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 Classification: Q190， R110 一、引言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引起長期停滯的農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一改過去長期徘徊的局面，進入了一個增長的快車道，糧食產量在短短的幾年里上了一個大臺階。這帶給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吃飯問題終于得到解決。但是，中國不同階段的農業增長有起有落，特別是1996—2002年，農業進入了一個持續低增長的階段，增長的幅度連續低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水平(見圖1)。面對中國農業增長的這種趨勢，許多學者選擇不同的分析思路予以解釋和分析。 其中林毅夫(1994)以及麥克米蘭等(Mcmillan， Whalley and Zhu， 1989)比較早地分析了中國農村改革對農業增長的影響。他們的研究均認為1978年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村的經濟制度從生產隊體制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轉變，這一轉變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農業產出驚人增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黃少安等(2005)則對中國解放后到改革開放前的土地產權制度變化影響農業增長予以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農業經濟在此期間，由于不同階段實行的產權制度不同，所激勵的生產要素投入也不同，從而農業總產出有較大差異；而投入相同的或可比的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權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也有差異。另有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王紅林、張林秀(2002)則以江蘇省為例分析了公共投資如何促進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改善以及技術進步與發展，進而說明公共投資對農業可持續增長的作用。此外馮海發(1992)、顧煥章等(1992)、樊勝根(1992)、吳方衛等(2000)則以經濟增長理論為基本分析框架，從一個較長期的視角對我國農業增長結構及增長效率進行分析。孟令杰(2000)則利用非參數DEA方法對我國1980—1995年農業產出的生產效率進行測量。從現有的文獻來看，我國的農業產出的變化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每一個因素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對農業增長產生影響。但是，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發生作用的情況，會發現它們在農業增長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的一些因素對農業增長的影響更加明顯。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增長，總結對這個時期農業增長的不同分析，我們認為，這個時期的中國農業增長與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有密切的關系，當然，這里所講的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不僅是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遷，還表現為價格制度、財稅制度的變遷。并且這幾項制度相互支持，成為影響農業增長的主要因素。對此，我們將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一是分析農村經濟制度變遷與其他農業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二是對農村經濟制度變遷影響農業增長進行實證分析。 本文的基本結構安排如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們主要對制度變遷與其他影響農業增長因素的關系進行說明；在第三部分我們首先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制度變遷進行了一個簡要的回顧，然后我們根據格利克斯(Griliches， 1963)提出的生產函數方法，評估和驗證各項制度創新對我國農業增長的影響；最后，是本文的結論部分，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制度變遷與其他影響農業增長因素的關系 農業增長可以用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個是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這是從總量上衡量農業經濟規模變化的一項指標；另一個是農業人均總產值的增長率，這是用來表示農業人口生活水平變化的較為準確的指標。然而，在具體衡量農業增長時，研究者多采用的指標是農業總產值增長率。這或許是人們研究所形成的一個習慣，我們在進行農業增長的研究中也將采用農業總產值的衡量標準。至于影響農業增長的變量，一般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個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制度(土地、價格和財稅制度)等。在所有的研究中，分析這些因素如何影響農業增長的比較多，而對這幾個因素之間具有怎樣關系的分析卻相對較少。 分析影響農業增長因素之間的關系，必須確立的一個出發點是，這些因素是隨農業發展漸次出現的。土地和勞動是最早影響農業增長的因素，而資本則是適應農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而出現的一個因素。從事農業生產的最簡單的過程是勞動力和土地的結合，當然，這種結合離不開一定工具的運用。而在較早的農業生產中，非常簡單的工具盡管是農業生產所必需的，但是，這種工具的較少變化使得投資具有的增長意義并不明顯。當農業生產突破一定的界限，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具越來越復雜，人工控制的農業生產條件，如灌溉，在農業生產中變得越來越普遍，資本作為農業增長的因素相應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資本在農業增長中的作用，實際上與農業技術變化密切相關。因為，農業技術變化呈現的是一個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農業技術的進步促使資本因素在農業生產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相應地，資本更多地投入到農業使農業技術越來越進步并在農業生產中得以普遍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勞動、資本和技術是農業發展需要的基本因素。之所以說這幾個因素是基本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在現代社會中，土地、勞動、資本和技術被當作農業發展的必需條件。富饒的土地、豐富的勞動力、高資本投入、先進技術的采用無疑會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在這些因素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不同的土地制度又會使得農業生產取得不同的效果。這是因為，在農業生產中實施的不同土地制度以為生產者提供多大的自主權而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形成不同的激勵，而在農業生產和經營中推行的價格、財稅制度又以形成的利益空間的大小影響到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的人們的積極性。因此，農業生產的制度是相對于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另一個層次的因素，它們通過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的影響使得農業增長的基本條件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實踐上來看，改革開放的前后，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農業總產值卻有大幅度的提高(見表1)。這意味著還有其他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的中國農業增長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中國改革前后農業生產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從集體制轉變為以單個家庭為基礎的農作制，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基本取得共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前后農業增長顯著變化的主要原因。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也是改革前后農業增長變化不可忽視的原因，即農產品價格制度的改革。1979年以前，生產隊按照兩種價格出售糧食，一種是定購價，另一種是超購價。定購價適于為完成定購義務而出售的作物，超購價用于定購義務以外出售的作物。1979年起，稻谷、油料作物、棉花、食糖和豬肉的定購價格提高了17.1％。此外，對谷物和油料作物的超購部分還支付高于定購價30％—50％的獎勵，棉花超購部分支付30％的額外津貼，國家牌價的加權平均值提高了22.1％。與國營牌價的提高相對應的，豬肉、雞蛋和魚的零售價格也提高了1/3。① 這種改革盡管沒有觸動由國家定價的價格制度，但在國家控制價格的范圍內所做的價格調整也起到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農村改革后的農業迅速增長，是上述兩個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民的生產自主權的問題，相對于集體制下農民的被動地位，這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地提高了。而相應的農產品價格調整及提高，使農民不僅生產出更多農產品，而且獲得更大的利益。當然，在說明農產品價格調整給農民提供的利益空間大小時，必須要聯系到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化。這個時期的農產品價格調整之所以能夠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因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尚沒有推開，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并沒有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長期推行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而使得農產品價格相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有了較大的提高。1984年以后，農業增長的速度又慢了下來，如果考慮到這一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99％的農戶中推開的事實，那么可以說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輪的土地產權制度變遷已經釋放了大部分的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與此同時，1984年國家廢除了對棉花的強制征購量，稻谷定購也于1985年廢除，定購合同替代了強制征購，它由政府與農民談判達成，合同價格基本上是定購價與超購價的加權平均。但這一變化使得向農民支付的邊際價格下降了9.2％。相應地，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開也開始逐步提高。這使得農產品價格改革產生的對農民的利益激勵有所降低。這似乎也能證明這個時期的中國農業增長對經濟制度變遷的依賴。家庭聯產承包制后缺乏重要的土地制度變遷，農產品價格制度改革隨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又使得農民提高收入的速度降了下來。這使得農民的生產活動一時失去了動力。如果再考慮到這個階段的農業基本要素投入沒有大的變化這個事實(見表1)，那么農村經濟制度在這個階段的新的變化，同樣可以作為解釋農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