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與多元、反省與適應是當代基督教新教神學的主流。從神為主體過渡為人為主體，關注當代世界，關注當代人的生存狀態和俗世生活，關注科學技術已成為神學界的重要思潮，而且孕育著一場更大的后現代神學思想創新運動。傳統神學悄然失去恩寵，抵制科學世界觀的神學家已逐漸退隱或改變觀點，重生和成圣成為神學與科學的共同追求，自然科學提供的關于宇宙本源的真理已被信奉天啟論的很多神學家接受。神學成為一種科學和救世信仰的聯結方式，現代科學為實踐神學提供了一縝最精彩的復本；與神學素有血脈關系的醫學和生物學最先接受了這一強烈的影響。最早的生命倫理學家把這個背景作為生命倫理學的溫床，生命倫理學亦可以以道德神學的新理論認識新的醫療行為和生命科學的新技術；同時，用神學精義分析和評價人的生存狀態、生命科學行為、衛生經濟政策、病人權利與醫生義務以及生態問題的神學研究活動開始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的鋪墊。生命神學作為基督教新教神學的新派別應運而生。

新教接受美國流行的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側重哲理意義上的探討，出現現代派自由神學和福音派自由神學；麥金托什 （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1948）作為最著名的自由派經驗主義神學家，主張神學與哲學并無本質區別，神學體系可在宗教的傳統資料基礎上確立，并應成為一種反映現代科學精神的神學；神學應成為一種價值研究的學科，應基于對價值與實存事物關系的關切，指明上帝促成人趨向正義的目的由神學來完成。麥氏的繼承人魏曼更進一步主張用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改造神學，認為科學的進步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神圣旨意與對人世歷史的拯救安排。社會福音派之父格拉登（Washington Glsdden，1836—1918），一生致力于將神學思潮擴大為一種社會向善運動，帶動教會信徒把焦點轉向社會倫理。對此，饒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 的工作為這段歷史寫了重重的一筆。饒申布什認為，上帝之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只有在人的不斷努力下才能逐漸得以實現，只有人是歷史的主人，上帝托付于人的事業很偉大、很艱巨，為了完成這些使命，上帝已把很多權柄交付人類自己，只要為了地上的榮耀，人有權力改造社會與自我，包括探索生命。人世不可能完善，人有責任不斷增長這種完善 。這就預示了生命科學的合教義性。

歐洲危機意識的形成，造就了危機神學的誕生；這種呼喚是由克爾愷郭爾（S?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思想理論學說與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湯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等人的歷史哲學體系的協奏曲完成的。因憤世嫉俗而反叛時風的孤獨的克爾愷郭爾，用“人類的雙翼”鼓動后人勇敢飛翔，他堅持“只有通過生活，基督教才能得到傳揚” 。一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鄉村小牧師，就是插上了這付美麗的雙翼，以一部豐碑式的《教會教義學》，拯救了危機中的新教神學。他就是卡爾?巴特 ，他用《羅馬人書注釋》完成了神學史上的哥白尼式的轉折；他的危機神學和后來的辨證神學堅定地捍衛了《圣經》的本真性，而激烈地批駁了一切以虛假的騙術對教義的歪曲，勸說破除人為樹立的偶像迷信，回到圣經的本源去，不要輕易聽信人為的恐嚇與宣講，并使基督徒敢于用自己的靈性在上帝面前知信經文，親自感受生活的現實需求、價值觀和由個人判斷“允許是否正當”；他揭露了教會中的偽善，使神學倫理學得以重生；他這種充滿激情的教誨感染了許多科學家與醫生，這種叛逆與反思精神，催生了美國生命倫理學先驅者的思想萌芽。正如阿爾伯特R?瓊森指出：

“在對新醫學評論運動的推進中，幾位教義學神學家（其中，如天主教的卡爾?拉納和新教的卡爾?巴特）具有廣泛和重要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新教神學形成的世俗神學、新正統神學和生存神學三大思潮，其中世俗神學以一種非宗教的解釋和“上帝死亡論”而引起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一次廣延的世俗神學運動。生命倫理學開創者們結合生物醫學的發展最先運用這種思想方法考察生命與死亡問題，借對傳統神學教條的否定之機，確立世俗生命倫理觀念；重新確立進化論、醞釀拒絕治療和選擇死亡以及強化病人權利意識。因反納粹暴力終被殺害生性剛烈的朋諤斐爾 （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呼吁，世界已進入全無宗教的時代，基督教應重視《圣經》啟示的“行動與存在”的本質，而不是宗教外衣，基督要重新贏得世界就必須進入當代社會，面對現實生活，使神學變革成一種“非宗教地信仰上帝”的中介。上帝之死派神學使神學成為一種世俗哲學與倫理學，使一些激進的神學學者開始介入社會生活，參與科學哲學與科學倫理學的研究；而美國新正統派神學對人性、贖罪、正義與互愛的論證被拉姆塞、弗雷徹醫學倫理學理論支柱之一，他們在論述醫患關系、把病人作為人而不是工具的討論中直接引用了許多尼布爾兄弟的語言。 生命倫理學的產生有一個淵源，是出于基督教思想家的邊緣體驗與感受，來自于社會和高新生命技術中對人的異化和生存方式的變革。科學化的“非在”與自我迷失迫使人必須探究人生存的本質。宗教的個我性和人的自由生存的概念是布爾特曼 存在主義神學的基礎，在與海德格爾結識以后，布氏的神學即人學的體系基本形成；人的生存作為與上帝平等的神學橢圓體的兩大焦點之一，給醫學以最高的宣教地位。他果敢地批評《新約》的神跡觀念，用非神話化來解讀圣經經文，把現代醫學與神學予以精妙的結聯，他寫道：

