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證歷史學

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確定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即解決歷史“是什么”的問題。只有在搞清歷史是什么的基礎上，才能歸納歷史運行的規律。歷史學要成為“科學”，必須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

實證歷史學必須排除價值判斷，它不評價人物的好壞，不判斷歷史活動積極作用或消極作用，不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進步和反動。

二、歷史研究基本假設（公理）

1、人口具有無限增長的趨勢（馬爾薩斯原理）。

說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過生物的簡單更替水平。只要資源允許，生物個體都具有無限增長的趨勢。它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基礎。

2、人類行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經濟人行為原理）。

說明：人類行為的選擇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創造資源以最大限度地滿足需要。需要的滿足“程度”稱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質需要和社會高層需要三類。性欲的滿足，權力和名望的實現，都要付出代價，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不同人遇到同一種情況之所以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不是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選擇傾向，而是因為同一選擇對他們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資源總是稀缺的（經濟學基本假設）。

說明：滿足不同類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資源。滿足本能需要的資源是“異性”，滿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資源是物質資料，滿足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需要的資源包括社會環境、組織、機構和職位等。相對于人的動態發展的需要來說，資源總是稀缺的，這就會引起爭奪稀缺資源的斗爭，這一斗爭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

三、歷史運行原理（框架）

各種組織、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為資源環境的函數，因為它們都是人類在特定“資源環境”及其變化條件下“合理選擇”的“結果”。組織、制度和文化一經形成，就成為影響人們下一步“選擇”的重要參數（諾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會狀況的終極原因（條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包括自然變量和社會變量）。如果我們用S表示社會，用Y表示原始變量，用W表示外生變量，用F表示選擇原則（對應法則），那么歷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為：

S = F（Y，W）

（對歷史研究框架的詳細闡述，可參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討歷史終極原因的框架》）

四、歷史探索的方法——執果索因

從歷史結果出發，探尋哪些條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選擇”了這樣的結果，這些條件又是從那里來的，它們是原始的獨立變量（自變量），還是由其它情況決定的中間變量因變量；如果是因變量，繼續探尋它產生的條件，一直探尋到原始自然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為止。

五、歷史論證的方法——由因導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條件開始，闡明它們如何決定了人們的“選擇”，初次選擇的“結果”與原始條件一起，構成新的“客觀環境”，又如何決定了人們的下一步選擇。社會按照這一原則在自我運行（我不愿用“發展”一詞）中，何時摻入了何種外生變量，它如何改變了約束條件，使人們作出了新的選擇，這樣，由原始條件和外生變量一直“推演”到當代社會狀況。

六、歷史研究的關鍵環節——“如何”選擇

傳統歷史學不區分“原因”和“條件”（我們前面也不注意這種區分），但區分“原因”和“條件”是有意義的。在導致人們“選擇”結果的所有約束條件中，我們把最后成就的條件或最后摻入的外生變量稱為“原因”，把此前已經存在的情況或變量稱為“條件”。這樣，原因和結果具有一一對應關系，任何一個結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復雜的“結果”都是單一結果的合成。歷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結果“分解”為一個個單一結果，探索單一結果的單一原因和條件。在此基礎上，繼續探討原因和條件的來源，一直探討到原始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這就得出歷史運行的終極原因或條件。就“終極”來說，“條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歷史的終極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歷史探索的關鍵環節就不是要弄清終極原因“是”什么，而是終極原因“如何”影響了人們的選擇，從而形成了特定的社會狀況。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影響，那么社會的終極原因都都是地理環境及其變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籠統闡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釋某一結果的出現，都無法令人信服地闡明歷史過程的原因。

七、中國歷史綱要

應用歷史探討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對中國歷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結論（綱要）：

1、糧食為主的單一食物結構。中國文明本部的黃河流域屬于暖溫帶的半濕潤地區，既適合于牧草生長，也適合于種植糧食作物。糧食種植可以比畜牧業養活更多的人口，人口無限增長的趨勢使糧食種植業排除了畜牧業，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以糧食種植為主的食物結構。

2、小農經濟的社會結構。黃河流域屬于季風氣候，冬春夏秋多雨，這一降水特點有利于農作物生長，也使得單個農戶也能夠生產，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農結構，同時決定了社會實行弟兄平分家產的繼承制度。

