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摘要：解答“錢學森之問”須改變專才培養模式，樹立育才先育人的通識教育觀念。“通中西、通古今，有知識、有見識”是通識教育在中國的應有之義。加強通識教育的三點建議是：應加強我國高等教育中民族文化歸屬感的生成；強調思維能力的提高，提倡研究性學習；提高高校教師通識教育意識及能力。

論文關鍵詞：通識教育；育才先育人；民族文化歸屬感

一、樹立育才先育人的通識教育觀念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可以說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教育結果的一個詰問。在對“錢學森之問”的反思中，大學理念方面的“崇尚學術卓越”，大學體制方面的“去行政化”，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的“通識教育”等成為關注焦點。

應樹立育才先育人的通識教育觀念。人才，是“人”+“才”，“人”在“才”之前，育才先當育人。以育人為本，因材施教，是人才培養的不二法門。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人人材質不同，成才也須天賦，雖然天生我材必有用，“英才”卻可遇而不可求，因而并非人人都可成為錢學森所說的杰出人才，但“成人”卻是“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人人可以力致而成之事。朱子也說“圣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學習蘇聯模式的專才教育，十分重視“才”的教育，而幾乎完全忽略“人”的教育，結果是不但杰出人才千呼萬喚出不來，還導致很多人民族文化歸屬感的缺失，長此以往，恐國將不國矣。

現在通識教育在我國教育界得到普遍認可和實施，這是因為：一，實踐證明20世紀50年代以來蘇聯模式的專才教育已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發展，美國模式的通識教育能較好對治專才教育的缺陷。二，通識教育能適應時代的變化，適應知識經濟和全球化：使學生對不同學科的知識能夠相互通融，遇到問題時能夠從比較開闊的、跨學科的視角進行思考，收集資料，與人交流合作，達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專業之間的溝通。三，通識教育能夠滿足學生個人發展的需求：成為一個具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一言蔽之，通識教育能同時滿足個體、學科、社會三方面的價值需求。

二、“通中西、通古今，有知識、有見識”是通識教育在中國的應有之義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通識教育理念得到普遍認同，但國內學者在“通識教育”的概念、內涵與目標的詮釋方面見仁見智，迄今為止并無定論。筆者以為在中國，“通識”二字當取“通中西、通古今”之“通”意，“有知識、有見識”之“識”意。

中西思維與文化的根本不同，要求我國的通識教育“通中西，通古今”。梁漱溟先生認為中西發達思維有“理性”與“理智”之分，中國文化“向內用力”，而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用力”。由于思維傾向的不同，西方文化理智發達，“向外用力”較著，因而科學發展長足；而中國是理性早熟，偏于“向內用力”，科學的發展在歷史中早發而半途停滯。因此我們的教育在向外國學習的時候，十分著力于科學技術方面人才培養的趕超，這本是應有之義。但全然地舍此就彼，幾乎完全割裂我國文化傳統的做法卻使我們接近“人”“才”兩空。

另外，中國文化作為一種早熟文明，還具有包融性極強的特點。歷史上，中國文化貫通包融外來文化是中國文化不斷得以充實發展的原因。胡適稱：“必也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中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美國的通識課程也設置了其他文明經典的內容，也希望貫通東西不同文明，但它最終體現出來的還是西方文明中心。這個結果與西方思維的世界觀不太容易接納其他文化很有關系，比較起來中國文化包融性之所以強，可能在于它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是一種“人—世界”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與西方“主觀—客觀”的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很不相同。

通古今則是由于世界各國發展至今面臨許多共同問題或棘手難題時，多向“軸心時代”文明尋源問徑而提出的要求。科學脫胎于人文哲學，到現代科技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到了可以自毀人類文明的階段。科學知識的大爆炸，后現代知識觀對客觀知識的質疑，人類精神家園的迷失等等，都促使人們渴望返本歸源，希望籍由對古代人文哲學發展脈絡的貫通了解，理清思維與實踐的關系，更好地解答現實活中的困境和難題，創造更美好的人化世界。

有知識是指具備一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人文歷史知識。有知識是有見識是前提，但有知識的人未必有見識。有見識是指對人與世界發展的歷史、現在、未來具有高屋建瓴的洞見。在我們的教育中，知識可以傳授，見識則須體悟。

總而言之，通中西、通古今，必以一定的人文知識、科學知識為基礎，貫通其中人類發展、科學思維發展的精義，可謂有見識。

三、加強我國通識教育的三點建議

我國的通識教育正經歷著一個由表及里，由模仿到深層選擇與適應的過程。我國高校在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通識教育成功經驗的同時，應考慮到我國國情、文化、人才需求的不同以及有效利用和整合本校資源，這已成為共識。如果在此基礎上能夠前瞻性地將我國高教事業納入未來國際競爭的大視野進行考量，必將對高校的長遠發展大有裨益。在這種大視野觀照下，筆者有以下三點建議。

