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雪榮 黃進 趙志武 王建明 張鳳芹

【摘要】目的探討建筑工地農民工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為干預的效果。方法通過問卷調查了解農民工 艾滋病防治知識、相關行為及需求，采用多種方式對調查工地的農民工進行為期1個月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后用同一問卷進行調查，比較健康教育前后農民工知識提高情況。結果農民工艾滋病相關防治知識知曉率顯 著提高，輸血或血制品、共用注射器、無保護性行為、孕婦感染下一代等傳播途徑和非傳播途徑知曉率均達到 了95%以上，知曉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可以免費咨詢檢測的比例由71·01%上升為98·37 %，高危性行為比例由 11·04%下降為3·54%，安全套使用率由27·96%上升為47·62%。結論對農民工實施有針對性健康教育，可以 提高其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 【關鍵詞】艾滋病;農民工;建筑工地;健康教育 我國現有流動人口約1·4億，而其中農民工約 為1·2億人，占流動人口的85%[1]。由于該人群 具有流動性大，多數處于性活躍期、社會支持少以 及社會約束力弱等特點，易成為艾滋病傳播中的脆 弱人群[2]。為結合建筑工地實際，有針對性地進 行艾滋病與性病知識的宣傳普及，降低危險行為， 減少感染機會，作者于2008年9~11月選擇了2 個建筑工地，在基線調查基礎上，進行多種形式的 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為干預，取得了明顯成效，結 果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天津薊縣城內兩個建筑工地所有登記 在冊、年齡在18~49歲的外省市農民工. 1·2方法 1·2·1抽樣方法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兩個 農民工集中、人員相對穩定的建筑工地作為現場， 抽取在工地內所有農民工為研究對象. 1·2·2調查方法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調 查內容包括基本情況、對艾滋病的認識、檢測與治 療意愿、行為學、性病相關癥狀及處理、獲得艾滋 病知識的途徑等。問卷調查以面對面詢問方式開 展。定性調查采取個人訪談，了解農民工對艾滋 病/性病相關知識的知曉情況，對高危行為態度及 個人防范意識和對艾滋病健康教育需求. 1·2·3健康教育基線調查后，根據農民工艾滋 病防治健康教育需求，開展不同形式的現場健康教 育。①專業人員培訓:利用中午和晚上下班休息時 間集中開展專題培訓;②面對面宣傳:采取現場座 談和個人訪談形式開展了面對面的健康教育，講解 防治知識;③發放宣傳資料、張貼宣傳畫:深入建 筑工地，把宣傳資料送到農民工手中，在建筑工地 顯著位置和集中居住場所張貼宣傳畫，粉刷墻體標 語，懸掛宣傳條幅;④現場咨詢檢測:針對艾滋病 預防、健康保健等相關方面的知識開展咨詢服務， 動員有過高危行為的農民工進行艾滋病抗體檢測; ⑤同伴教育:在每個建筑工地挑選了8名具有一定 文化程度、責任心強的班組長作為同伴教育員，對 他們開展了艾滋病防治知識專門培訓，使其掌握相 關的知識技能，負責所在班組，特別是新來農民工 的同伴教育. 1·2·4效果評估開展健康教育前和健康教育1 個月后，在兩個建筑工地用同一張問卷進行調查. 1·2·5統計分析所有調查問卷由督導員負責整 理，數據采用EpiData 3·2軟件錄入，核對無誤的 數據采用SPSS 15·0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基本情況基線調查和終期調查分別獲得有 效調查問卷345份和367份，均為男性，以外省市 農民工為主。兩組人員文化程度、年齡、婚姻狀況 干預前后均無統計學差異

2·2艾滋病相關知識知曉率基線調查人群中， 知道輸血或使用血制品傳播、與艾滋病病人或感染 者共用注射器或針頭傳播、與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 發生無保護性行為傳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會 將病毒傳染給下一代的分別占86·67%、88·41%、 89·86%和79·13%;認為與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 握手或共用毛巾、同桌吃飯、蚊蟲叮咬不會傳播的 分別占75·65%、80·86%和62·03%;有72·17% 的人認為外表不能看出來一個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認為自己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可能性的占 4·64%. 經過1個月現場宣傳教育后，調查對象對艾 滋病相關防治知識的正確知曉率均有了顯著性提 高。與健康教育前相比存在統計學差異(P< 0·01 2·3艾滋病檢測知識和治療意愿基線調查時， 71·01%的農民工知道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可以開展 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 11·59%知道醫療單位可以 開展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但均不知道可以免費做 檢測; 82·32%的農民工沒有做過艾滋病病毒抗體 檢測， 7·54%的農民工曾做過， 10·14%的農民工 對此拒絕回答;如果被檢測出性病或艾滋病，希望 在務工所在地治療的占46·67%，回原籍占的 23·77%，無所謂的占29·57%。終期調查， 98·37%的農民工知道疾病控制機構可以做艾滋病 病毒抗體檢測，并可以免費;希望回原籍治療的比 例上升為52·05%

