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中國職業教育目前仍然處于上升期，面臨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有效推進校企合作、提高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效益等“四大命題”。破解這些命題的地方職業教育制度創新實踐主要有：完善職業教育支持政策、搭建人才成長“立交橋”、推動校企之間有效合作、推進“鄉土創業培訓”等等。今后，應在突破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制度障礙、實現職業教育的開放性和全納性、加強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規建設、提高農民家鄉“智富”能力和科學評價職業教育教師勞動等方面加快步伐。

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上升期；命題；創新實踐

一、現階段中國職業教育處于“上升期”

職業教育的歷史邏輯表明，職業教育發展是分階段前行的。在前職業教育階段，所謂“教育”、“職業”、“生活”都是一回事，屬于自然生態的一部分。當人類的勞動分工越來越細之后，教育便成為身份和權力的一部分，不事體力勞動的“勞心者”把教育稱作“閑暇人的事業”，或稱為“自由教育”，而專事體力勞作的“勞力者”則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但是，勞力者爭奪教育公平權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息過。

隨著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復雜的工業機器需要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教育排斥勞力者的狀態已經無法維持。于是，勞力者取得了教育權，所謂“職業教育”就此誕生。在工業化昌盛的時代，職業教育處于上升階段，“國家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技能水平和就業能力而發展職業教育”；隨著后工業社會來臨，職業教育步入成熟期，“國家對職業教育的發展力度逐漸減弱，職業教育競爭力下降”。全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全然自由階段，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將逐漸融合在一起，全部教育也必然再次成為自然生態的一部分。

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職業教育目前仍然處于上升期。吉林省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中國職業教育競爭力國際比較研究”課題組研究和撰寫的《職業教育國際競爭力報告（2008）》是我國第一部從國際競爭力的視角出發，通過構建職業教育國際競爭力的要素指標體系，全面比較和評價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現狀，特別是中國職業教育的競爭力現狀的專著。該報告指出，“我國是人口資源大國，卻不是人力資源強國，國民總體富裕程度較低，國民總體生活水平較低，技能型勞動力欠缺，總體就業壓力較大，值此階段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該研究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職業教育處于整個職業教育歷史發展的第一階段，即“職業教育上升期”。主要表現是：中國職業教育涉及面廣，規模宏大，在結構和效益上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在職業教育各層次銜接性指標、質量指標、機會指標、投入指標和就業率指標上，國際競爭力仍然不強，中國職業教育步入成熟期還有一段艱難之路要走。

二、現階段中國職業教育的“四大命題”

經過百年時間的曲折前行，特別是近20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但是，“上升期”的中國職業教育就像一個孤立奮戰的軍隊，勇則勇矣，若無援兵卻無法逾越諸多堡壘。換言之，中國職業教育欲進一步開拓上升空間，必須解決體制機制上的諸多問題。就全國各地的實踐呼求來看，破解以下“四大命題”是職業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職業教育從“上升期”走向“成熟期”的關鍵問題：（1）如何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2）如何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3）如何有效推進校企合作？（4）如何提高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效益。

（一）職業教育缺乏吸引力

職業教育之所以對求學者缺乏較強吸引力，有觀念上不認同、投入產出效益不夠大、學習效果不明顯、崗位待遇比較低、發展前景不廣闊等等綜合性的原因。首先，人們在觀念上不認同職業教育，是因為這種教育看上去“單單培養操作工”，切斷了人們步入上流社會的通道。事實上，當今中國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是雙軌并行的，前者有完整的學制體系，后者則止步于“大專層次”。因此，就讀職業教育被認為“發展前景不廣闊”。第二，大多數職業院校忽視學生素質教育，部分學校甚至蛻化為“勞務工輸出站”。其結果是，學生讀職業院校花了錢，學習效果卻不明顯，入職后的崗位待遇也比較低，一些畢業生甚至要和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工爭搶飯碗。這種殘酷現實使那些供養孩子讀書的家庭對職業教育產生了畏懼情緒。

