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從本世紀６０年代起，日本有的學者開始鼓吹一種新的否定我國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觀點。１９８３年以來，國內有不少學者發表文章或從史料方面、或從邏輯推理方面、或從思想方法方面予以反駁和批判。但還沒有人注意到日本的“屈原否定論”之產生，同當時我國國內意識形態方面的狀況有關。學者們曾集中力量駁斥的，其實并不是新的否定論的始作俑者。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論”的提出，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往我國國內關于屈原的研究尚欠深入，二是屈原作品讀起來語言方面障礙較大，而在日本廣泛流傳的漢詩都是明白易曉的作品，很多人不知道屈原。京都詩仙堂供有３６位中國古代詩人，第一位就是蘇武，而不是屈原。這也就形成了日本一些對中國先秦文學了解較少的學者的心理定勢。至于司馬光何以在《資治通鑒》中沒有寫到屈原，相當程度上是司馬光作為一個保守派人物自我保護的心理反映。

一、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論”的產生

屈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不朽詩篇奠定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基礎。兩千多年來，哺乳著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他的創作是屬于世界的。就全世界來說，在當時像他這樣的作家也是不多的。 近幾十年來卻有一些人對歷史上是否有過屈原這個偉大的詩人提出懷疑。首先是清末民初的廖平。此后又有胡適等人學舌以鳴，以求驚人。但自１９５１年的一次討論之后，國內再不聞有持“否定論”者。可是，近２０多年來，日本有的學者又提出了否定作為偉大詩人的屈原在歷史上的存在的一些說法。 首先是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文學部的岡村繁博士，他于１９６５年發表了《楚辭和屈原——關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間的分離》一文。文中說： 漢代以前的楚辭作品，不是把屈原當成作家，而僅僅是當成忠臣來對待的。 還說： 《離騷》、《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僅從抽象的道理可以這樣說，就是從內容和表現方面也可以找到糾正的證據。［（１）］ 岡村先生說：“如果《離騷》確系屈原所作，在最初的時候就要引起人們的強烈關心。”因而斷定《離騷》、《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對其記憶猶新的時候的人的作品”。 岡村先生從內容和表現方面找到的證據，大體從班固、揚雄、顏之推批評屈原的言論發揮而來，如說“屈原這樣地吟詠自己的行動和心情，讀之令人覺得也未免太自吹自擂”等等。這當中有些事實和道理我在《〈楚辭〉中提到的幾個人物與班固劉勰對屈原的批評》一文中已辨析和申說過。班固、劉勰對屈原提出批評一方面因為《惜往日》、《悲回風》已被劉向看作屈原的作品而同《惜誦》以下７篇編在一起名之曰《九章》（東方朔、司馬遷之時尚未），一方面也同班固、劉勰較強的封建正統觀念有關。至于依附新莽的揚雄和歷仕三朝皆受尊寵的顏之推對屈原的貶損，則或多或少同他們的自我辯護心理還有些關系。讀者對一首詩的共鳴，與讀者本人的思想、閱歷、鑒賞力有關，也與讀者所處的環境及民族心理有關。我想，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思想家、文學家和一些志士仁人，不至于都毫無頭腦地去稱贊和仰慕一個十分浮躁淺薄的人。 岡村先生還提出一些理由，似乎也并不需要多辯。比如他說，在當時的楚國，“能夠創作《楚辭》那樣需要高度修辭技巧的文學作品才能的詩人”，“恐怕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存在著好幾位”。以前有的“否定論”者曾提出在戰國時代不可能產生《離騷》這樣成熟的抒情詩，也有的認為像屈原這樣的“忠臣”，不會產生于秦漢以前。而岡村先生又認為“能夠創作《楚辭》那樣需要高度修辭技巧的文學作品才能的詩人”會有“好幾位”，可見，這些話都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屈原前后，楚國確實產生了不少作家，在其前者如莫敖子華（沈尹章），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創作上，都深深地影響了屈原；大體同時者有莊辛，稍后者有宋玉、唐勒、景瑳、荀況等。他們的創作說明了作為改革家與詩人的屈原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屈原對六國之末楚國文學之影響，說明屈原并不是廣袤荒原上的一棵孤零零的大樹。但是，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沒有一個在創作上達到了屈原的水平。不但司馬遷在《史記》的《屈原列傳》等篇有記載，而且《漢書·藝文志》中也著錄有包括屈原在內的以上所述辭賦作家的作品。本書中有幾篇文章就是專門探討屈原前后楚國文學的狀況的。關于宋玉，以前談的人很多，其事跡、創作成就也都大體上清楚，故本文未行專門論述。 岡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漢學家，在漢魏六朝文學和《文心雕龍》的研究上成績卓著，所以岡村先生關于屈原的論文，也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日本廣島大學教授鈴木修次在為他與高木正、前野直彬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所寫《導論》中所持的觀點： 且無須說《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個人之作，就連與屈原關系最密切的《離騷》是否像傳說的那樣是屈原個人的創作，也還是有問題的。