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教育是個說不盡的話題，農村教育就象“三農”問題一樣，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但農村教育問題的解決，可能也象“三農”問題一樣，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

如果我說，我們的農村教育目前象個孤島，缺乏外援，難以得到支持。恐怕有很多人會不同意，會認為這是為我國農村教育抹黑，我們的農村教育原來不是“人民教育人民辦”，“辦好教育為人民”嗎？怎么能說是缺乏外面的支持呢？

如果我這么說：我們的農村教育，目前除了在為農民的子女考試升學這一點上，農民還關心之外，其他方面，他們則不太或很少關心，或者根本就不關心。可能有人會點頭，認為我說對了。

其實，這是一碼事。說它是孤島，只是借用這個詞語，并非說它完全處于孤立狀態，只是就它外援不足，缺乏社會支持這一點來說。

對于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后，農村的發展嚴重落后于城市，也就是說“三農”問題，現在已經引起了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層領導的重視。他們已經在采取措施，促進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

可是，在談到“三農”問題的原因時，卻至今也很少談到農村教育的責任，談到我們的農村教育在“三農”問題中扮演了哪種角色。

我們的農村教育，可以說，多少年來，都在極力地推動城鄉二元社會的發展，在極力鼓勵農村人往城市走，培養農民的后代不熱愛農村，培養農民的后代離開農村。用陶行知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向來所辦的教育，完全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蓋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的孩子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格外窮；強的變弱，弱的格外弱。”這是80年前，陶行知先生在《再論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話。80年過去了，我們農村教育的現狀卻仍然沒有什么大的改變。

目前，我們的農村教育，還是與城市教育一樣，在把所有的學生都往“中考”“高考”這座獨木橋上趕的時候，壓根就沒有去想這樣的做法有什么不對的地方。趕的結果，大多數人沒能順利通過，只有少部分的幸運兒進入了高中或大學的殿堂，大多數卻成了失敗者，他們一個個黯然傷神，或者再補習，或者加入了打工仔打工妹的行列。一句話，他們離開了生他們養他們的這塊土地。

我們目前的這種以考試升學為根本目的的農村教育，辦在了農民的家門口，辦在了農民中間。可以說，它孕育于農民之中，生長于農民之中，存在于農民之中，卻沒能與農民息息相關，這本身就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辦在農民們中間的農村教育，卻沒有為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某利益，只是一味得把他們的子女往外送，叫他們永遠離開家鄉，永遠離開農村。學校的發展仿佛與他們無關，只要能把他們的子女送出去。

農村教育在農村，卻沒有為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獨一無二的。

農村學校在農村，我們卻偏要把它辦得脫離了農村的實際，在農民們的心目中，自然就會覺得學校是國家的，與他們無關，你不關心他們，不關心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他們自然也就缺乏關注教育的意識和熱情，缺乏投入的意識。相反，如果你的學校時刻關注著“三農”問題，關注著農村的發展，與“三農”問題血肉相連，農民們對教育的態度，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農村教育恐怕就是另一種情景了。

學校辦得好壞，農民沒有發言權，我們自己在為自己說話，自己在為自己作評價，學校辦得好壞，與農民幾乎沒有多大的關系，也就難怪他們只關心子女能否升學，考得好不好了。因為，只有在這一點上，農村教育才與農民的利益密切相關。至于其它方面，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孤島現象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某一個地方的特殊現象。在我國，具有普遍性。

原因很多，但主要有：

傳統的慣性作用。在中國，很多問題的存在，總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是有著傳統的原因的。

我國素有科舉考試的傳統，這種觀念，幾千年來，已經深入人心，已經根深蒂固。古代人讀書，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考試，而且一定是考舉人考進士考狀元。一旦榜上有名，那就意味著榮華富貴，意味著大紅大紫，更意味著擺脫了貧困，走上了富裕之路。更為重要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當官，全家沾光。

這些，對于那些出身寒門的農家子弟來說，無異于命運的徹底改變。宋真宗的《勸學詩》就比較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意思：“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盅黍。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只要讀書，一旦科舉高中，便有了一切。這是古代所有讀書人的信念。所以，讀書讀得“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讀得手無縛雞之力，讀得只會享受，讀得韭菜與麥子不分，讀得青辣椒與綠辣椒不辨，讀得不會勞作。

讀到這份上，整個書呆子一個，他們還會關心社會，關心農民？

傳統是資源，傳統也是包袱。我們的教育發展到了今天，可以說，比較好的繼承了這種傳統。不論城市還是鄉村，我們的學校統統都以考試升學作為最為基本的、最為重要的辦學水平的評價標準。于是，在農村，我們看一個人接受教育如何，只要就是看他或她是否在畢業后考上了高一級的學校，甚至是重點學校。相反，如果某一個人在學校讀書期間，不把升學考試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不把升上高一級學校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那肯定會被人所詬病。這樣，他們一心一意搞學習，一心一意去考試，至于社會的發展，農村的進步，農民的增收，好象都與他們無關。誰要是關心現實，關心農村的發展，反而還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因為在傳統的眼光看來，學習才是“正業”，書本知識才是“正業”。