1.需要加強我國教育中民族文化歸屬感的生成

加強我國教育中民族文化歸屬感的生成勢在必行，而通中西、通古今就會產生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這不僅是我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高等教育系統應然的民族性使命，也是一種世界性使命。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最顯著特點是全球化。全球化是在以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全球化，是在一種不公正國際秩序下進行的全球化。有學者指出，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我國應重點解決民族自信心問題。實際上民族自信心是對未來的信心，民族自豪感是對歷史的自豪，而民族歸屬感是對現在的歸屬。沒有對歷史的民族自豪感就沒有對現在的民族歸屬感，也就無法產生對未來的民族自信心。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加上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極度弱化，以及對西方文化與科學的尊奉，物質上的功利化，我們對本民族本國的熱愛顯得越來越淺層化、物質化和激進化，這些都不利于民族歸屬感的真正生根發芽。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我們面對著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施化”與“受化”的優勢之爭。它的結果將影響到世界發展的趨勢與未來。如果不加強民族文化歸屬感的生成，就勢必使美國化、外國化一統天下教育，如斯所化之人必多缺乏中國文化中的內省與和平天下的主張，而多向外競爭掠奪的心向，將不可不謂憾事也。 筆者以為甘陽先生所提出的通識課程內容能夠比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建議開設中國文明史、中國人文經典、大學古代漢語、西方人文經典、西方文明史五門核心通識課程。我們大力加強本國文化的教育，一方面在于它是我們的根本所在，能更好地幫助我們解決人生問題，另一方面也在于我們中國自創的文化成熟而偉大，某些方面正是西方文明要向東方取法的所在。我們也學習西方文化，一方面在于他們科學理性的思維值得借鑒，另一方面也在于我們中國的文化歷來就是開放而包容的文化，并能在不斷開放與包容中創新與充實中國的文化。中西文化同時學習與比較，可以使我們學生的多種思維能力較好地發展起來，能增強文化理解力、包容心，提高民族文化自豪感，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的新時代。

2.強調思維能力的提高，提倡研究性學習

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有賴于思維能力的提高，可以通過研究性學習較好地培育生成。

在中國現有本科通識教育模式中，比較常見的實施方法是前兩年集中進行通識教育，后兩年進行專業教育。這種分段而治的方式為人詬病的原因在于在于把通識教育等同于通識課程后，在我國現實情境中師生均把通識課程當作輕松混學分，增長一點通識知識，可有可無或錦上添花的課程，“沒有嚴格的教學要求和訓練要求”，無法達到提高思維能力的效果。雖然有人建議向日本學習，將本科四年都實行通識教育，而將專業教育延后至研究生階段，但這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通識教育一個重要的教育目標應該是學生思維能力的提高。思維能力的提高，美國將之細化為閱讀能力、寫作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審美能力等，這幾種能力歸根到底還是思維能力的體現。

強調思維能力的提高，那么不論是通識教育課程還是專業課程，教與學的著重點就不僅僅在于知識的掌握，而是同時更注重思維能力的啟發和演練，這就能使學習的遷移力大大提高，并可使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將成為學習者的有意識行為。強調思維能力的提高等于是向教師充分有效地利用已有校本資源提出要求，向教師充分調動自身主觀能動性提出要求。

組織研究性學習，是促成思維能力提高的有效方式，它需要配以適當的教材，采取多種有利于研究性學習的方式。我國現有一般的教材知識體系多以陳述“是什么”為主，并輔以簡單的分析，而作為課程體系鏈的“為什么”往往被忽略。我們須完成由“是什么”到“為什么”的“授”“學”之道的轉變。復旦大學實施通識教育主要是通過項目或課題進行研究性學習，幫助學生獲得發現問題、探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路徑，為學生提供問題解決、溝通、思考的機會。甘陽先生認為應開設少數有一定強度要求和難度要求的“核心課程”，同時建立“助教制度”來發展“小班討論”的教學方式。

不得不承認，通識教育在我國大學的實施，這是極其重要，又極其難辦的一點。

3.提高高校教師通識教育意識及能力

加強通識教育也對高校教師提出較高要求。通識教育意識是指把通識教育當作一種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現代大學教育理念內化成為貫穿教師言行的自覺意識；通識教育能力是指進行通識教育這種人才培養模式所需要的能力，包括自身人文素養的提高，學科群知識璉接的能力，與不同學科教師的課程合作能力等。也可簡而言之，前者是指“通中西、通古今”的意識，后者是指“有知識、有見識”。

加強通識教育在現階段主要需要在教師層面突破。由于我國的通識教育理念構建和制度建設進程首先是一個自上而下由“政府與文化精英主導的共識訴求過程”，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的具體執行人員在做著的、其力所能及的通識教育，往往與精英們所說的通識教育相去甚遠。解決我國通識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提高通識教育的效果，在現階段主要需要在教師層面突破，以期使這種旨在兼顧全體并惠及個人發展的人才模式克服外在條件的不足，而達到良好效果，亦即至少能向學生開示“向上發展”的通途及資源所在。

這種突破要求高校教師提高通識教育意識及能力。學者施一公認為，“高層次的人才，尤其是大學的優秀教授，往往既可以從事最前沿的基礎或應用科學的研究，也可以擔當最重要的技術總監、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什么？因為這些高端人才站得高、看得遠，可以掌管全局。”施一公所認為的“高層次人才”可能并非錢學森所說的“杰出人才”，但應該算是一位具備通識教育能力的教師。教師往往對學生充滿“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期待，而學生又往往期待就教于高水平的教師，因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常常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教師具備了通識教育能力，還需加強自我通識教育意識，在教育實踐中與學生教學相長。若能如此，那么我國的通識教育效果就可能由此而提高，由此而漸漸孕育出較高質量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