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化圈的生命倫理學正在經歷危機的時刻，歷史危機很少在一種具有戲劇性的時刻達到高潮，蘊含這些危機的過程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并為我們這些受到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所體驗。中國在發展中，并因對危機的理解不同正在形成差異，我們依然在脆弱中被“有教養的人”稱為所謂有教養的學者。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正在出埃及的途中，我們饑寒交迫，結晶與析化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但我們畢竟沒有擁有真理，畢竟沒有創造知識的精致，還沒有把我們完整的規約寫在所有人都尊崇的石板上。

生命倫理學由美國等國家引入，在存在明顯誤讀、誤譯、誤識的同時，把翻譯、譯介的目光只對應在對具體問題或案例的分析及論題本身，很少關涉理論的本源，甚至幾乎沒有顧及生命倫理學的先驅人物鮑爾?拉姆塞、約瑟夫?弗雷徹、理查德?邁克考米克等的思想與理論，使漢語文化圈生命倫理學學人以為美國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要理論與精神。我們甚至把部分美國衛生官員的行政和制度倫理話語作為我們生命倫理學理論的奠基石，在模仿方法與內容的同時，膚淺地整理或結合了一點傳統醫學道德文化遺產，構建的是一個斷裂與破碎又無堅實理論作為支撐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體系。

生命倫理學誕生以后，倫理學思想與理論走向變得十分復雜，康德主義、海德格爾主義、尼采主義都不能成為生命倫理學的“主義’；功利論、實用主義、境遇論等也都不能成為生命倫理學的根基理論。歷史性的譯語行動演變為生命倫理學思想的漢語的歷史解釋學，漢語人文醫學在沒有清整和規范語言之前就焦急地承擔了生命倫理學學科的構建工作，因此使得這門學科不僅在語介表意上顯得混亂不堪，而且本當統一的概念也認知各異，使其會議、教學、著述語境譜調千差萬別聲東而言西、值此而言他。加之這門學科的研究者修道與素養的局限，使得漢語生命倫理學真的顯得“幼稚”。在我們連“無聊”都沒有資格的評價面前，我們大多數是采取一貫的麻木或鴕鳥的處世哲學，雖然不必為“羊頭狗肉之說”[1]失去君子的風度，但還是應該認真思忖：我們的20年成敗在哪里？

生命倫理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倫理生命學”，它應是這樣一門學科：對人的生命狀態進行道德追問；對生命的終極問題進行倫理研究；對生命科學技術進行倫理裁判與反省；對生命、特別是人的生命的本質、價值與意義的道德哲學解讀。生命倫理學的核心不在于對某一種或幾種道德理論的應用，而是研究和創制適應于生命本體或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的道德哲學理論；它不僅限于解釋與論證生命行為和生命科學技術行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須幫助人們努力認識生命的所有問題或難題。生命現象、生命技術、醫藥衛生等的倫理問題僅僅是它十分表淺的研究內容之一，對靈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學化注釋，是其重要的使命。應用倫理學原則與規則去解釋具體生命科學實踐問題或醫學問題，必須建立在對所有道德哲學學派和學說的研究基礎之上，這就決定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應用倫理學，假如應用倫理學存在的話。生命倫理學是一個為復合生存目的和人的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體系與實證策略系統，它是后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和后哲學時期人類對生命悟省的標志，它尤其注意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它有獨特的學術品格與研究方法，它在特殊的語境下運用特殊的語言符號、賴于特殊的邏輯秩序構建人文學、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的內在關系。由于它對靈性生命的先驗自覺以及與宗教神學的血緣聯系，它離不開神學特別是基督教神學的營養與喂育。