我認為，在南方的楚國，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猶如日本的“長唄”。它們與屈原傳說相結合集中在屈原這個人物身上，而成為今日之《離騷》。 我認為，屈原名下流傳的那些作品，則是圍繞著屈原傳說，經過一個時期，由不確定的多數人集約而成的文藝作品。［（２）］ 《中國文學史》是由日本２０個院校參加編寫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評價。經此書的宣傳，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論”便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岡村繁先生論文的正式發表，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５年他曾在日本中國學會第１７屆學術大會上以此為題作了報告），即中國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國在１９６５年也已經顯出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征兆。到１９６６年，一切傳統的文化被作為封建主義的東西而否定掉了。在掃蕩傳統文化的黑風中，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也在所難免：秭歸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時被推入水中，讓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當時對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為過。隔岸觀火之時，岡村先生只是謹慎地在學術的范圍內對屈原問題提出新見，是無可非議的——事實上，當時中國國內知識分子都人人自危，還有誰管得了這些；何況當時國外漢學界的情況也不可能介紹到國內來。 平心而論，岡村先生提出的觀點，比起廖平來，要高明得多。廖平是否定屈原這個人在歷史上之存在。廖平說：“屈原并沒有這個人”［（３）］。他的《楚辭講義》中說： 《楚辭》之最不可解者，莫過于詞義重犯。……今定為秦始皇博士作，如學校國文一題而繳數十卷。……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亂曰者，有曰者尚有六篇可考。（第六課） 《騷》，又以《九章》推之，亦當另多人所作，匯為一書，中有九天、九死、九辯、九歌、九州，同例。今依《九歌》例，以為九人作，合為一大篇，附二篇。如《大司命》、《少司命》，合為十一首。（第十課） 這些奇說，幾同夢囈。 岡村先生的觀點，倒與胡適的有些相近，胡適在《讀楚辭》一文中說： 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 胡適的結論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他說：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來漸漸被人認為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后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胡適對屈原在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權保留了可能性，而岡村先生則全部予以剝奪，歸給了另外的“好幾位”去共有。岡村先生并不直接否認屈原這個人在歷史上之存在，只是說他并非一個偉大詩人。這樣的話，即使有這個人，也與中國文學無關，也就根本不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了，有與沒有，也都關系不大。 鈴木修次先生對岡村繁先生的觀點作了發展：他不承認當時還存在不少具有相當文學素養的詩人，而將屈原的這些作品統統歸給無名氏——民間歌者。 也有人將岡村的觀點向另一個方面發展：肯定在屈原之外還有些作者，但不是岡村繁說的“具備能夠創作楚辭那樣需要高度修辭技巧的文學作品才能的詩人”，而是“楚巫集團”。這就是日本立命館大學白川靜教授［（４）］在其《中國古代文學》之第一部（《從神話到楚辭》）中所提出的觀點。白川靜先生在他的這部著作中說，屈原是“楚巫”集團的“領導者”。他說： 屈原是從王族中推選出來掌握楚國祭祀儀式的圣職人物。《史記》說屈原任三閭大夫，三閭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職。屈原大概是掌管宮廷祭祀儀式、統領楚巫的人物。 白川先生還認為屈原是“肩負著楚巫命運的人”，認為楚辭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們的集體創作，而非“特定個人的作品”。 白川靜先生對史料任意加以曲解的地方很清楚。同時，其行文中往往以“大概”之類引出推論。白川靜先生的觀點除了由岡村之說引申之外，也還多少受到廖平的影響。廖平說《離騷》等作品即《仙真人詩》，為眾手所成，白川先生將作者由秦博士變為楚巫者。而由“仙真人”聯想到巫，也是比較自然的。 白川靜先生研究中國古文字成績斐然，但似乎在戰國時代楚國歷史和文化的認識上，也上了個別好獵奇的中國學者的當，并且加以發揮，虛造了一個楚國歷史的神話。如他說：