“兩耳不問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仍然成為今天許多農村青少年讀書學習的圭臬。這樣的農村教育，還可能開門辦學嗎？

垂直管理的體制。我們的教育管理體制，是典型的縱向式，從中央一直到地方，都是由教育部門統一進行管理。這樣的管理體制，有利于把上面的指示、精神一桿子插到底，有利于集中、統一辦大事，有利地推動了我國教育的發展。尤其是在建國初期，便于加強黨和國家對教育的領導，加快了教育的發展。

但是，社會在發展，時代在前進。原先行之有效地管理體制，管理辦法，到了今天，就有可能不適應了。這種縱向式的、垂直的教育管理體制，統一性有余，靈活性不足，鋼性太強。

在這樣的體制下，農村教育怎么辦，就很顯然好象與當地政府，與當地的農民關系不大。因為它只服從上級。上級有什么精神，有什么指示，它只執行什么精神，什么指示。說得難聽一點，就是“眼睛向上”，只要對上面負責就可以了，至于周圍百姓的意見，聽不聽無所謂。

所以，我們的農村教育，有人把它比作一座大院，一般都是關起門來辦。把四周的門和窗都關得嚴嚴實實的，基本上是密不透風，只在屋頂開了個天窗，以保持與上面的信息溝通。這個天窗就是這個大院與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有了這個通道，它就可以及時把上面的指示、精神傳達進來，這所學校就足以知道學校該怎么辦。至于四周，不管你刮東、南、西、北風，它都可以置之不理。因為，理不理，根本就無關緊要。

“唯上是聽”、“眼睛向上”，校長由上面任命，指示由上面下達，評估由上面進行，一切權力來自上面。農民的意見、要求，在學校面前，在校長面前，就基本上處在可聽可不聽的境地，誰還會沒事找事？多次一舉？

我們說，校長是一校之長，校長是學校的靈魂。現在，我們實行的是校長負責制，學校的事務，基本上是校長說了算，而校長又是實行任命制，由上級說了算。你要他們在辦學中來反映農民的意志，體現農民的意愿，恐怕是難以辦到的！

圍墻是有形的隔閡。無形的隔閡，就更不用說了。學校與社會，本是息息相關、血肉難分的，我們卻認為地把它們給隔離了。

體制的力量是巨大的，無形的。在中國，體制的內外，基本上是界限分明，內外有別。在體制內，人們固然可以享受到體制所帶來的許多利益。比如體制內的老師，可以享受到很多體制外人員所難以享受的東西，象主人翁的意識，各種福利，等等。也正因為如此，這種體制所帶來的種種便利，種種利益，養成了人們對這種體制的依賴。

老師，由于長期生活、工作在體制內，基本上不需要與外界外有什么溝通，很自然地，從整體上來說，就缺乏一種密切聯系社會，走進社區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缺乏，可以說是造成農村教育孤島現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應試的體制也使得我們的教師沒有精力去訓練這種能力。

體制對農村教育孤島現象的形成，影響是多方面的。

社會的力量。在目前，如果我們去問一問所有的家長，所有的群眾，他們對教育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很多人肯定會說：“多考上幾個學生。” “多考上幾個學生。”可以說，這是所有人對教育的最切實的要求。我們的中小學教育，不滿足他們的這一愿望，能行嗎？

農村自然也不例外。他們臉朝黃土背朝天，為了什么？為了把子女送出去，為了讓后代不再象他們那樣呆在農村受累吃苦。中國的老百姓，他們的愿望多么善良，又多么淳樸！因為，為了后代活得比自己好，這是所有為人父母者的心愿。但是，中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希望子孫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而出人頭地的典型體現就是當官和發財。農民們心里很明白，在農村，要做什么官，發什么財，可能性一般是比較小的，而城市卻不同，基本上集中了中國各方面的優秀資源。在那里，不論是當官還是發財，機遇都要比農村多上許多倍。

所以，中國的農民們，歷來就非常重視教育，重視對子女的培養。在封建時代，缺乏國辦學校，他們就自己辦私塾，請先生。在今天，就有“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偉大舉措。可惜的是，在許多農民的眼中，學校等于敲門磚，學校等于離開農村的跳板。所以，他們看一所學校辦得如何，就主要是看它的升學率，看它能有多少學生考上高一級學校。至于辦學的其他方面，他們一般都不太在意，象原先我們所提出的“教育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三教”統籌等，他們就不太感興趣。在這些方面，長期以來，我們基本上是在自說自話，自言自語，沒有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典型的一頭熱。