3、宗族組織。農戶繁衍分立形成血緣宗族。宗族農戶在生產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組織可以為松散的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4、以縣為基礎的政治統治機構。平坦開闊的平原、稠密的村莊和人口，使得盜匪團伙難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規模的武裝就能夠對廣闊地域進行流動保護，于是形成以縣為基本政治單位的統治結構。政府是為居民提供保護和公正等公共產品，而以稅收作為報酬的組織。為便于統治，在縣以下設立鄉、里、保、甲負責稅收，在縣以上建立省、道、府、州進行宏觀治理。

5、統一國家。公共產品具有規模經濟效益，政治單位越大，單個農戶應分攤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統治者力圖擴大統治范圍，百姓擁護建立統一國家。

6、專制主義。在小農社會中，統治者沒有可供農民分享的政治權力，農民對各個產品也沒有討價還價余地，于是形成農民對統治者絕對服從的專制制度。

7、人口與食物。人口增長和土地不變，導致勞動報酬遞減，人口飽和時食物只能勉強糊口。

8、人口與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與人口密度呈正相關關系。勞動報酬遞減使得偷盜、搶劫等不正當手段的“相對價值”大大上升，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學說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對土地造成沉重壓力、社會秩序陷于混亂時，社會文化精英企圖用“仁政”恢復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況下，儒家學說所主張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統治，所以被統治者推崇。但它對治理混亂的秩序毫無作用。

10 、王朝循環。人口飽和加自然災害導致自耕農民無法生存，于是爆發農民起義，引發王朝興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機緩解，開始新一輪的王朝循環。王朝循環有其具體特點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問題的產生。明代從新大陸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廣，使中國土地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導致清朝后期人口比歷代人口最多時增加了五、六倍，達到4億多人。近代以來的人口問題，就是在清朝時期產生的。

12、太平天國。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減少，人口對土地造成從來未有的壓力，引發重要由貧苦農民參加的太平天國“貧民起義”。歷史上張角、黃巢、李自成領導的起義也是“貧民起義”（而秦末起義、反莽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則是全社會起義），“貧民起義”總是陷于失敗。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社會內部力量運行的結果，而與資本主義這一外生變量無關。

13、資本主義壓力與變法圖強。社會精英在資本主義壓力下作出了變法圖強的反應，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預備立憲、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等，其目標都是中國的富強。

14、生存和圖強的關系。

貧民爭取生存和社會精英變法圖強，目標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數情況下還互相沖突，1949年才合二為一。

15、中國革命

條件：人地矛盾危機使農民普遍貧窮。

外生變量：勞動價值論的輸入。

勞動價值論使貧苦農民能夠理直氣壯地打倒富人，進行土地革命，在根據地建立紅色政權（這是一因一果）；

外生變量：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戰使全國廣大農民獲得了在富人政權和窮人政權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共產黨力量空前強大，終于在1949年建立全國性的窮人政權。

勞動價值論的輸入和日本的侵略這兩大外生變量缺少任何一個，中國都不會出現全國性的窮人政權（蘇聯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窮人政權誤入歧途。

蘇聯建立窮人政權的情況與中國完全類似，即人口貧困、勞動價值論的傳播和對外戰爭。

表面上看中國是照辦了蘇聯的制度，但從深層次看，共產黨政權實行財產公有、計劃經濟，都根源于勞動價值論。由于勞動價值論否定財產所有權的重大意義，不承認其它生產要素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貢獻，所以信奉勞動價值論的窮人政權不能發揮其它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緩慢乃至停滯。勞動價值論無視經濟人正當的利益追求，使窮人政權誤入歧途。

17、市場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改革，是使經濟回歸正道的偉大轉折。

八、宏觀歷史問題解答

歷史探索的邏輯框架和中國歷史綱要并沒有解決傳統歷史學的疑問。以下對主要疑問給予解答：

1、唯物史觀的錯誤和缺陷

唯物史觀的宏觀理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傳統唯物史觀也存在錯誤和缺陷，其錯誤在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機械的理解和劃分，這一劃分使人單從生產關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場”，認為市場發展的動力在于生產力的發展。由于把生產力發展的原因歸于技術的積累、提高和突破，而又無法探明技術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這就使歷史終極原因的探索走進了死胡同。