2·4行為學調查基線調查中，有38人 (11·04% )最近一個月曾與小姐(暗娼)發生過性 關系， 55人(15·65% )拒答;有關安全套使用情 況，有59人(63·44% )拒答， 26人(27·96% ) 與小姐(暗娼)發生性關系時使用安全套， 8人 (8·60% )未使用安全套;對安全套使用頻率， 64 人(68·82% )拒答，有時使用和每次都用者各13 人(13·98% )。關于毒品問題，除9人拒答外，只 有1人注射過毒品，但未曾與他人共用注射器. 經過1個月現場宣傳教育后，與小姐發生性關 系人數比例下降為3·54%，發生性關系時安全套 使用率增加到47·62%。與健康教育前相比均存在 統計學差異(P<0·01). 2·5性病相關癥狀及處理基線調查中，有15名 (4·35% )農民工在最近一年中出現排尿痛或燒灼 感、尿道分泌物異常、生殖器上出現皮膚破損或增 生物等性病相關癥狀， 46人(13·33% )拒答;出 現上述性病相關癥狀時，選擇去性病專科醫院就診 者占50·82%，綜合醫院占18·03%，私人診所占 9·84%;如果以后出現上述性病相關癥狀，首先打 算到性病專科醫院就診者占72·17%，綜合醫院占 10·14%. 2·6獲得艾滋病知識的途徑基線調查中，獲得 艾滋病知識途徑前三位的主要是免費宣傳材料、電 視、廣播，分別為75·36%、38·84%、22·90%; 終期調查結果，咨詢服務所占的比例由原來的 5·80%上升到20·98%，其他途徑排序基本無變 化. 2·7定性訪談在被訪談的41名農民工中，曾經 聽說過艾滋病的有35人，占85·37%。獲取途徑 主要為“從電視上看過”、“常年在外打工，在別 的省也接受過一些宣傳，看過宣傳資料”。對艾滋 病傳播途徑有一些了解的有33人，占80·49%. 主要回答:“輸血和共用注射器吸毒可以傳播”、 “找小姐也可能傳染”、“婦女懷孕可以傳染給孩 子”、“蚊蟲叮咬好像也能傳染”。談到高危行為， 多數農民工表示可以理解，但個人防范意識不強. “年輕人長期打工在外，媳婦不在身邊，有這事正 常”、“安全套沒準備過，讓用就用”。關于艾滋病 健康教育，多數農民工認為很有必要全面講解艾滋 病相關知識。“雖然聽說過，有的還不了解，問卷 上的題不全會”、“平時干活沒空，利用休息時間 能全面講解一下艾滋病知識比較好”、“多發點資 料，沒事可以看看”、“讓我們填卷子發點禮品比 較好”. 3討論 調查顯示，開展健康教育前，薊縣農民工對艾 滋病相關傳播途徑的知曉率較高，均達到了70% 以上，高于張巧利[3]和葉菁[4]等對農民工人群的 調查結果。說明近幾年的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 傳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的看，農民工能全部 知曉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比例不高，如蚊蟲叮咬不傳 播艾滋病的知曉率較低。此外，該群體多是來自農 村的青壯年男性，處于性活躍期，高危行為發生率 較高，如15·65%拒答人群考慮可能也存在高危性 行為外，有11·04%的農民工曾有過婚外性行為， 并且安全套使用率低，有4·35%的農民工在最近 一年出現過性病相關癥狀。可見，農民工人群是艾 滋病傳播的脆弱人群，控制艾滋病在該人群傳播對 預防艾滋病蔓延十分重要. 健康教育已被許多國家證明是針對流動人口等 社會弱勢群體進行性病艾滋病干預的有效措施[5]在建筑工地農民工中開展健康教育，可以有效提高 該群體的艾滋病防控知識水平。針對建筑工地特 點，利用中午或晚上農民工休息時間開展多種形式 的健康教育，能使參與的農民工95%以上掌握艾 滋病相關知識。同時，對積極參與宣傳活動，認真 完成調查問卷的農民工適當發放一些小禮品，能使 農民工參與熱情高，合作性好，這一點在訪談過程 中也充分得到了證實. 此外，本次調查顯示，電視廣播是農民工獲得 艾滋病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應加大媒體宣傳力 度，擴大覆蓋面，真正形成政府領導支持、部門協 調配合、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艾滋病防治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