二、新的“否定論”產生原因分析 本世紀６０年代在日本出現新的“屈原否定論”，從學術上來說，不是推進了，而是倒退了。但是，必須強調指出：否定屈原之始作俑者，是中國人；上面所提到的幾位日本學者，只是聯系日本文學、文化的特征稍作修改，其說帶有日本文化的特色。因而，我們不能將否定屈原的責任全推到日本學者身上。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以下幾點： 首先，過去我們對屈原的生平與思想確實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無根誤說，陳陳相因，長時間未得到改正；在某些問題上眾說紛紜，沒有一個較為確定的看法，等等。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楚辭》是顯學之一，投入的人多，新說、奇說也最多。深入的研究會使結論逐漸趨于統一，而膚淺的論說會使結論越來越分散。在楚辭研究領域自然不乏深入嚴謹的論著，但確實也存在著一些缺乏實事求是精神、一味標新立異的作品。這樣，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也就不能不使一些國外學者感到疑惑了。 其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說，日本興起新的“屈原否定論”，或多或少地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顛倒歷史、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潮有關，這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感到歉疚的；雖然當時１０億人都在遭受劫難，不少卓越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專家學者遭受到比屈原還悲慘的下場，無暇顧及古人，也無由得聞國外學界的任何消息。說實話，比起中國大陸的“橫掃”來，日本學者畢竟還在研究。 再次，日本倡言“屈原否定論”者，有的是治學比較嚴謹的學者，我以為這些學者否定屈原作為一位偉大詩人在歷史上的存在，還有深層次的心理上甚至潛意識上的原因。 比如日本京都東北有一座詩仙堂，是江戶時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初葉詩人石川丈山所筑。其中廳堂右邊供奉著３６位中國古代詩人，為： 蘇武，陶潛，鮑照，謝靈運，陳子昂，杜審言，孟浩然，王昌齡，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岑參，劉長卿，盧仝，李商隱，靈徹，李賀，劉禹錫，王維，高適，儲光羲，杜牧，韋應物，邵雍，蘇舜欽，蘇軾，歐陽修，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林逋，寒山，梅堯臣，曾幾。 其所供第一人是蘇武。因為《昭明文選》中收有傳為蘇武的４首詩（近人以為東漢末年作品）淺顯易懂，以前初學古詩者皆誦之。中國詩歌在日本雖有很大影響，但主要是唐詩，而唐詩之中，真正流傳較為廣泛的不是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的作品，而是連老太婆也可以聽懂的白居易的新樂府之類。這是因為，雖然古代日本同中國一樣也用漢字，而且也有不少文人能閱讀漢文作品，甚至寫漢詩與漢語古文，但畢竟大多不是真正的精熟漢語，在體味中國古詩的韻味及欣賞漢代以前的作品方面，難免有相當的障礙（當然日本古代也有精通漢語、漢詩的人，然而并不多）。所以，古代日本所熟知的中國詩人，其時代最早者恐怕當推蘇武。石川丈山專作漢詩，受諸子學派影響，作品多枯燥質直的說教，屬載道派，大約對《楚辭》也并不喜歡，也不熟悉。所以，在詩仙堂供奉他所崇拜的３６位中國詩人，沒有屈原，而以蘇武為首。詩仙堂這３６人均有畫像，并且附有各自的詩１首。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漢學的溫床。這個詩仙堂不可避免地影響及日本文化層關于中國古代詩歌史的認識，有的漢學家大約在其起步之初便在潛意識中已形成了中國詩人始于漢代的觀念。 當然，除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之外，也還有些其他方面的原因，這當中有的是在中國“屈原否定論”產生之后，一些人洗垢求瘢搜尋出來的，有的只是偶然現象，有的當另有根由。比較重要的有兩條： 第一條，有的否定論者提出先秦史書中沒有提到屈原的名字。這似乎確是一個重要理由。但是，這只是一個默證。不見于先秦史書的記載，尚不能作為先秦無此人的根據。戰國二百多年中，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樹的人何止成千上萬，然而先秦典籍有記載者才有多少？《史記》中言孫臏有兵法行世，而其名不見于先秦任何典籍，至１９７２年《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同時出土，才使此疑案得結。《鹖冠子》、《尉繚子》、《六韜》，其作者皆不見于先秦典籍，近代學者斷為偽書，幾成定論。然而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鹖冠子》、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竹簡《尉繚子》、《六韜》，證明這三部書都是先秦古書［（９）］。則不見于先秦史料，并非先秦時無屈原其人之鐵證。當然，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推理方法，一口咬定這一點否定屈原其人，而屈原已死二千余年，死無對證，則對此簡單的推論也確實無可奈何。但是，也還算好，１９７７年在安徽阜陽縣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離騷》與《涉江》的殘簡。墓主夏侯灶是夏侯嬰之子，卒于漢文帝十五年（前１６５），據湯炳正先生考證，其時劉安不過十四、五歲。而《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載劉安作《離騷傳》乃在武帝之時。