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從八十年代初起，隨著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農村普遍推行，農民在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的同時獲得了在農業勞動之外尋求就業和收入的權利，使出去務工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實現了供求平衡、豐年有余，改變了糧、油統購統銷制度，這樣就能夠滿足進城就業農民食品供給，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經濟結構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直接動因，與農業相比，二、三產業比較利益一直是相對更高，同樣付出體力卻可以賺到更多的錢。而沿海地區先發型經濟增長和城市體制改革對勞動力的需求，直接拉動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沿海地區因為憑借優惠的地理優勢和政策優惠率先實施了外向型的經濟戰略，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工業及服務業的迅速崛起，成為吸引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的主要因素。從體制原因分析，我們黨和政府及時調整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政策是它的體制性原因，國家從最初限制流動到允許流動，從控制盲目流動到實施有序化流動，直到實行城鄉統籌就業，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逐步一體化。在種種因素的促動下，隨著農村發展空間的不斷“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加，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成為必然。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整個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一是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在世界經濟普遍下滑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能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農村勞動力轉移功不可沒。約有15%左右的經濟增長是源自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二是使資源配置更為合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改善了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的比例關系，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三是緩解了農村與城市勞動力資源與城市發展的矛盾。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從事的大多數是臟、累、苦等城市人不愿意從事的工作，既滿足了城市用工需要，支援城市建設，又緩解了農村就業的壓力，增加了農民收入。

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和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出現了就業不充分和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尤其在廣大農村，由于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半機械化發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新品種、新技術、新農藝的迅速推廣應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日臻完善，農業生產水平、勞動效率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漸減少，農村勞動力尤就業不充分問題日益凸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亟待解決。從根本上講，其原因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供求矛盾。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供求矛盾

（一）農村勞動力“數量大、質量低”。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據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總量已達47962萬人，約占我國勞動力總量的70%。“九五”期間，我國勞動力共增加了2920萬人，年均增長584萬人。這部分快速增長的農村勞動力，遠遠超過了當前農業生產的需求，也超過了農村現有耕地的承載能力，成為亟待轉移的勞動力。

伴隨經濟結構調整，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本技術構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了對勞動力的相對需求。這就使短期內就業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會更加突出，對勞動者文化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2000年，農村勞動力人口15－64歲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比城市10.20年低2.87年，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各種文化層次分布的差異，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顯相對偏低，而具有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人口比重又相對過高。15－64歲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47.62%，文盲人口占8.74%，分別比城市高出31個百分點和6個百分點；而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只有8.46%，比城市整整低了35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尚不足1個百分點，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中具有各種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的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的比值情況是：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為20∶9∶1；其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為55∶13∶1；高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為4∶3∶1；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為0.91∶1.01∶1；小學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為0.37∶0.55∶1”。 可見，我國城鄉之間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層次結構存在明顯差異，尤其體現在具有中、高層次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上。我國城市人力資本積累基本上已處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階段，而農村尚處于普及初中和小學教育階段。因此，從勞動者的自身素質和條件看，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明顯低于發達地區，加上通過市場和社會交往提高自身素質的差距，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在就業競爭極為劇烈的今天，明顯處于不利地位。

（二）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緩慢。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正當農村勞動力流動逐漸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就業高潮時，城市自身的就業形勢卻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由于中央決定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人數以百萬的工人也成為求業者，一時間城市就業壓力驟然增大。城市經濟必須同時吸納和消化大量流入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及不斷增加的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另外，基于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改善國內生產、供給條件，實現規模經營的需要，國家對“十五小”的關閉已全面實施；關閉“十五小”，勢必大幅減少農民非農就業崗位。從1997年起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就出現負增長，這種情況在貧困地區愈益突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相當部分企業困難重重，失業、下崗問題日漸突出。

國有經濟中就業人數出現負增長；政府部門機構改革，不僅會使相當一批人面臨下崗、分流或失業，還會使其對民工的吸納大為減少；私營企業在貧困地區的發展困難重重……凡此種種，一方面是經濟對就業的吸納能方有所停滯，另一方面是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交織在一起，使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愈加困難。勞動力市場上這種供求的空前緊張，迫使各級政府想盡種種辦法，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十五”期間，我國勞動力就業形勢呈現新的變化：一是農業技術的進步推動勞動手段的革新，導致農業對勞動的需求減少，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而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供給總是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在生產資料增長有限的情況下，新吸納就業的勞動力相對減少，就業壓力不斷增大；二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和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相對下降，加上“十五計劃”經濟增長指標的下調，吸納就業能力也將下降。