“……用現代醫學和醫療手段來治病康復的同時仍相信新約中的神靈和奇跡世界。……誰若覺得他能為了自己的緣故去這樣做，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當他宣稱此舉乃是為了保持基督教信仰時，實際上他已經使基督教的宣道在當代無人理解、不再可能。”

生命倫理學誕生之初，給人以深切記憶的是保羅?蒂里希 的生存神學理論對尚在搖籃中培育的這一新學科注入營養的過程。盡管至今還沒有哪一位史家為這位本來是隨軍小牧師的人撰文，以記錄他對生命倫理學學科誕生的特別貢獻，但寫家們還是被其后來令天地震驚又體恤人心的呼喚所折服。20世紀兩次涂炭生靈的世界大戰使人類這一實存者，在“非在”的經歷中被腥風血雨所包圍，人類在孤寂、虛無和死亡的威懾中感受生命的脆弱、輕浮與愛的虛偽。作為海德格爾的忠實朋友，蒂利希挑明了人的真實存在不過是一種有限生存，其特點就是感受到與其本質存在的一種疏離或異化。異化即人與“存在”（Sein）的分裂，“由此不僅疏遠了其存在的基礎，脫離了人生的根源和目的，而且還與其自我本真及其同胞相分離——此乃《圣經》關于“犯罪”、“墮落”的存在論意義。” 生命進入一種有限、相對的狀態，這就形成人的無限的焦慮，而宗教是人的終極關切，透過死亡才能認識人存在的價值，使上帝與世界相聯結是神學的任務。對人的精神的問題、病理性焦慮、生命力與健康的探秘，使蒂氏逐漸開始關涉醫學和神學的關系。他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神經癥因素，而疾病所同時具有的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原因使神學與醫學融合，“越來越多的醫學代表人物特別是精神治療的代表人物產生了和哲學家與神學家合作的要求。” 在處理醫學中人際關系中的復雜問題時，要用倫理學的生機論解釋所包含的真理，那就是美德；過分道德主義和生物學觀念都會曲解人的完滿性，只有神學的寬恕可以給病人以自由、勇氣和精神。蒂利希提示，在解釋人的存在的問題上，神學與醫學一起進入哲學，神學家與牧師急切地尋求與醫生的合作，結果產生了多種制度化的形式。他強調：

“牧師的功能既包含他自己又包含醫學的功能。兩種功能并不是絕對地只為那些在職業上發揮該功能的人所專有。醫生，…….無疑能把存在的勇氣與自我承受存在性焦慮的力量結合起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并沒有變成牧師，并且他也決不應嘗試去代替牧師，但他可以成為對終極自我肯定有所幫助的人，因而也發揮著牧師的一種職能。……牧師絕不應追求成為作為牧師的醫生，盡管他可以對身心發揮治療作用并幫助消除神經癥性質的焦慮。”

臨床倫理學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醫患關系問題，醫患關系是人與人、人心與人心、人的精神與人的信仰以及上帝關愛和屬靈人之間溝通的結構。蒂氏專門對這一生命倫理學主題進行論述，指明應通過感化去幫助病人，“反省自新”對醫學是必要的，醫學重新發現它的作用；疾病，無論肉體還是精神的，都是某種分裂，而“感化在醫患關系中是積極有效的，無論它是由醫生還是牧師進行的。”

