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之上，那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相對的均衡性、同一性和穩定性，事物的這種性質，使采用穩定的、準確的概念來“把握”現實成為可能。現代社會科學就是建立在這種“所指”與現實的穩定關系的假設上的。這種假設是科學主義的產物。作為一個偉大的現代主義者，毛澤東深深的懷疑這個假設，他認為世界上萬事萬物，無不處于變化之中，假設一種概念是固定的和僵化的，那么，就意味著它指涉的現實是固定的和僵化的。我認為這就是毛澤東對“現代專制主義”根源的最深刻理解，這種理解超越了表面上的“私有制”或者“官僚” 與現代專制主義的表面上的聯系，直接直向現代性方案的規劃框架本身。毫無疑問 ——不遺余力的鼓動和正視現實的變遷，清醒于現實的不確定性的信念，使毛澤東不承認某種概念本身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相反，毛澤東主張不斷“開放”那些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所謂“文化革命”也就是指在文化和社會科學知識領域里，對這些概念進行顛覆和造反，把這些概念理解為話語實踐。——這些概念包括：階級、階級斗爭、政治和生產力諸如此類現代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底座和基石。

在這些概念中，階級和階級斗爭具有優先性。在馬克思主義教義中，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一個確定性的概念，與“財產關系”相聯系，甚至是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相聯系。但是，在毛澤東那里，這種固定的聯系并不存在。在他那里，現代社會的政治斗爭形式雖然主要是階級斗爭，但是，政治活動的動力卻并不總是圍繞著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起來的。

它今天，已經有不少人注意到，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有許多貌似相同的地方。但是實際上，由于它們發生的條件和針對的，特別是解決問題的指向非常不同，所以，它們并不是一回事。盡管如此，還是應該強調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它們的確提出了同一個問題：現代性造成的“政治的終結”。——-這就是“革命政治”的終結，政治在被合理化之后成為被動的，官僚化的，“反革命”的力量。

具體說，盡管當代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不把"財產關系"看作當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對象，——-這是它們與經典馬克思的顯著不同，但是，它們這樣看的出發點并不相同。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總體物質生活的提高，由"財產關系"造成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政治的惡化狀況，已經大為減弱。相對的，由于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政治變成了科學管理，榨取剩余價值的方式和政治統治的形式同時發生變化，造成人們參與政治和政治反抗的能力大為減弱，而這些都是工具理性發展的結果。

這樣的“政治終結”同時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雖然馬克思不是一般的要求廢除私有財產，而只是要求廢除那一部分被當成“資本”的私有財產，但是，由于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即私有制，所以，蘇聯的社會主義者才可能認為，既然社會主義已經廢除了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即生產資料私有制，那么，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存在階級斗爭和生產力/生產關系間的根本矛盾。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消滅生產資料所有制，也就意味著“政治的終結”。

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財產關系"不是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減弱，而是由于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廢除了""財產關系"。但是，與蘇聯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發現，這樣的廢除"財產關系"也帶來了相應的后果，那就是，把圍繞著"財產關系"的社會利益糾葛和社會利益的分層，轉化為 "政治地位"，"階級地位"和意識形態分層的糾葛和分層，斗爭。于是，看起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表明上相似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財產關系"也成了"衍生物"，而階級地位，政治地位和意識形態的"優先性"——即所謂"紅"——-成了社會分層和"確定身份資格"的標準，相應的，圍繞著意識形態優先性的斗爭成為政治的根本動力。

社會主義的政治不是圍繞著財產關系和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圍繞著“身份政治”建立起來的。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廢除財產關系"，既決定了社會主義" 革命"的特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結構建設"的特征。即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從變革"生產關系"入手的革命，是一種自覺意識到"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因而自覺去變革"生產關系"的革命。但是，正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從"生產關系"入手的，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構成方式，作為這種革命的繼續，也必然是圍繞著這種"生產關系"建立起來的，即使那些代表"先進生產關系"的階級和集團，成為領導和支配階級和集團，其他則是被領導和被支配集團。同時，又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廢除了財產關系，這樣，就使分割社會利益的標準，"確定社會身份資格"的標準，不可能是圍繞著財產關系和關系，而只能是圍繞著"先進階級"，"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標準建立起來的，這樣，圍繞這些東西的"競爭"和"斗爭"——--對于這些"紅"的身份和資格的爭奪就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的動力，而"財產經濟關系"反倒成了"衍生物"。于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社會的確也存在"階級斗爭"，但是，它并不直接表現為"經濟斗爭"，而是表現為" 文化斗爭"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不是圍繞"經濟能力"而爭奪，而是圍繞"政治表現"而爭奪——--這就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

也正是因此，我們才可以說：社會主義雖然消滅了財產私有的經濟關系，造成了相對的經濟平等，但是，也就是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構成方式，它就不可避免的使圍繞政治(身份)的斗爭代替了圍繞經濟(身份)的斗爭，在這個意義上，不可避免的使政治的不平等，代替了經濟的不平等。社會主義的圍繞" 先進生產關系"的標準建立"身份政治"，以此取代圍繞"財產經濟關系"建立的身份政治，其結果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困境：以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方式來追求平等的社會，卻造成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不平等關系。這個困境不在社會主義是否發展了"生產力"，而在社會主義實際上沒有象它宣稱的那樣——--徹底改變了不合理的"社會關系"，這當然不是說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不是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但是，這卻不等于說這種新型的"生產關系"就是一種合理的社會關系。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內部的矛盾斗爭，就是建立在這個社會關系的實際上不合理之上的，無論這些矛盾是否"破壞了生產力"，無論我們是否用蘇聯的"承認這些矛盾就會破壞生產力發展"的借口壓抑這些矛盾，——-這些矛盾早晚是要爆發的，是不可能繞過去的。—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所說的以政治為基礎的新官僚階級就是這種特定的階級分析視野的一個發現。邁斯納指出：正象當年對進行階級分析一樣，毛澤東也對新中國的社會階級構成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和蘇聯一樣，(在中國)以經濟為基礎的舊統治階級消失了，但同時出現了以政治為基礎的新官僚階級。”“官僚主義者的勢力，特權及其起源在于政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毛澤東對‘資產階級’這個術語的運用，——--集中在擁有政治權力而不是占有財產為基礎的不平等和社會關系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