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人類社會在科學技術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燦爛文明。然而，在進入新世紀之際，人類社會面臨著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開發新能源；抑制生態環境惡化，提高生存環境質量；促進社會進步與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貫穿其中的主線是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處理好人地關系。因此，對環境倫理進行研討是很及時和必要的。

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與變化

人與自然的關系表現為：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和能動性。人既依賴自然而生存，又是改變自然的力量；人類要改造自然又受自然的制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依存、適應、沖突與和諧。人與自然關系的內涵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狩獵和采集時期，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強，主要為依賴和適應；人類是自然的奴隸，受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制約明顯。農業時代人類生產活動直接作用于自然客體，它的規模小、強度低，其負面影響較小，人類與自然保持融合的非對立關系。但也在區域尺度上受到自然界的懲罰，如古代部分文明的衰落(美索不達米亞、古羅馬、古希臘、古絲綢之路)。

在工業化階段，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提高，人類對自然界的作用增強，又存在著過分強調人類能動作用的思想，“人定勝天”的思潮以及“人類中心論”等占主導。人類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由于片面地按照人類的主觀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違背客觀規律，釀成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的苦果。人類對自然界的作用，不斷得到回應和報復。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如蘇聯在中亞的大規模墾殖，美國對中部大草原的開發，中國農牧交錯帶的不合理利用等。

在工業化后期全球環境問題突出；地球各圈層相互作用的復雜性、長期性和潛在性；許多全球環境問題在20世紀初還未能被人們所普遍認識和關注。20世紀下半葉，全球環境問題開始凸現。針對氣候變化、臭氧層減薄、生物多樣性保護及荒漠化等問題，已制訂有關國際公約，開展合作。有毒有害化學物質嚴重影響生態安全，威脅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社會發展模式的反思。嚴酷的現實要求人們冷靜地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總結傳統發展模式的經驗與教訓；尋求發展的新模式，體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協調及人類世代間的責任感。

人對自然界的認識

從宇宙進化的角度看，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地球的歷史既是自然史，同時又是人類的歷史。人類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人類是有社會意識的存在物，具有高級的思維活動，與一般存在物有本質區別，因而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席位。

人類是自然歷史演化的產物，人類屬于自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包括發生學關系、實踐價值關系、心理適應關系、情感道德關系、美學欣賞關系以及反映認識關系等。Holmes Rolston在《環境倫理學》中探討了大自然所承載的價值，如生命支撐價值、經濟價值、消遣價值、科學價值、審美價值、基因多樣性價值、歷史價值、文化象征價值、塑造性格價值、辯證價值(多樣性與統一性、穩定性和自發性)、生命價值、宗教價值等。

在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都是有客觀存在的價值，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是系統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人們想要估價出大自然的價值，結果表明，人類只是這個大自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可見，價值不僅存在于人類的心靈中，而是掌握在大自然手中。人們在評價大自然時應當遵循大自然，大自然的價值確定了人對大自然的義務。

社會生態與環境倫理

近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由自然的奴隸變成自然的主人；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成了改造與被改造、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強化的“人類中心論”，忽視生態系統生存發展的需要及其對人類的長遠價值。“人類中心論”漠視自然客體，過分強調人類的價值主體地位，有悖于可持續發展思想，已漸失去社會思維主體地位；“生物中心論”淡化人類價值主體地位，過于激進，難以讓人接受。因此，構建適合當今時代的環境倫理體系是很必要的。

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作為人類實踐的終極價值尺度的弱化“人類中心論”，基本上是合理的，人們應當走出強化的“人類中心論”。人與自然休戚相關，應當用相對的、可變的觀點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對自然界的有效維護，不是放棄人的主觀能動性。開放的環境倫理學應能包容人類中心論、生物中心論和生態中心論。人類是地球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以全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環境保護，才有較大的安全性和包容性。應當以尊重自然規律及其內在價值的基礎來規范人類的實踐活動，構建新時代的文明發展模式。

由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差異，地區及國家利益的不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影響著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協調發展。從全球角度出發，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離不開人與人關系的正確處理，需要加強國際合作。

對環境道德的理解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規范的總和。道德是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發展的，包括道德理論觀念和道德實踐的發展。道德的進步表現在道德對象的逐漸擴大，如從人類圈擴展到環境、自然界等，環境倫理的提出就是道德進步發展的結果。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個人自身素質的完善、生活環境質量的良好，是人類社會道德進步的重要標志。

環境道德與可持續發展觀在形成和社會功能上有密切的聯系。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十分重視環境道德的研究、教育和實踐。環境道德的研究和宣傳具有認識和批判功能、教育和激勵功能、調節和規范功能等，對于生態立法有重要的基礎作用。制度是道德建設的社會基礎設施，制度為人們確定行為的框架，運用利益機制對社會成員的行為選擇起到導向作用。

環境道德規范體系的特點：人類是自然歷史演化的產物，應與自然保持和諧相處、協調進化的關系；人以外的其它生物、物種、生態系統、以及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除了對人類的工具價值外，還具有其內在價值，生態系統和自然界還有其系統價值，有繼續存在下去的權利；人類屬于自然，作為自然界進化的最高產物，人類是“自然權利”的代言人，對其它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統負有道德責任；環境道德的核心，是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倡導和諧發展與共存共榮；人類應當培養尊重自然、愛護生命、保育自然環境的道德情操，盡到管理好地球家園的道德義務。

環境道德要求的人類平等原則，包括體現全球共同利益的代內平等和體現未來利益的代際平等。要實現人與自然平等，必須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和利益，轉變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和權利，人類應當履行好管理自然的使命，做稱職的自然管理者。 科學家群體的社會責任

科學家群體對自然的認識通常應當優于政府領導及一般大眾，對人類家園的憂患意識更強。所以，科學家群體有責任做好宣傳、普及和教育工作，讓決策者、社會公眾認識自然、尊重自然、護育自然。科學家群體的科學研究活動，包括評審、評估研究項目等，應當考慮環境的影響問題。

領導決策部門對待環境與發展問題，往往存在功利主義；普通百姓為了生存，認識不到其某些活動可能導致環境惡化。科學家應從中立角度，根據客觀規律，做到實事求是，講真話。政府管理、市場運作、道德規范可以互相協調補充。企業、地方政府的行為：從人本主義角度，應注意社會代價，社會利益優于企業，勿濫用非再生資源，抵制“消費主義”的影響。從自然主義角度，應重視生態系統的手段，慎對脆弱環境，尊重生命、尊重物種、尊重自然等。涉及利用、改造自然的工程，要有評審和評估。

當前存在的問題如：有的地區以發展為由，將環境問題置于不顧；在西部開發中，將污染產業向西部轉移，生態建設中違背自然地帶規律常識等。我們應當評估已有的工程項目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和存在的問題；加強對環境倫理道德的研究、教育和相應的制度建設工作。

政府決策部門可能會受科學家的影響，重視科學家的意見。環境道德涉及的領域很廣，如提出節制生育、節約資源、生態修復、環境整治、清潔生產、減少污染、適度發展、合理消費、護育自然等具體的行為規范。要重視宣傳普及，提高公民的環境倫理意識和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