農村教育，脫離農村實際，脫離了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的實踐，只有在升學考試這一點上，才與農民有點利益關系。而真正能夠考上高一級學校的學生人數，只占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結果，造成了大部分農民對學校教育的漠不關心，使這僅有的一條線，也時時面臨斷絕的危險。

三

我們的農村教育，所缺的東西較多，并不僅僅象有的人說認為的那樣是缺錢，除了錢之外，所缺還很多。真正要把農村教育辦好，把農村教育不僅辦在農民的家門口，而且辦在農民的心坎上，急農民之所急，滿足農民之所需，密切保持與農民的聯系。農村學校就不會處在一個孤島之上，而是處在農民群眾中間。這話說起來容易，寫起來也不難，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以應試為主要特征的國度，應試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的頑癥。10多年來，人們對它進行過多少反思，進行過多少議論，直到今天，它仍然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仍然轟轟烈烈。這說明什么？它至少表明中國教育改革的艱難，表明我們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遠！

農村教育要走出孤島困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它需要我們付出長期的艱辛和努力。

首先，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鋼性的、縱向式的垂直的教育管理體制，一定要讓位于縱橫交錯、以地方管理為主的體制。

所謂縱橫交錯、以地方為主，就是各級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管理，與地方政府管理結合，以地方政府管理為主。更確切的說就是，在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下，實行鄉鎮政府教育負責制。具體說來，在教育投入上，以縣級人民政府為主體，這是當前我國教育投資的基本體制。在教育的具體發展問題上，以鄉鎮人民政府為主，由鄉鎮政府統籌規劃。校長的產生，則實行選任制，由學校老師選舉產生，再經過當地人民政府任命。

這樣的管理體制，就可以基本保證鄉村教育的發展與當地的社會發展相結合，與社區的發展相結合。如果在辦學評估上，再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由當地各方面的人士參與。比如吸取當地人大代表及在當地的政協委員、農民代表、學生家長代表等，進行科學合理地評估，以當地各界的滿意度為基本的標準，就不怕學校辦不到農民的心坎上，不怕學校不急農民之所急。

管理體制、校長產生機制、評估體制，這是決定學校辦學的三個最為重要的方面。如果管理體制上存在扯皮、推委等問題，還有“民選”校長這一機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因為他們是“民選”的，就不必聽命于上級中的任何一級，他們只服從工作的需要。還有評估機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為不論你學校怎么辦，最終都要經得起來自社會各界的檢驗、評價，這是根本。

其次，選好帶頭人。有了好的體制和機制還不夠，還必須有好的學校領頭人。早在幾十年前，毛主席就告訴我們：“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沒有好的校長，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無數事實證明：一所好學校，必須有一個好校長。一個好校長，就可以辦好一所學校。當年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創辦曉莊師范，自任校長。可他那個校長并不象我們今天的師范學校的校長，有高級辦公室，高級小轎車，官派十足。而整個一個農民的貼心人，學員是附近的農民，教學內容大多是與當地的農業生產相結合。作為校長，陶先生經常深入田間地頭，與學員、與農民談心，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

一切都以事業為重，一起都以是否有利于事業發展為重。這就是陶先生成功的秘訣，也是陶先生受人尊敬的原因。

目前，農村教育要走出孤島現象，要由以考試升學為主轉變到以農民的需要為主，阻力肯定是大的，所遇到的困難，肯定也是不小的，任重而道遠。更為重要的是，在發展的道路上，將會遇到許許多多難以想象的問題，沒有魄力，沒有毅力，是不行的。這就必須履行政府的監督職能，任命時的審查職能，使那些真有真才實學、真能干事業的人，能走上校長的領導崗位，履行校長的職責，把學校辦好。

再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師是辦學的主體，有了高素質的教師，才能有高素質的學校。

目前，我們的教師人事制度，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把教師統統作為“國家人”，體制內與體制外，界限分明，學校沒有管理權，只有使用權。

這樣的體制，可能就不太適應由應試為主的辦學方向轉變到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主的教育。因為，如果以農民的需要為主，就需要教師更多的接觸農民，了解農民，反映農民的心聲。換句話說，就需要我們的教師不僅僅會教學，會上課，還要學會融入農村社會，融入農村社區，這就涉及到教師角色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就很可能有人不適應，有人需要換崗，需要調離這個崗位，乃至這所學校，甚至這個系統。再加上，密切聯系農村、農村、農業的辦學體制，需要一大批適應性人才的加盟，需要吸引他們的加入。這就需要靈活的教師管理體制。否則，需要的人進不來，不適應的人又出不去。一句話，要有比較靈活的教師流動機制。

有了一支這樣的教師隊伍，我們的農村教育才有希望。這樣的隊伍應該是“永久”牌的，而不是“飛鴿”牌，是一支穩定的隊伍。

農村教育要真正代表最廣大的農民的利益，就必須這樣辦，也只能這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