19世紀曾占主導地位的新教神學體系進入后現代以后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崩塌與解構，神學的榮落預設了人類精神的危機。歷史把這個拯救的使命讓渡給偉大的管風琴手、神學家、醫務傳道人和生態神學的創立者阿爾貝特?施韋澤，他強調；耶穌的價值在于他有一種強大的精神之流，流經我們的生活和我們所處的危機四伏的世界，但我們已經固化的觀念卻必須經過真理的檢驗，我們對于生命的敬畏其實是對基督救恩的回報，“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 時評家皆認為施氏是一位生態主義者，其實他對于生命與人的深刻關注是一般人無法理解和認知的，他所劃定的生命是一種肉身與靈性的完整的生命，是宇宙間惟一精神的載體和心志的標識，他將對神學教義、康德哲學倫理學的精髓、德國古典音樂的碩美心蘊以及對醫學的了悟，全部落華于對人的徹底關照和終極眷顧之中；他所創建的生態神學、醫學神學關系支撐了生命神學大廈。人類歷史上難有后人，能如此透悟人性、人類、人生、人體和人心，并以具體行動和親歷的實踐以及精湛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求證耶穌存在的時代意義，同時啟示人們跟從無名圣者召叫的現實可能性。

生命倫理學與當現代神學融構，是后現代生命科學進程中的必然；人類已經歷的歷史只給我們提供走入未來的質料，而不應該成為應許的律令。對此，不可忽視的是潘能伯格 的艱苦而卓越的貢獻。潘氏握持特有的哲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黑格爾歷史主義理性哲學中找到神學與現代知識狀況、多元文化處境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形態結聯的思維路徑，他以人類學作為基督教神學的對話者，回應人類歷史中可能發生的事件；他指出，歷史乃神啟逐漸展示的過程，我們怎么可能回答一切從沒有發生的事實呢？“什么東西有朝一日將作為現實符合這些應許的諷喻性語詞，我們還不知道。” 除非我們自己復活，我們其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化俗為民的是，耶穌自己就是應許，就是新傳統的內容，神學應告訴人類并指導人們向上帝的未來開放；他預見，面對新的世界，我們沒必要去擔憂，上帝仍然可以通過愛的關照為人類開啟未來。這個思想，給生命科學新技術以極大的空間，而且提醒我們：不必糾纏于保守主義的神學桎梏內，耶穌的生命都可以復活，我們只要付出同樣代價也可得永生。他強調：“人不僅改變著事物，而且也由此同時改變著對自己的本質做出判斷所依據的尺度。” 生命科學的真正本質在于可能發生一系列無法預見的新東西，很多人一直可笑、無奈、幼稚、蒼白地批評各種新技術，不是積極地、寬容地善待科學家，把倫理學變成沙質的路障，窮極其所能，百般挑剔與鞭韃，傷彼人而百哀，貪玄學之巢臼而不可自拔。自然、科學與歷史應以大心、大愛、大化于人、于神，倫理學和神學應采寧靜開闊、和諧舒徐，萬族才得以欣如，人才得以游息其間，勃興而祥瑞。潘能伯格對人的科學贊美的同時，以機警的語言告誡：

“……這種新東西要到未來才見分曉，他常常足以破壞人們的一切計劃，但也會幸運地向好的方面發生令人驚喜的轉變。希望恰恰就是針對未來事物中的這種新東西的。……希望正是在推測停止的地方開始的。……人的使命的無限性，人的徹底的開放性，不斷地推動著他敢于面向未來，并希望從未來得到一個狂熱的實現。”

如果認為生命神學就是神學與生物醫學的相加，那就是一種極大的誤會；由于誤會使我們與真理擦肩而過的事對人類來說因司空見慣，故并未受到多少指責；但由此延誤了科學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程倒真是值得冷思。對此，哲學家和神學家肩負的責任更大。出于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很少有人像懷特海 能自如地把宗教神學和科學現實有機地聯成一體，他和他的思想遺產對人類來說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也是生命神學的精神淵源之一。懷特海曾以探究科學與宗教的互補為方向，一生盡其所能，表現嚴格的科學論證精神與深厚的宗教神秘情感的精妙結合，他反對用科學人道主義或科學人文主義取代宗教，嘗試用改革宗教以適應日益變換的科學新世界。懷特海認為，肉身是環境更本質的組成部分，人在破壞脫離肉身的同時必須維護靈魂的明晰性。“靈魂生活的機遇是由他在環境中的在場構成的。盡管這些靈魂機遇實質上就是無，但是對宇宙之極為豐富的領悟的統一卻是通過肉體的特殊構造才成為可能的。” 如果把肉體的感情決定地作為靈魂的經驗，那么人就不可拋棄宗教，現代醫學把肉體從靈魂中分開，無法表達求真與求善的完整意志，生命倫理則正是由神學導入靈魂的觀念，在審美的經驗中實現科學、宗教、倫理的綜合；“人若沒有宗教則失去了樂觀主義的基礎，人生偶爾歡娛就恰如瞬間閃光、照出其巨大的痛苦和悲哀。” 科學不過是宗教的另一種形式，生命只有在過程中才釋放出上帝賜予的有限的能量。懷特海用笛卡爾和休謨通過人之主體可窺見實在的最基本特性的觀點，把人的道德、宗教情感和科學結合起來，他強調科學中形而上學的重要價值，并指出，一切科學都必須以一種合適的宇宙論為基礎，所以任何科學都應以形而上學為潛在的前提。他提出的物質極和精神極以及變化中有永恒的學說都給人的生命以發展的定義，從而使生命神學有了依屬，上帝本體、宇宙過程、愛為最高價值等思想成為臨床神學的基石。