為了走出這一死胡同，人們回過頭來開始由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解釋生產力的發展，用上層建筑甚或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來解釋生產關系，結果出現了用儒家思想、專制制度、宗法組織解釋小農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長期停止不前的狀況。

實證歷史學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們處于同一個邏輯層次，都是經濟人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理性選擇的結果。這樣，實證歷史學就改正了傳統唯物史觀的錯誤，加強了傳統唯物史觀的薄弱環節。

這樣，實證歷史學是改正、補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觀，是徹底的唯物史觀。

2、技術創新原理（這一原理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諾思闡明的。諾思是我們本文中所稱的“實證歷史學”的創始人）。

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談到中國古代在許多技術上曾經長期領先，但他始終沒有搞清近代科學技術何以產生于西歐而不是中國。

人們的任何行為都牽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技術發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預期收益顯然高于預期成本的發明項目，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人類發明計時鐘的過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原理。15世紀時，為確定遠洋航行中輪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測算緯度和經度，測算緯度的問題早已解決，而測算經度需要一架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鐘。西班牙、荷蘭、英國都宣布對發明計時鐘給予巨額懸賞。這筆懸賞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最后由英國的哈里森獲得，他為了研制計時鐘幾乎耗費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計時鐘還會被其他人發明出來，因為高額賞金是刺激人們進行研制的基本動力。如果沒有賞金，發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獲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去進行這種研制。仿制他人的發明成果顯然具有一種搭便車的利益，所以人們都想等待別人發明出來之后進行仿制，于是社會只可能出現一些象魯班發明鋸子那樣的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發明創造（歷史上偶然性的發明創造之所以不斷出現，正是因為它們不需要多大成本）。

盡管高額賞金能夠刺激發明創造活動，但政府懸賞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緊迫的項目，事事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于是保護發明者利益并給予創造活動經常性刺激的專利制度在西歐被發明了出來。如果沒有專利制度的保護，許多發明創造的預期收益是遠遠低于預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會有人去進行研制。古代中國沒有形成保護發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現的發明創造大都具有簡單和偶然的性質。等到能夠偶然發明的技術（幾乎）都被人們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無法突破的時候，技術發明就會陷于停滯。中國的生產技術長期陷于停滯，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歐出現技術突破的原因是市場興起（由諾思闡明）。

西歐工業革命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于專利制度，但西歐最初出現生產技術突破時，專利制度還沒有出現，所以應當到其它方面尋找原因。諾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西歐之所以出現一系列技術突破，是由于人們利用商業擴張和市場興起所帶來的盈利機會的結果。

市場擴大引起生產規模擴大，導致社會分工，制造業中精細的分工使人們只需要重復簡單的動作，把人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容易解決的問題上，從而為用機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歐洲一系列的技術創新，就是在這種由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現的。沒有市場興起這一條件，資本主義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

4、西歐市場興起的原理。

市場興起是由于參加市場交換的人數眾多，人們參加市場交換是為了獲得利潤，利潤來源于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基本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主要取決于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條件差異的大小也與空間距離密切相關。不同地區之間基本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高于其間的運輸費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夠實現的前提條件。

西歐小范圍內氣候差異大，導致產品差異大，各地具有明顯的比較利益；西歐河流密布，水量均勻，一年四季都適合于通航，水路運費低廉，各地的不同產品就能夠實現交換，刺激了商品市場的發展。

過去，人們總把市場興起看作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實際上正好相反，是市場興起增加了人們的盈利機會，吸引人們擴大生產規模，引起了操作過程的分工，刺激了技術進步。簡單地說，市場興起是原因，技術進步是結果。

西歐社會發展的因果鏈條可以歸納為，地理條件決定了產品差異大和運輸費用低，刺激了市場的興起和擴張；市場盈利刺激生產規模擴大；生產擴大引起專業化和操作過程的分工；精細的分工刺激了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又帶動整個經濟增長，促進了社會進步。總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西歐興起，歸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場發展的地理條件。