則《離騷》為劉安所作的論點不攻自破。又我在先秦典籍中發現了關于《離騷》與屈原的關系的史料，及有關屈原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且還發現了一篇屈原的遺文（參本書《屈氏先世與句亶王熊伯庸》、《〈戰國策〉中有關屈原初任左徒時的一段史料》、《〈戰國策·張儀相秦謂昭睢章〉發微》），所以，否定論者所持的這一條根據，已經是完全失去意義了。 第二條，《資治通鑒》中未寫屈原事跡。這樣，就好像在“否定論”的隊伍中樹起了一桿大旗。事實上呢？這也是一種片面求證的表現。司馬光的《五哀詩》中，有《屈平》一詩云： 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 窮羞事令尹，疏不怨懷王。 冤骨消寒渚，忠魂失舊鄉。 空余楚辭在，猶與日爭光。 則司馬光并非不相信屈原其人在歷史上之存在，也不是對屈原或其作品有所批判。重慶師院黃中模同志首先引用此詩駁了三澤玲爾將司馬光列在批判屈原及《楚辭》內容的隊伍中的觀點。關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沒有反映屈原事跡的原因，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后錄》云： 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此乃宋人之言，或者是司馬光將屈原作為以辭賦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載。然而我以為還有其他的原因，這個原因不僅后人未曾道著，在司馬光，也當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這就是：司馬光恐王安石與屈原認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資治通鑒》一書始撰于宋英宗之時，英宗在位方４年，而此書歷時１９年始成，于神宗元豐七年（１０８４）方表進，八年神宗薨，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下杭州鏤板。可以說，整個神宗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是王安石變法的開始與推行期，是變法派與保守派尖銳斗爭的時期，也是《資治通鑒》一書的編纂定稿期。王安石與屈原一樣，都是博聞強志、王嫻于辭令，都以詩名于世；同時，也都是主張變法革新的。《資治通鑒》中記屈原之事，則必須記載其“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及受命造為憲令之事。屈原之受讒被疏因于制定憲令進行變法，而保守派攻擊王安石，也就在于其制定新法。而且王安石在此期間因保守派的強烈攻擊而兩次罷相，與屈原的被疏被放頗為近之。司馬光是崇敬屈原的，他不愿意天下后世由屈原而聯想及王安石，將王安石看作“伏清白而死直”的貞臣，而將自己放到讒邪黨人的位置上去。《資治通鑒》中略去屈原，相當程度上是司馬光作為一個保守派人物的心理的反映，根本扯不上什么批評屈原或疑惑屈原其人之有無的問題。 總的說來，日本某些學者懷疑作為偉大詩人的屈原其人在歷史上之有無，有歷史方面的原因，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屈原研究本身的原因。關于對屈原的看法，是一個學術問題，我們應該細致地分析新的“否定論”產生的背景與發展過程，指出其錯誤之根源，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我們對屈原的研究，以期解決一些可能解決的問題。 從這點來說，日本一些學者提出新的“屈原否定論”，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１）《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十八集，譯文刊《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２）引文見鈴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編《中國文學史》之第一部分《導論》的第三節《古代文學的特性》。《導論》由鈴木修次執筆。鈴木修次，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綜合科學部教授，東方學會、日本中國學會會員。 （３）謝無量《楚辭新論》上說：“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著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辭新解》給我看，說‘屈原并沒有這個人’”。 （４）白川靜，生于１９１０年，日本私立立命館大學第一部教授，文學博士，東方學會會員，日本中國學學會會員，中國古文字學研究家。１９６２年參加《〈詩品〉的綜合研究》，１９６７年以中國甲骨文研究獲文學博士。其《中國古代文學》為中央公論社１９７０年出版。 （５）見《屈原是法家嗎？》，《四川大學學報》１９７５年第１期；《屈原不是法家》，《四川大學學報》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６）《屈原的立場》，日本《立命館文學》第１０９期、１１０期，１９５４年６月出版。 （７）三澤玲爾《屈原問題考辨》，刊日本《八代學院大學紀要》第２１號，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 （８）稻ｔｉáｎ＠③耕一郎《屈原否定論系譜》，刊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編印的《中國文學研究》第３期。 （９）參李學勤《新發現漢簡帛書與秦漢文化史》，《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