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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見刊

試析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教育改革

劉堯

論文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新農村教育農民素質

論文摘要:在新農村建設中,關健是提高農民素質。然而遺憾的是,適應于農村建設的農村教育一直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長期以來,農村教育目標的的應試性、城市性、離農性,沒有賦予農民在農村謀生進而改變農村面貌的能力。新農村教育應改革目標一元化的傾向,建立新的教育體系。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審時度勢地提出“兩個趨勢”的重要論斷,指出:“在工業化初期,農業支持工業,是一個普遍的趨向;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也是一個普遍趨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簡稱新農村)的戰略任務。新農村建設就是要改變由婦老幼看守的凋敝農村,通過“以工哺農、以城帶鄉”這一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把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

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工程,發展農村科技教育與壯大農村應用人才隊伍是關鍵環節。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廣大農民,農民的素質不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新農村建設目標。那么,怎樣提高農民的素質,需要我們在農村教育改革中探求答案。當前,農村教育發展的瓶頸是教育目標、教育投資和農村教育體系問題,轉變農村教育唯升學的應試教育目標,加大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完善農村教育體系,培養和造就適應現代農業和農村發展要求的新型農民,是新農村建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一、農民受教育水平偏低是制約新農村建設的瓶頸

據統計,2004年我國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僅相當于初中二年級的水平。全國近5億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下的占到88%目前,我國低素質的勞動力絕大多數留在農村,形成農村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現狀將長期存在。2005年調查顯示:地處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金華市全市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16年,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占0.82%,高中文化水平占13.97%,初中文化水平占51.32%,小學文化水平占26.92%,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6.99%。20世紀90年代中期,湖北省共有3.2萬個行政村,6萬多名村級正職干部,小學文化程度的占40%。農村基層干部整體素質低下,很大程度地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制約了農村落后面貌的根本改觀。可見,農民受教育水平偏低是普遍現象,新農村建設在人才層面需要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人力資源豐富但人才素質低下的問題。

二、重建農村新教育

(一)改革農村教育目標一元化的傾向

制約農民素質提高的根本問題之一是農村教育目標的一元化,突出表現在其應試性、城市性、離農性。俗話說,未考上大學的農村青年是“種田不如老子,喂豬不如嫂子”,考上大學的是“鯉魚跳農門”。農村教育目標的一元化問題,使農村教育與農民生產生活脫節,造成農村教育育人、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影響了廣大農民參與農村教育的積極性。其最終結果是農民素質偏低,中初級專門技術人才偏少,農村經濟吸收和運用科學技術的能力較弱,影響了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對于農村教育的弊端,早在20世紀初,一批有識之士出于優國優民之心,紛紛提出鄉村建設、鄉村改造的主張,并在全國開展了鄉村教育實驗。其中黃炎培提出中國農村教育要走“實教結合”的路子;陶行知指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的子弟變成書呆子。”

一個世紀后的農村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仍然把應試升學作為教育的全部目的和人才培養的主要目標。教育不是面對全體學生,而是面對少數尖子生;不是面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而是偏重于智育,智育方面又偏重于與考試相關知識的傳授,忽視教給學生關于農村社會發展和做人的諸多知識。一偏再偏,使農村教育走上了升學指揮棒導引下的僅有一元化升學目標的獨木橋。結果是:約占10%的高考中榜者,進了為城市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高等學校,走向了城市或發達地區;而約占90%的高考落榜者,命運最終要賦予他們難以承擔的建設農村的使命。這是20世紀農村教育的最大悲哀,也是21世紀新農村建設中農村教育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新農村教育的目標應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除了為城市培養人才外,更多的要承擔起全面培養適應新農村、熱愛新農村、建設新農村的中初級優秀人才。新農村教育要最大限度地強化地方人才的培養意識,堅持教育與農村本地經濟發展的一體化戰略,從解放與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的實際需要出發,確定教育目標,設計教育模式,規劃教育未來。

(二)調整農村教育布局結構

新農村教育要把農村豐富的人力資源轉化成人才資源,最根本的辦法就是重新調整農村教育的布局結構,在鞏固和發展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農科教結合和三教統籌,完善農村教育體系,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使新農村教育形成“成職普”、“初中高”、“農科教”相結合的完整的立體網狀結構和良性的運行機制。

當前,新農村教育要緊緊把握完善教育體系、調整布局結構這一突出問題,力求辦學的最佳效益。具體要注意以下三點:一是進行新農村教育結構和布局調整,按照國家規定的相應標準,把義務教育階段分散的學校,通過寄宿制或接送制等方式集中起來去辦;二是要進行高中階段學制改革,大力發展綜合高中和職業技術學校(學制可以延長為4-5年),廣開各種辦學渠道,不斷擴大綜合高中和職業技術學校的辦學規模,使盡可能多的農村學生接受高中階段教育;三是發展農村高等教育,積極探索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發展新農村高等教育的辦學路子,實施高層次的科技文化和職業技能培訓,使農村大批勞動力達到新型農民的水平。

(三)發展農村高等教育

袁桂林教授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布局很不合理,過分集中于特大城市,而農村高等教育機構還是寥寥無幾。而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布局是相對分散的。筆者認為,教育界要加強新農村教育的研究,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的新農村教育體系,推動新農村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在新農村建設中,應優化縣(市)教育資源,以地(市)高等院校為依托,建立縣(市)高等教育機構,培養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高級專門人才。

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隨著我國“科教興農”戰略的實施,我國一些地方已經自覺與高等學校合作舉辦了“村支書大專班”、“鄉鎮企業經理大專班”、“科技帶頭人大專班”等,也有一些地方辦起了農民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新農村函需的高級專門人才。這種自發的農村高等教育實踐,為農村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具有啟發和示范作用。比如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湖北省就制定了一個宏大的村級干部培訓計劃:19%年至2001年,系統培訓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各2.5萬人,村后備干部和村辦企業負責人2萬人,保證貧困地區每村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大學生。通過培訓,湖北的村干部更上一層樓。(4)再如由浙江省政府出資,浙江林學院2005年首次面向全省211個欠發達鄉鎮招收101名農民大學生。首批招收的林業技術專業的農民大學生,在校期間主要學習植物學、森林生態學、土壤學、森林病蟲害防治學等與農林類相關的課程。學生在校脫產學習兩年,不轉戶口,成績合格者,由浙江林學院頒發成人高等教育專科文憑,國家承認其學歷,畢業后回原鄉工作。他們所需的學習費用由省扶貧經費全額資助。湖北和浙江省的做法,就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農村高等教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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