綜上所述，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三個主要矛盾：（1）勞動力總量供給居高不下與就業崗位不足之間的矛盾；（2）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與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之間的矛盾；（3）國有企業冗員集中排放與勞動力市場缺位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國內勞動力出現明顯過剩現象，文化素質偏低的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不僅僅就業壓力大，而且就業難的問題極為突出。同時，由于資金、技術、信息及社會聯系面等相對處于劣勢，使得在整個國民經濟從粗放向集約轉變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更是困難重重。長期以來，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已明顯地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成為阻礙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影響農民增收的一個主要因素。“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但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 。

因此，要使廣大農民盡快脫貧致富，提高農業現有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現狀，就必須有效地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通過對某一勞務輸出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進行調查和分析，了解當前地方政府部門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不足，對于思考如何改善和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三、南康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調查分析

工業化的理論和經驗表明，工業化的過程就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在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中，最早采用數學模型的方法對這種城鄉人口流動行為進行研究的是，劉易斯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二元結構轉變模型”，該模型提出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資本積累——工業部門擴張——二元結構轉變”的機制。但由于若干理論假設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結論的重工輕農傾向，其理論已漸為人們所冷落。而上世紀70年代問世的拖達羅模型對發展中國家城鄉人口流動的解釋受到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贊同。拖達羅指出，農民是否遷往城市取決于他們對城鄉收入差別的預期。這種預期的城鄉收入差別取決于城鄉實際收入差別和進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業概率）之大小。當城鄉實際收入差別不變時，就業概率越大，城鄉預期收入差別也越大，對農民進城的吸引力越大，城鄉人口遷移規模也越大。伴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了大規模轉移。這種轉移主要經歷了二個階段。開始時以“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為主。這一時期，本地區的城市非農產業和農村鄉鎮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基本上由本地區勞動力的供給來滿足，而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尚未出現。1992年以后，開始出現跨地區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并進而形成所謂的“民工潮”。這種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主要是源于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過改革開放的迅速發展，勞動力供給無法滿足城鄉非農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此外，東部沿海地區市場體系的建立，也使企業用人方式日益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包括外資、合資以及私營、民營企業在內的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勞動用工機制的市場化進程。由此，妨礙地區間勞動力轉移的障礙也逐步被清除，從而使跨地區勞動力流動得以實現。

當前，我國勞動力跨地區的轉移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南部經濟特區轉移，其中尤其以中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轉移為主。這一現象，一方面可以看作發達地區對臨近地區的經濟輻射和帶動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拖達羅的遷移成本理論得到解釋。那就是，由于遷移距離的遠近直接影響到遷移成本的大小，顯然，鄰近地區勞動力遷移的成本較低，故得以優先轉移。本文選取的實證研究地區——南康市位于中國江西省南部，該市與閩粵等省接壤，從古至今都與多個沿海省市保持著密切的勞務和商務交往。解放前就有不少人去廣東打肩擔，解放后農村集體化時期就有一定數量的勞力在農閑時到廣東、福建務工(當地俗稱“搞副業”)，改革開放以后，已發展到“十萬民工闖廣東”。因此，選取這樣一個與沿海發達省份相鄰、有“打工”傳統的地區作為調查研究對象，具有較強代表性和實證研究價值。筆者于2005年寒假期間對南康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進行了深入了解，并于2005年2月16日在江西省南康市唐江汽車站對在候車大廳的100名外出務工人員進行了抽樣問卷調查。

南康市總約80萬人口，其中勞動力達45萬人。一方面，南康市總耕地面積不到60萬畝，人均只有0.71畝，所以，依靠種植傳統農作物作為發展農村經濟的思路必然不可行。另一方面，市內、省內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極其有限，2001年，南康市在“鄉外市內”務工人員僅0.69萬人，在“市外省內”務工人員也只有1.01萬人。可見，農村勞動力的供求矛盾在南康市尤為明顯。因此，從重視“打工經濟”，到思考如何把“勞務輸出”做大做強，變農民工的亂投亂靠為政府有序的指導，一直是南康市有關部門研究和工作的重點。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南康市在勞務輸出方面進行了大量有效的嘗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有關統計顯示，南康市“九五”期間外出務工人員比“八五”增加了11.5萬人，增長159.7%，寄帶回現金人均增加751元，增長202%。“2001年在外務工人員18.74萬人，占總人口的23.38%，占勞動力的41.55%，僅2001年寄回或帶回現金約4.59億元”。