5、中國何以長期發展緩慢

一系列的宏觀歷史之謎，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如此漫長，中國小農結構何以長期維持，中國生產技術何以停滯不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何以萌而不發等，都根源于中國商品市場難以發展。只要弄清了中國商品市場難以發展的原因，其它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實證歷史學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思路是明確的：商品市場難以發展是由于很少有人從事交換，人們不從事交換是由于交換無利可圖，無利可圖是由于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不能抵償運輸費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國文明本部的黃河流域，等溫線和等降水量線都是東西方向（與緯線平行），從現今陜甘交界處向東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東半島東端，各地的土壤、氣溫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導致自然產品基本相同，因而沒有交換的必要。雖說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氣溫和降水差別較大，引起自然產品差異較大，但是這一地域沒有南北走向的河流，產品交換只能通過陸路運輸。在古代條件下，陸路運費大概等于水路運費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這樣高額的運輸費用，結果南北方向有差異的產品無法實現交換。中國農民將產品運到有差異的地區交換所需要的產品，比自己直接生產所需產品還要花費更高的代價，于是農民的合理選擇就是調整產品結構來滿足需求，結果社會就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過去常常有人說自給自足的傳統使得中國農民不喜歡與外界交往，實際上是從事交往無利可圖才使得中國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傳統。

6、重農抑商政策是市場發展狀況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我們知道，歷代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統治者何以重視農業，原因是明顯的。在中國，農業歷來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統治者的力量，與其管轄的農戶數量成正比，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提倡以農為本，重視農業的發展。

歷代統治者何以都實行抑商政策，卻很少有人能夠給予合情合理的解釋。

認識抑商政策的關鍵是把統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經濟人”。統治者之所以實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為（他們認為）商業對他們不利。現在，有許多人認為，商業對社會、對國家也都是有利的，統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統治者沒有認識到商業的積極作用（短視）。這一認識太過膚淺。在兩千多年中，歷代統治者都實行抑商政策，戰國時期杰出的思想家韓非甚至直接把工商業者看作社會的五種蠹蟲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統治者的短視。

我們已經知道，生產成本的差額高于運輸費用和交易費用是實現商品交換的前提。中國學者很少有人對古代市場上的交易費用給予研究。從現有材料看，制約中國商品市場發展的因素是產品差異小和運輸費用高。商品的運輸費用與商品的體積、重量成“正相關”關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難以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在任何地區，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當然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中國古代的遠距離貿易，除了金銀、珠寶外，還有絲綢、瓷器、茶葉、香料等產地有限、但用處特殊的物品，由于運費高昂，所以它們到達消費地以后都成為普通百姓消費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們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多大影響。從消費的必要性上說，也許只有經銷鹽、鐵才有利可圖，壟斷經營更能賺大錢。這一原理早就被人們發現，遠在戰國時期，統治者就開始實行鹽鐵專營制度（從經濟角度看，國家對鹽鐵壟斷經營的利潤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稅收），嚴厲打擊私自制售，這就斷絕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項目。由于從事農、林、牧、漁基本物品的交換無利可圖，所以商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騙或者販賣違禁物品賺錢，于是奸商和私販幾乎成為商人的代名詞。行奸弄巧當然對社會起不到積極作用，販賣違禁物品又嚴重侵害國家利益，所以鹽鐵專營以后，國家從民間商業中獲得的稅收還抵償不了對其進行管理的費用。在統治者看來，商人的積極作用還彌補不了他們給國家造成的損害，于是國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認為商業的流動性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不利于統治者的管理，所以統治者才實行抑商政策。這一認識也是膚淺的。如果商業能夠盈利，國家能夠從一般商業活動中獲得足夠的稅收，就能夠雇用大批官吏對商業進行管理，這樣既有利于社會，又可以為文化精英“安插”相應的“職位”，一舉幾得，國家何樂而不為呢？

說到底，國家的商業稅收來源于商業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國正常的商業不能盈利，怎能夠指望統治者積極扶持它的發展呢？抑商政策當然會對市場發展更為不利。不過，由于地理條件限制，即使沒有抑商政策，中國的商品市場也不可能自發發展起來。

地理條件制約中國商品市場不能發展，是中國長期停滯于小農社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