我們在難以確定的場景中，最易于發生差錯。“我們在行為中的差錯與在基于德性的東西中的差錯相同。在追求德性的問題上，我們的差錯出在自然的途徑方面。因為差錯既在不及中，又在過度中，而且，我們是由于快樂和痛苦而被移往其中的每一方面的。因為由于快樂，我們犯下惡行，由于痛苦，我們又放棄了善行。”[2]我們為使某種倫理學或倫理學理論成為我們對某一問題的解釋系統，就不遺余力地對這種理論加以粉飾，并拼命營造與其他理論隔離的屏障，憑借自己的偏愛只給具體當事人以單一的原則與規范，不顧及與其他理論的分歧與對立，使指導成為明顯的誤導；我們的批評意見也依據我們信仰的理論而不是客觀的影響現實。迄今為止，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圓滿解釋任一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根由，是我們這些研究者自己制造了生命倫理學特有的兩難；給與克隆人技術、同性戀問題、安樂死以無休止的爭論。 生命倫理學這一原創性的學科，不僅理論架構粗糙，尚沒有共同的學科語匯與學科語言，很多概念不被學界認同，究竟什么是生命倫理學的核心內容，尚未得到統一的認識，學科內甚至也無法進行真正的對話。而且，少數幾個人掌握著話語權力或譯名權，與官僚倫理媾和，控制著政策發布和學術表達機會的分配。漢語生命倫理學亟需要整頓學風。很多人這些年十分熱衷于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會議，喜歡用西方人的經費編排和導演假戲，沒有針對中國現實的研究主題，行動計劃和研究要由別人指手畫腳，我們卻俯首稱臣；學問也基本是信息文獻的編譯、簡單的案例分析和不具代表性的社會調查。沒有精神和民族骨氣的生命倫理學已經成為一種西方片面文化的傳播或轉播。缺乏理論的深入研究，沒有針對國情和現實的內容，屈從于西方的霸權，嚴重脫離中國生命倫理的本真，不顧“醫療公正”這個壓倒一切的倫理，而糾纏在“基因組計劃”、“胚胎干細胞”、“生殖性克隆和治療性克隆”等無休止的、近乎無聊的討論中，并誤導大哲學、大文化界乃至政界也一起置我們數億人的基本醫療保健而不顧，陷入價值有限或起碼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并不緊迫和重要的甚至不會有結果的課題的爭論中。枯竭或干澀的營養，培育和勉強維持了一個幼小的生命，沒有哲學之水的澆灌和文化的沃土，生命倫理學將萎縮。我們或是拾撿前人的理論或判斷方法，或是等待大倫理學理論的突破，或吸噬“應用倫理學”的殘羹，結果我們的論述和分析一片混亂。我們沒有有力的證言批評醫學中的心理利己主義，也沒有勇氣確立不傷害并有利于人類的仁愛情操，我們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常常分離，只顧事實陳述而不承擔道德陳述，我們的很多結論只是一些偽結論或假命題的毫無意義的注釋。我們的“是”與“應當”一貫存在“承擔裂隙”[3]，這個事實的陳述與評價性陳述之間永遠是一個巨大的邏輯上的裂隙。盡管我們花費巨大去替代社會學家的調查使命，考量世俗社會對生命倫理事件的評價，我們非但沒能演繹出“應當”的陳述，反而連“是”的陳述都開始被質疑。脫離了文化研究，放棄了哲學家的身份，那些“安樂死”、“知情同意”、“病人權利”和庸俗的“人造美女”的調查以及艾滋病的案例討論怎么會使人信服？我們做了許多哲學家不應該做的工作，哲學上的邏輯是：“應當”陳述不能由“是”陳述演繹而來，調查之后沒有獨立的充分的理論論證這不是道德哲學的方法。“在倫理學證明中，任何人試圖從純事實前提（所謂‘是’陳述）推演出純評價性結論（所謂‘應當’陳述），他都應該向我們解釋清楚這個推演是如何能夠實現的。”[4]我們恰好往往缺少這種“解釋”。我們沒有自由爭鳴的風氣，很少有認真的深入的批評，沒有形成學派的良好土壤，寄生于西方語言霸主的思維習慣永遠是用西風壓倒東風，在重大主題的討論和條規的制訂中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聲音。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學術知識生產，已深深地和各種社會權力、利益體制相互交纏。我們學術體制的內部組織、學科發展、學術行動和開拓的規劃，都受制于社會權力和利益的關系，加之學科門類的頑固偏見，使得漢語生命倫理學始終處于政治倫理、制度倫理或政策邊緣，始終處于醫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專門化的邊緣。生命倫理學至今沒有建立完整而融貫的理論傳統和科學的方法學訓練機制，并由少數人操控學術體制使之成為學術偏見的生產地，以服務自己的利益，建立虛假的權威。生命倫理學不是制度工具，而是一種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航標，是民主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學者必須把全部的自我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它之所以又稱之為倫理生命學就是因為它需要研究者做出生命的奉獻，而不是以此為謀一己之利的手段。由于缺乏潛心鉆研的學者，我們又沒有建立起跨科際的規訓制度，我們沒有生產出完整的學科知識，沒有嚴密的體系；學科語匯、研究對象、方法、理論、認識論上的預設和生命倫理精神與意識形態都無法實現統一。由于學風浮躁和匆忙，沒有在生命科學與道德哲學的領域邊緣開放真實的創造空間，我們的研究沒有基本的密度。破碎的、雜亂無章的孤立的選題式研究帶來了許多惡果，使生命倫理學始終是一種應時的、即興的、跟風的、俗化的、表淺的學問，我們給不出使人信任的、虔誠的、有力度的結論，使這門為人的學科最沒有人性，以致研究者和學習者遺失最寶貴的精神與靈魂。

注 釋：

[1]參閱范瑞平《中美生命倫理學——幼稚與無聊》，原載《中外醫學哲學》第四卷第一期，2002年5月，第1—8頁。范文稱：“當今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還談不上因老到而無聊，準確的描述大概只能是幼稚。”云云。我認為這份雜志從創刊以來，也加入了“這種幼稚與無聊”，采用發表過的論文，引用毫無意義的、老生常談的“安樂死調查的文章”，機會主義的無觀點的對話，文不對題的對中華經典文獻的釋解，對漢語生命倫理學的貢獻終于沒有達到其預期目的，唯有這篇導言還令人振奮。

[2]見《亞里斯多德選集》（倫理學卷），苗力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頁。

[3]參閱湯姆?L?彼徹姆著《哲學的倫理學》，雷克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17頁。承擔裂隙與當代哲學上流行的裂隙觀是一致的，就是說，在事實陳述和評價性陳述之間有一個邏輯上的裂隙，因此不能從事實陳述中合乎邏輯地演繹出“應當”陳述。

[4]同上，第516—5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