（一）南康市有關部門在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方面的措施。

1、加強對農民外出務工人員的學歷教育和技能培訓工作。目前，南康市擁有各類職業技校和社會培訓機構60多所，其中國家級重點職業高中1所。另外，全市各中學每年有大量初、高中應屆畢業生。在外出務工的18.74萬人中，有15萬是熟練或半熟練技術工人。也即，外出從事勞務的，一般具有相對高一點的文化素質或有一技之長。抽樣調查顯示，在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中，大專文化的占2.0%，中專文化的占7.0%，高中文化的占14.0%，初中文化的占59.0%，小學文化的占17.0%，文盲或半文盲約占1.0%（該調查對象采用的是當場詢問調查）。這部分數據與白南生、何宇鵬的在《農村勞動力外出與回流：一般特征描述》的抽樣調查結果基本吻合，見下表。

表1.1白南生、何宇鵬的抽樣調查統計表——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

調查數據說明，南康市通過完善教育體系特別是職業技能教育，在提高本地區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整體素質方面成效明顯，為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輸出創造了條件。

2、注重對農民外出務工人員的引導工作。盡管目前南康市農民外出主要是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家庭成員帶領，親朋好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闖世界等方式。但是有關部門組織農村勞動力輸出的比重正逐步加大，由政府指導成立的農民合作團體組織的外出務工隊伍更是已初具規模。調查顯示，45.0%的外出務工人員接受過有關部門的組織和引導，31.0%的外出務工人員希望得到有關引導和幫助，尤其新近幾年畢業的青年大多數是有組織地外出務工。

3、增強本地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化能力。南康市一直致力于大力發展本市的工業產業來吸收和消化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目前，南康市已形成服裝、家具、礦產品、食品、化工、電子六大主導產業。新設立的南康工業園區總規劃達10000畝，園內分布家具特色工業區、服裝針織鞋帽加工區、電子工業高科技產業區和化工產業區。太窩、鏡壩、唐江、龍華四個家具生產基地已動工興建。園區已開發面積3500畝，入園企業128家，投產78家，總投資3.5億元人民幣。南康市服裝加工企業已有近500家，從業人員4萬多人；家具加工及配套企業500多家，其中家具配套生產企業200多家，從業人員近3萬人。實踐證明，南康市依靠自身工業發展來逐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取得了顯著效果，且發展勢頭良好。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南康市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

目前，大量農村勞力外出打工已成為當今南康市農村的時代特點和農村效益增長的亮點，“在加速城鄉經濟建設，啟動消費市場，拉動內需，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財政增收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從事勞務是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近幾年，農業效益下降，農業收入滑坡，農民純收入之所以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勞務收入的增長。由于受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南康市經濟一度比較落后。1985年，全縣（1995年撤縣設市）農民人均純收入不到300元，至2001年末人均純收入達1661.50元，這些變化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從80年代開始的勞務輸出帶來的“打工經濟”拉動農民純收入的提高。

2、外出從事勞務是緩解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的重要方式。2001年南康市出省打工人員達17.04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21.3%，占勞動力的37.87%，全市農村強壯而有文化知識的勞動力幾乎都在沿海發達城市打工。

3、有利于發揮城市的“擴張效應”，拉動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外出打工擴大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學到了技術，積累了資金，熟悉了市場，轉變了農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南康市王貴才憑著多年在外打工的經驗、資金積累以及市場情況，1999年回鄉開辦了一磚瓦廠，吸納一百多農民，年產值在400多萬元，每年為地方財政提供幾十萬元稅收。像王貴才這樣的人和事，在南康市和其他地區還有一大批。“江西省萬安縣近幾年興辦的60多家鄉鎮企業，年產值達2500多萬元，多數是靠農民工回鄉辦起來的”。 這些典型充分說明，一些農民在經過幾年的打工生活后，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他們回鄉辦企業，帶動了一方農村脫貧致富，用當地的話來說就是：“出動一人，脫貧一戶；外出一片，帶富一方。”

4、勞務輸出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民外出務工人數不斷增多，在一些相對貧困、經濟落后的地區形成了時代特征的“打工潮”，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一些與勞務輸出有關的中介和服務業應運而生或不斷壯大。2001年南康市交通運輸業開通長途班線二十多條，南康市可直達廣州、深圳、福州、廈門等大中城市，累計運送打工人員38.5萬多人次，比以前增加了幾十倍。可見，“勞務經濟”的擴張，給區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南康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存在的問題。

