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魏時期奏議文多關乎時政，平實暢達，但亦有新變。曹植表文華彩炫目，諸葛亮表文醇厚感人，代表了三國時期兩種不同奏議文風。二者雖華實異旨，然皆以情為文，彰顯本真個性，為后世所推崇。 【關鍵詞】三國 奏議文 曹植 諸葛亮 《文心雕龍?章表》：“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魏初奏議文秉承漢代余緒，以平實為主，不尚華麗，表章如此，奏疏更是如此。曹丕認為“奏議宜雅”，與“詩賦欲麗”不侔，亦對繼承漢代奏議淵雅文風有所引導。總體而言，曹魏時期奏議文多關乎時政，平實暢達。例如，王朗《諫文帝游獵疏》、王肅《諫征蜀疏》、陳群《明帝蒞政上疏》、高堂隆《星孛于大辰上疏》、杜恕《請令刺史專民事勿典兵疏》等，皆言之有物，文風質樸。然而，魏晉時代，文學已然自覺，創造美麗，追求新變，是這一時代文學之歷史使命。在此情形下，曹魏奏議文亦生發出華彩麗靡的一面，此與曹丕、曹植之文密切相關。 曹魏奏議文浮華之風肇始于曹丕上書讓禪。關于曹丕禪代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有翔實記載。先是左中郎將李伏上表言符讖，以為禪代合之。曹丕覽之，令示外。于是，魏王侍中劉廙等、太史丞許芝等、侍中辛毗等、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等輪番奏言符讖事，請以代漢。曹丕下令逐一辭之，反復申述“吾之斯志，豈可奪哉”。接下來，獻帝冊詔魏王禪代天下，尚書令等、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侍中劉廙等又輪番奏請，曹丕又先后十次下令辭禪代、讓璽授，同時三度上書讓禪。最后，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敢以死請”，曹丕終于下令受禪，曰：“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文心雕龍?章表》云：“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曹丕此番讓禪表演頗下工夫，可謂繁文縟節，虛詞連篇，完全背離其父遺訓，為魏代公牘文開啟浮華勢頭。葉適《習學記言序目》“魏志”云：“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而符瑞章奏，勸進辭讓，前后節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煩而理寡也”。 建安時期，以三曹、七子為中心，鄴下文人集團創作云蒸霞蔚，彰顯文學之自覺。曹丕長于詩賦，雖經歷了從文士到皇帝之變化，“好文學”之性情未曾改變，不免為奏議文文采之注入創造了重要的外部環境。時下文人趨馳騁才，不僅表現于揮毫公宴，亦見于對揚王庭。《文心雕龍?章表》云：“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琳、阮瑀章表為時人所贊譽，可惜不傳于后世。曹植表文代表著這一時期奏議文發展之新變。 關于曹植文學創作，歷來治文學史者多以曹丕登基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段：前期以《白馬篇》之類作品為代表，英氣勃發；后期則以《贈白馬王彪》等詩文為代表，深沉抑郁。我認為，曹植的文學活動可分為建安、黃初、太和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以詩文為主，建安時期洋溢著蓬勃朝氣，黃初時期則滿含沉郁；太和時期可以獨立為第三階段，以表文為主，兼容前兩個時段之特質，熱情與哀愁并注，英氣與憂郁交織。曹植文學創作階段兩分法論者無疑重視其詩賦，對于章表類應用文體不免有所忽視。實際上，章表不僅是曹植最后階段的主要創作，亦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太和時期，曹植人到中年，經歷了從少年得志到備受打擊的人生劇變，心態有所改變。如果說黃初時期的痛苦在于同室操戈、萁豆相煎，此時曹植的憂慮則主要是盛年不再，功業無成。加之魏明帝曹叡即位，雖然同樣遭受猜忌，但曹植的境遇畢竟比曹丕時期有所改善。因而，此時的曹植愈發有一種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激情，視辭賦為“小道”，渴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此種心態與情緒正是借助這一時期的奏議文來傳達的。