生命神學與過程神學存在一種血緣關系，是出于上帝對世界和被造物溫柔關懷的判斷，上帝的后現本性 決定了他必然使用廣義相對論來引導這個多元的世界和世俗的生活。小約翰?B.科布作為第三代過程神學的代表，繼續其師長懷特海與哈茨霍恩對上帝語詞無所顧及地顛覆，他繼續否認作為宇宙道德主義者意義的上帝存在 ，為人的解放和自由之路開啟了牢獄的窄門。人類可以在自我管理的規范內享受上帝賜予的萬福，并用勞動創造新的生活。有了這個信仰與理性認知，科學可以在神性的照耀下，享有各種權力，科學家也可以丟掉顧忌勇往直前。科布 認為，享受是一切活的存在的特征；過程神學也為對人體重要性的廣泛體認提供了本體論依據，提出人的肉體享受的現實必須給以承認；生命必須不斷改變，它引起科學觀念的變化；基督教對肉身的壓抑與人的靈性選擇差異、與有價值的歷史與自然的二元論有關，既不可抹殺人的精神又不可忽視肉身的欲望。在尋求人類—自然進步形式的探索中，科布與他的忠實的同伴格里芬從生物的命運發現生態的和諧與神學超值評價的關聯，認為科學必須尊重人神共同的經驗以促進歷史的進步。他指出：

“重新獲得與肉體節律相關的一種和諧，乃是達到與總的自然節律相和諧的一種途徑。這種和諧可以支持、更新和改造那種首先通過對肉體享受的壓抑而獲得的靈性的高級形式。”

如果人類的肉身被現代科學所改造，他的靈性是否還在選擇上帝，或是在可觀的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的今天，人類就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國，這個后基督時代，如何獲得上帝的應許。對此莫爾特曼 伸延了布洛赫 希望哲學，把未來作為超越性的現代范式，回答康德“我希望什么”，從而針對世俗生活建構希望神學。希望的邏輯結構特點是對既定的現實發出挑戰，同時預料和創造一個新的歷史，科學的進步產生了關于開放的未來的一系列新觀念，基督教應適應世俗文化的漂變，靠新的神學徹底擺脫傳統的束縛。希望神學的倫理學可以成為生命神學的理論來源之一，首先應促使人類應積極地進入社會，參與社會變革；其次，如何從上帝的概念引申出關于人性的悲慘命運；最后，是教誨人如何朝著靈恩和圣靈的經驗邁進 。復活、十字架與靈恩是我們全部的希望；面對人的肉身的死亡和世界之末日，必須重建新的王國，人類的明天更加光明。末世主義給了基督教以最大的機遇，上帝之國就在人間，就由人類來把握。莫爾特曼認為，舊約的出埃及記和新約的復活，都是應許，應許原則是基督教最后的原則。愛是一個永恒，應許是一個現實；沒有應許就沒有人類的一切可能的行動；應許成為我們的具體生存實踐。生命倫理學是以應許原則作為“應該”的，沒有應許就沒有我們希望的倫理。希望指向死者的復活、永恒的生命、愛和正義的實現。

Theory preparative of contemporary Protestantism theology for bioethics foundation

The main stream of present Protestantism theology are reform and multivariate， self-examination and suit. Pay attention to present world， earthliness life and the survival state of present pers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ubject transit from the god to human， all of them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trend in theology circle， and pregnant with a larger post-modern theology ideological innovation sport. Traditional theology lose its power quietly， theologists who resist scientific worldview already retreat gradually or change viewpoint， revive and becomes the holy are the common pursue of theology and science. Many theologists who believed in apocalypse have been accepted the truth about universal origin that natural science offers. Theology becomes a kind of coupling manner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modern science offers the most brilliant duplicate to practice theology; Medical science and biology that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theology have accepted this strong influence first. The pioneers of bioethics regard this background as the hotbed of bioethics， bioethics also can use new theory of morals theology to know the new technology of Life Science and new medical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logy research that use the kernel of theology to analyse and appraise survival state of person ， the behavior of life science， health economic policy， patient right and doctor duty as well as ecological problem has become a matting of independent and rising subject Biotheology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as the new faction of Protestantism th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