1、從當前農民工進城務工存在的問題來看。南康市外出勞務隊伍發展到今天這種局，打工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抽樣調查顯示，42%的外出務工人員認為盲目外出，工作難找；16%的人認為有限的打工收入經常不能按時足額兌現；13%的人認為自己在打工過程中遇到待遇不公，受歧視的情況；14%的人認為外地治安狀況不好，外出打工不安全；15%的人認為計劃生育環孕檢次數多，且返回當地計生部門檢查，小孩在城市受教育遭歧視。還有工廠勞動、生活條件差，長期與有毒物品接觸，工廠根本不重視加強勞動保護，身體健康無保障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程度不同地制約著勞務經濟的發展，甚至對勞務者人身安全帶來危害。這充分說明當前無論是政府對農民工的重視程度還是保護和管理，都存在較多不足。另外，調查了解到，目前南康市對農村進城務工的引導和分流也僅僅停留在對“進城的地域進行組織和引導”的階段。

2、從農村的長遠發展來看。“在農民依靠農業致富面臨著市場有限性和資源有限性的雙重約束下，部分頭腦靈活、敢于冒險的農民率先離開了農村，進入城市或其他地區尋求就業機會，是順理成章的事。” 的確，就目前我們國家的狀況，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是必然的。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出去的是“頭腦靈活、敢于冒險”的農村人，前面的調查也得出了“外出勞動力是農村勞動力中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部分”這一結論。農村人才的流失，造成了農業科技含量偏低，農業經濟勞動力結構不合理，農村經濟效益不高。而且民工流動的規模仍然在擴大，這幾年來每年都有4%、5%、6%的速度在增加。“該出來的都已經出來了，在農村中剩下3861部隊，很難奢望剩下的這些老弱婦孺能夠為我國農村的長遠發展做出什么，也不該奢望”。農民工進城是誰也不能回避的現實，在過去，在現在，都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在未來，我們還應該關注這一群體的狀況和他們的城市化過程。從農村人到城市人是大多農民一直的夢想，這夢想必將在他們城市化的過程慢慢得到實現，但隨著這些人能通過努力進入城市，農村失去了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通過對南康市的實證調查和分析，可以了解到：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府有關部門正積極做好“勞務輸出”工作，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打工經濟”已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諸如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外部環境不好，農民工大量進城造成農村人才流失不利于農村長遠發展等問題。因此，要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夠良性地發展下去，政府有關部門就必須針對這些問題也有所作為。 四、對促進和改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幾點建議

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在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建設、農村職業培訓、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等方面，制定并實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當前，共有2億多農村勞動力通過多種途徑實現了非農就業，為農業和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各級政府的有關舉措給我們研究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提供了寶貴經驗。

社會各界必須正確認識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務工這一經濟現象，肯定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對城市經濟建設的推動和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筆者認為，要促進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不是非要徹底改變現有的戶籍制度，更多的是應該是改善一系列軟環境從而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良性循環，讓農民百姓感覺不到戶口限制，但仍保留他們的農民身份，這樣既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更是留住農村人才，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因此，筆者提出，要重視和做好農民工勞務輸出工作，努力改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社會環境，引導和鼓勵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創業”。

（一）做好勞務輸出的支持和服務工作。

1、加強農民進城務工就業信息指導。勞動、就業部門及各鄉鎮、街道要為農民進城務工免費提供就業信息，幫助聯系用工單位。在輸出地人員較為集中的地區設立外出勞務人員服務中心，為務工人員介紹就業、排憂解難，及時反饋勞務動態、用工信息，使之成為勞務經濟發展的橋梁和紐帶。

2、加強農民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生產技能水平。勞動者找到工作的機會和報酬一般取決于勞動者的技能水平。由此可見，提高外出務工人員找到工作的可能、增加他們的收益水平的關鍵就是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各級政府必須制訂切實可行的農民培訓規劃，經常性地開展實用生產技能培訓，使每位農民都能根據自身的特點，掌握一定的實用技術，提高農民生存和發展能力。

3、完善勞務服務體系，增強服務功能。服務的效果取決于服務的體系和功能。各級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完善勞動服務體，增加服務功能，建立體系完備、功能齊全的勞務服務系統。在輸出地，各級政府必須建立集公安、就業介紹、計劃生育、民政、金融為一體的辦證機構，以及提供計劃生育孕檢等項目服務工作，使每位外出打工人員，只要來到辦證機構就能辦完全部手續。

（二）改善農民工轉移就業的社會環境。

1、改善生產者勞動環境，合理安排勞動強度。有的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顧工人身心健康，強迫工人在惡劣環境中長期從事有毒或強輻射的工作，使打工者患上了職業病，甚至有的喪失勞動能力。有的企業不顧企業生產能力，一味追求高額利潤，強迫工人連續幾天，甚至十幾天晝夜加班加點，不給工人增加任何報酬等等。因此，各級勞動管理部門必須加強勞動監管，杜絕強迫工人晝夜工作現象發生，督促企業改善勞動條件，減少勞動強度、難度。