在太和階段，曹植奏議文主要有《求自試表》、《又求自試表》、《諫伐遼東表》、《轉封東阿王謝表》、《上卞太后誄表》、《謝妻改封表》、《入覲謝表》、《求存問親戚疏》、《上疏陳審舉之義》、《上書請免發取諸國士息》等，英姿勃勃，驚采艷艷，漢魏奏議質樸文風至此為之一變。例如，《三國志?魏書》本傳云，太和元年（227），曹植徙封浚儀。 二年（228），復還雍丘。曹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因而上疏求自試。這篇表文意在言說時局，主動請纓，對時光流逝的焦慮、對命運不濟的哀傷全部轉化為建功立業的渴望，急迫的心情帶著少年式的理想豪情與狂躁不羈，不免顯得情緒化。不難發現，在這篇表文中，曹植只是一廂情愿地述說著自己的志向與意圖，甚至全然無視此文之閱讀者——君主的感受，并未從奏議文如何為君主接納的角度做任何努力。此種奏議撰寫方式無疑來自曹植的詩性氣質。作為建安之杰，曹植文筆之精彩為世人所折服。劉勰《文心雕龍?章表》贊云：“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余，故能緩急應節矣。”曹植表文感情充沛，氣勢流貫。讀其文，音節瀏亮，朗朗上口，詞采華茂，唇齒余香。其勃勃英氣令人感佩，其絢麗華彩令人心儀。曹植生前既有“繡虎”美譽，以此二字理解其奏議文，饒有意趣。曹植此類文章在奏議文發展史上有特殊意義。魏晉六朝時期，曹植詩文被評論家公認為典范之作，其表文亦為冠冕。李充《翰林論》：“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劉勰《文心雕龍?章表》亦云：“陳思之表，獨冠群才。”由此可見，曹植表文對于奏議文體華美之風漸起實具引領之功。

三國時期，曹魏政權據中原之地，文化基礎雄厚，加之執政者雅好文學，廣納賢士，文學成就尤為顯赫。相形之下，吳蜀二國地勢偏僻，文章之士遠遜于曹魏，加之執政者尚樸務實，文學氣象遠不及曹魏。從奏議文發展來看，曹魏奏議文數量較多，且有趨于華美之態勢，吳蜀奏議文數量較少，且秉承漢代質樸文風，未有新變。吳國奏議文以陸遜、陸凱、陸抗、華核等數量較多，且關乎政務，文章質實。蜀國奏議文以諸葛亮為代表，志盡文暢，深得漢文遺風。例如，建興五年（227），諸葛亮率軍北伐曹魏，臨發，上《出師表》。此表為諸葛亮奏議文代表作。文章首先分析時局，言明利害，勸誡后主謹遵先帝教誨，倚重忠良，遠離群小，君臣一體，以期興復漢室。接下來，作者追憶三顧茅廬舊事，感念先帝知遇之恩，言說北伐志向，明確討賊職責。文章結尾，作者再次勸諫后主諮諏善道，察納雅言，并表達老臣之赤膽忠心。文章觀點鮮明，說理質樸，感情誠摯，文辭曉暢，不以文采炫目，不以新奇爭勝，卻能感人肺腑，動人心弦。林紓云：“并不著意為文，而語語感自血性中流出；精忠之言，看似輕描淡寫，而一種勤懇之意，溢諸言外。”又如，建興六年（228）十一月，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后出師表》，作者竭忠盡智力挽時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腔忠誠噴涌而出，與前表聲氣相通。蘇軾云：“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里。”《三國志》本傳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諸葛亮為人誠篤，作風勤勉，雖滿腹經綸，卻不以詩書自炫，不以文華騁才。建興六年（228）春，街亭失守，諸葛亮戮斬馬謖以謝眾，且上疏自貶。文章簡明扼要，不矯情，不雕飾，真誠自然。又如，諸葛亮上表后主言身后事，文章亦簡練明快，不加潤飾。陳壽云：“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 李充《翰林論》云：“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后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劉勰以曹植表文為典范，但對于諸葛亮表文亦推崇：“至于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后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并表之英也。”曹植表文華彩炫目，諸葛亮表文醇厚感人，代表三國時期兩種不同奏議文風。二者雖華實異旨，然皆以情為文，彰顯本真個性，為后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