工具規則指完成任務的技術上的有效性。規范規則指行為受到外部力量加強的影響，它體現了規則的特殊意義，涉及社會規范、慣例、行為準則等。解釋規則指關于行動者、參與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類的主觀信息，以及關于行動者、目標、事件和條件之間關系的信息。從社會理論的觀點來看，規范和解釋的兩種規則在描述和解釋不同社會背景中的行為模式最重要，他們分別被稱為指導行為的規則和賦予意義的規則。這些復雜的行為指導的規則和意義賦予的規則為與遷移行為有關的認知、動機結構、決策方式和知覺控制提供了解釋的背景。

4.3制度的類型

從廣義上講，制度通常分為四類：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認社會復雜的結構和組織以及具體的環境影響遷移行為。本文重點闡述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對遷移行為的影響。社會制度特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家庭。家庭結構和功能通過影響動機四個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個影響遷移決策，即激勵（或目標）、動機、可能性和預期（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動機的四個構成可以被看作聯系環境、社會文化、家庭和個人實際決策過程的“中間變量”。家庭有三個功能影響遷移動機：一是家庭作為生計單位，他給家庭勞動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為社會化，培養家庭成員的態度、價值觀、責任感和適當的行為，對遷移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三是家庭作為社會群體和社會，特別是擴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對遷移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強調家庭在遷移決策過程的重要性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制度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對遷移決策的意義；二是用動態的觀點考察對制度結構和功能變遷以及對遷移研究方法論的意義 [26]。政治制度是指權利的關系和資源的可得性。中國長期實行二元結構和嚴格的戶籍制度，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遷移選擇的機會有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會結構，放松戶籍制度，人們的遷移選擇的余地越來越大。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們需要從動態的角度研究制度變遷與遷移選擇轉變的相互作用關系。當然，制度的分類知識為了分析的方便，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對個人的遷移行為產生影響。5.遷移行為的時間維度：過程

人文和科學把結構和過程視為它們學科兩個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學科中，過程取向甚至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科學和行為科學關注的興趣越來越傾向于現象的過程。雖然過程的意義在不同的學科或分支學科中是具有差異性的，并且過程的意義也與變遷、發展、變革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聯系，但是有一點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時間因素”。盡管時間在人口和人口變遷的中占有顯著地位，但是通常對它的理解是相當機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潛藏在人口變遷之下的社會和行為過程。

5.1靜態與動態的探討：時間的概念

5.1.1靜態與動態的探討的意義

動態和靜態方法對它們所要研究的課題采取具有根本性差異的理解取向。靜態視角關注結構和結果，并以靜止狀態去描述它們的研究對象。動態視角強調結構和結構由過程演化而來，并以動態演化過程去描述它們的研究對象。

無論是靜態方法還是動態方法都運用時間概念，但是其含義是不同的。時間這一概念的內涵，可以理解為時點，也可以理解為變遷。靜態視角把時間理解為時點，依賴于這種靜態方法的解釋持有這樣的潛在假設：歷史是無足輕重的，過去和將來的作用是一樣的。然而動態方法，把時間視為動態變遷的過程。時間和發展、演化具有強烈的親和性。時間可以被理解為衡量變遷的尺度。這種含義上的時間根本上區別于物理時間之處在于它們對所描述過程的不同理解：過程具有不可改變性，還是過程具有路徑依賴性。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題中，靜態意義的時間是沒有充分解釋力的。對動態研究方法日益高漲的關注可以解讀為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范式的轉向。雖然在人口學中，這種向動態研究方法靠攏的趨勢是可見的 [27]，然而威萊肯斯[28]認為人口學的標準還沒有顯現出這種范式的轉型。他推斷，動態過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無論是對人口預測還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種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華也被人口學之外的學者所采納。

我們這里所想要說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夠轉變向動態的概念框架，那么對遷移行為科學洞察，并且對這種洞察的實際運用，都能夠獲得提升。然而，以這種真正的動態解釋并不是簡單的加入時間因素，而是加入動態意義上的時間。在這樣一種動態的視角中，事件的順次或變遷被視為發展過程，在此過程在中，結果是早期環境的結果，而且環境是隨時間變遷的。

5.1.2時間概念

時間維度可以劃分為：一是歷史時間，這是最具包含性的時間概念。二是制度時間，即指組成這些社會環境的各種各樣制度的發展。三是社會時間，即隱含于年齡系統中的時間。四是個體時間，即與個體生命周期相關的時間尺度，個體時間代表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動態時間概念，因為生命階段，事件或現在的性格均被認為是生命過程中一個即時性的點，在生命過程中隨后的結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環境、事件和經驗的結果 [29]。五是過程時間，即在生命周期中，發展可以解釋為生理、社會、心理方面的擴展，大量過程的組合建構出生命周期的具體形態和。由于本文研究一開始就采取微觀層次的方法，因此個體時間維度，占據著核心地位。個體時間維度與動態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動態的選擇和行為概念，這些選擇和行為都是發展過程的結果。宏觀環境變革的效應被假定為主要通過對個體生命周期的而發生作用。

在行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統計學研究中，年齡通常被當作一個主要的標準用來判斷行為的時間調配，以及用于對情景和事件進行分類。然而必須清楚的是，年代學的年齡并不是個體行為的決定因素。年代學的年齡不能代表真正意義的導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齡概念。年齡不能解釋行為，或者說不是變遷的原因；事實上年齡只不過是時間的流逝以及發展序列的階段標志，同樣年齡只不過是潛在發展過程一個簡略的代表性術語。年齡及與年齡相關的行為和變遷仍然是時間的靜態解釋，除非年齡是意指潛含在其下的發展過程。行為被解釋為過程，不是年齡，而是經驗（過去的或預期的）劃定出人們某個生命發展階段的能力、觀點和動機。段成榮 [30]認為，“時間因素”在人口遷移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資料允許，就應該千方百計按照事件發展的真實時間順序來處理研究資料。