2、敦促用人單位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勞動合同是雇用方與被雇用方權利義務的法律文書，也是規范勞務市場的重要途徑。各級勞動管理部門必須加強勞動合同的管理，杜絕不平等、不公正的勞動合同的產生，全面實行勞動合同見證制度，勞動合同必須由當地勞動管理部門見證才能產生法律效果。

3、建立勞動工資監測機制，保證按時足額發放勞動者工資。各級勞動管理部門必須建立勞動工資監測制度，用人單位必須定期向勞動部門報送有工人簽收的勞動工資報表，對無故拖欠工人工資的單位實行一定的經濟制裁和行政處罰。

4、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徹底解決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老有所養的問題。外出務工人員在外打工期間90%以上都沒有參加社會勞動、醫療保險。主要原因是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愿為工人繳交勞動保險。各級政府在強化勞動管理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險管理，強制企業按規定及時足額繳交社會勞動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社會勞動保險部門必須健全與勞務人員流動性相適應的社會勞動保險機制，發放社會勞動保險手冊，使務工人員一看就知道自己繳交和單位繳交了多少勞動保險金，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后每月能得到多少退休養老金，使務工者憑著社會勞動保險手冊在全國各地都能領到退休養老金。

（三）鼓勵和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創業”。

1、出臺促進扶持返鄉創業的優惠政策。由于返鄉創業者在資金、技術、信息、經驗等方面的的優勢，在當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下，成功率會較高。支持農民創業和就業重點就是支持鄉鎮企業，支持鄉鎮企業就是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現在鄉鎮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很多，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面臨市場、資金、質量安全、環境保護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們要適應新的形勢，加強政策引導，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千方百計促進鄉鎮企業在發展中提高，在提高中發展。支持農村多種經濟成分共同參與鄉鎮企業，還應在稅收、信貸等方面予以積極扶持。

2、合理搞好農村土地流轉工作，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根據拖達羅的有關理論，較高的城市失業率和較低的就業機會創造率無疑會對農民進城就業產生負面影響，但隨著農民進城逗留時間的延長，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會增大。因此，即使城市失業率相當嚴重，農民仍不斷涌入城市。為此，拖達羅指出，與其大力發展城市現代制造業等部門，進一步拉大城鄉經濟差別，不如轉而重視發展農業和農業經濟，通過縮小城鄉經濟差別，減緩城鄉人口流動。“解決農村的就業問題，應當把重點放在農村。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圍繞‘農’字做文章，應是一個永恒不變的主題。” 大量的農民工外出，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無法經營的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和善于經營者集中，為農業結構調整、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農村土地集中到善于經營的能者手中，就能在充分利用自身廉價勞動力的同時進行集約化、規模化經濟種植。這些因素使“回流創業”進行農業產業化經營都變為可能。各級政府在穩定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在勞務者自愿的情況下，原承包土地可以采取鄉、村轉手倒包的辦法，把土地集中連片地轉包給有資金和能力的回流創業者。讓農民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到產業化建設，這對于講求現實的農民來說，承擔的風險較小，一旦產業化經營不利，農民可以退回農業生產，使農民的利益不受太大的損害，這十分有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

3、要擴大金融服務領域，加大對“回流創業”的支持力度。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增強支農尤其對鄉鎮企業創辦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服務能力，進一步發揮其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作用。基層金融機構要承擔義務，積極支持當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增加中長期貸款投放。采取有效辦法，引導縣及縣以下的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村。培育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加快農村金融產品創新，從多方面滿足農戶和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擴大農業政策性保險試點，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業務。

五、結 語

農民工進城務工是獲得行動自由的農民走向市場、進行實現自我的大膽嘗試，它已不單單是農民迫于就業不足的一種為了生存需要，它反映的是日益覺醒的農民對自身身份的解放和城市化生活的一種追求和向往，是解決溫飽后的農民對更高生活質量的一種不安分的沖動。而且，不論是根據現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還是農民工自身的境況，我們可以得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會有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實現就業。農民進城，從被視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為“有序流動”加以引導，國家開始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積極推進就業、保障、戶籍、教育、住房、小城鎮建設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這是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的有效作為。同時，要大力發展勞務輸出地的第二第三產業的以增強本地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通過鼓勵“回流”，扶持鄉鎮企業、扶持農業產業化經營等措施為農村留住人才。總結起來就是要堅持“兩手抓”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即一手抓農村勞動力轉移，另一手抓農業產業化發展；一條腿走向城市轉移，另一條腿走本地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從而實現國民經濟和農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