5.2生命進程的方法

人口學中的行為和隱含其中的個體選擇，如果它們的定位蘊涵在個體生命沿革過程的狀態背景之中，那么這些行為和選擇能夠增進解釋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種關于個體行為動態視角的適當解釋。生命進程的解釋力在于它以時間和發展的概念框架來組織相關的事件和因素，從而簡化理解行為邏輯一致性的嘗試 [31]。然而，應該注意的是，生命進程的分析不能夠取代行為理論，由于生命進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關于個人行為形成的假設，以及過程和事件之間的因果解釋或機制。生命進程的概念應當理解為行為研究中的組織原則。

盡管學科方法的差異，但是大部分學科認同這一解釋：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種邏輯順序的階段發展結構呈現出來。生命進程分析提供了發現這些變遷結構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進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論視角來解釋隱含在這些變遷和結構之下的機制。主要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學科對生命進程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就人口學研究而言，鮮有運用生命進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討行為的邏輯原則。如果生命進程分析把生命細化為相關的組成過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進程分析的分析潛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與勾畫人們生命的社會、心理和生理的時間和發展概念相聯系。關于個人行為的動態視角的細化包括生命周期的歷史或縱向的含義，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橫截面的含義。

生命進程方法的本質是：分析單位為處于地理、社會、歷史和空間的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的研究成為與生命進程連接在一起的研究。通過研究個人，生命進程分析承認人生經歷的不同形式，并不試圖把標準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徑強加給個人。另外，生命進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階段”概念，而是“轉變”概念[32]。

穆爾德 [33]用生命進程的方法研究了遷移行為，他提出遷移經歷從屬于“并行經歷”（parallel careers）：Ⅰ發動經歷（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經歷產生的遷移尋求達到的目標。包括：ⅰ事件依賴(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經歷中如結婚、離婚、上大學或換工作，一個事件發生所產生的效應。ⅱ狀況依賴(state dependence)：在某種經歷中處于某種狀態產生的效應。按照距離、方向和目的地的選擇，不同的發動經歷也會引起不同類型的遷移，事件和狀態不僅影響遷移決策，也影響流動的類型。不僅如此，并行經歷也會產生個人的資源和限制，這被稱為條件限定的經歷（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職業經歷決定個人的收入和儲蓄，家庭戶經歷限制個人遷移的自由，居住經歷的投資可能限制隨后的流動。

5.3個人的發展階段與遷移

生命進程可以解釋為包含各種發展階段的發展過程，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表征，內化以前的經驗并影響后來的發展。生命過程中某個個人位置反映了一組特殊能力，與他人關系，動機，責任，義務，約束以及對世界認識的集合。這些體現為在不同社會環境下人們生活過程中的可識別的各種各樣的行為模式或發展軌跡 [34]-[35]。確切的發展性理解是以動態的時間視角定位行為和事件，把這些行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況的發展延續。以動態的視角看，生命進程中，行為及其意義依據不同生涯的發展而改變。我們這里的任務是要概化這一機制：個人通過這一機制接受他人和社會背景資源的信息，組織和處理這些信息，賦予行動意義，并把生命發展起伏過程中的不同生活領域和階段與其他領域和階段相調適。

對生命進程的認知性解釋可以視為個體行為及選擇的動態背景。這種認知解釋對不同生涯中以共時和歷時形式所建構的經驗進行解讀。這種對個人歷史的動態性評估是潛含在人的行為決策之中的認知圖式建構的決定性因素。這些認知圖式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生命過程的發展不斷建構的。雖然個體生命過程是個人信息流過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會之中的，不僅是因為對人們發展歷史的解釋要依靠社會建構的意義規則，而且是因為，生命進程的組織反映了先于生命進程發展的特殊社會環境的影響。就這個意義上，以人們的心理表現所體現出來的個體發展歷史，擁有兩個基本的時間維度發展軌跡：制度時間和個人時間。

遷移與生命進程存在密切聯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進程模式對遷移決策的影響 [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變住所意圖的遷移者正是那些處在生命進程中發展階段并有向上流動潛能的人[37]。羅格斯與沃特肯斯 [3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生命轉變的過程中，即兒童早期、進入勞動力市場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個年齡段是遷移的高峰。影響遷移的具體的個人生命進程轉變主要包括：ⅰ離開父母的遷移決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必須進入好等機構；二是為了尋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組建新的性生活單位。ⅱ結婚或離婚影響遷移。ⅲ生育與遷移。許多經驗研究證實家庭戶遷移是為了調整適合家庭規模的居住空間。ⅳ退休與遷移。在許多國家，養老金制度允許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擔心陷入貧困，壽命延長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許老年人積極參與流動和遷移。許多老年人遷移決策的核心是為了與親屬住得近或是為了能有人照料。

評論

人口統計學需要理論基礎，但作為一個以描述人口與人口變化為核心任務的學科，它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論為目的，也不需要復雜的理論來闡釋呈現各種事實狀況的統計數值。但是，要對人口現象和人口變化進行恰當解釋，它卻需要行為理論為背景。這種理論背景對解決不斷循環出現的問題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它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解釋的框架。本文的解釋模式沒有給遷移提供徹底的、無所不包的理論，但就擴展學科理論基礎，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確為遷移研究提供了理論深度。筆者大膽設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來分析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對生育理論和印度的生育狀況進行了分析）、出生性別比，甚至對分析老齡問題也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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