（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

在信息社會，產業結構和工作性質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快，教育也不可能囿于一隅。因此，提升職業教育的發展質量，應從大教育觀出發，尋找和協調各種教育力量，統籌各種教育資源，盡快建立適應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融通和開放的，體現了終身教育理念，它將促使“學習化社會”的形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不僅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職前教育與繼續教育有機統一起來，而且在各級政府、學校、企業和社會團體之間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系，充分滿足了一個人隨時、隨地、隨興趣而不斷學習的需求。但是，目前中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仍然很不完善。很多人不愿意就讀職業院校，其重要原因在于職業教育缺乏人才培養的可持續發展機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和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十年來國家一直關注的職業教育改革核心問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探索建立職業教育人才成長“立交橋”，把“形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作為2020年職業教育大發展的主要目標。

（三）校企合作效果不佳

“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我國許多職業院校所提出的校企合作模式仍然停留在學校熱情或學校為主的層面，企業的積極性并不高。其原因在于，在學校、職業教育、企業這三者之間，前兩者的行為都是公益性的，而企業行為則是逐利性的，當三者沒有找到利益共同點的時候，合作效果就不佳。換言之，如果校企雙方的話語體系并不一致，就很難實現利益的共通互享。根據職業教育的公益性特征，“職業教育是全體社會成員都需要的一項公共產品，是市場不能有效提供而由政府主導供給的一項公共服務”。由此而言，有效推動校企合作，實現雙方利益共通互享，需由政府履行統籌規劃、制度建設、管理監督等職責，實現職業教育的公益性。

（四）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效益不明顯

“現代社會，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只能從事農業的‘農業者’了，……目前的新產業發展正改變著傳統農民勞動和資源的投入特征。”[5]也就是說，中國農民如今正隨著農業“產業化”而經歷著自身“職業化”的過程。但是，“三農”問題的這種新變化，并不意味著農村職業教育目標就是“為城市工廠輸送勞動力”。而當下的問題恰恰在于，“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卻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城市中心主義，許多地方把農村職業教育僅僅等同于“去城市打工教育”。

事實上，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過程，也是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的過程；有效推進校企合作，也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一個方面；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就必須把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落在實處。毫無疑問，破解這些命題也不可能孤立地著眼于某個方面。我們從全國各地開展的職業教育創新實踐中看到，雖然各地職業教育制度創新在側重點上各有不同，但是這些地方并沒有將所解決的命題與其他命題割裂開來。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六章“職業教育”部分有四方面內容：一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二是“調動行業企業的積極性”，提出“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促進校企合作制度化”；三是“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提出“加強涉農專業建設，加大培養適應農業和農村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力度”；四是“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提出“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完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我們看到，上述四方面內容正是國家層面圍繞“四大命題”所做出的戰略部署。

三、破題之道：地方職業教育制度的創新實踐

（一）完善職業教育支持政策

破解“職業教育缺乏吸引力”這一命題，地方政府和職業院校能夠做哪些事情呢？首先，需要轉變人們的職業教育觀念，轉變觀念的根本是打通職業教育“上升通道”，這又涉及到我們將要論述的第二個命題——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其次，需要增強職業教育的投入產出效益，一方面是政府減免學生接受職業教育的學費；另一方面是學校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這兩個方面的合力效應對平民家庭必將產生極大吸引力。我們看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是從“完善職業教育支持政策”方面提出了破解之道。“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元，重點用于支持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充實教學設備，資助貧困家庭學生接受職業教育。這個時期，各地政府紛紛出臺職業教育的相關激勵政策，取得了顯著成績。例如，“教育券制度”就是被多個地方政府推行的職業教育激勵政策。

自從2006年中央明確提出加大對職業教育財政投入，并強調資助農村學生及城市貧困家庭學生接受職業教育之后，又連續三年相繼出臺了若干具體的政策。那么，如何更好地貫徹落實中央文件，使職業教育的免費新政發揮最大效益？各地政府都在尋找解決之道，其中的亮點就是嘗試推行“職業教育券”制度（如浙江省衢州市發行“勞務培訓券”、浙江省長興縣發行“農民技能培訓教育券”、貴州省貴陽市發行“職業教育券”都取得了很大效益）。這是落實中央免費職業教育政策的創新舉措，也是將美國“教育券”制度運用于中國農村職業培訓領域的成功嘗試。“職業教育券”制度不僅優化了職業教育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校學生和社會人士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積極性。

（二）搭建人才成長“立交橋”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涉及面很廣，可以說近年來各地政府關于職業教育制度的創新探索都是其內容。但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核心內容是“搭建人才成長立交橋”，即職教與普教相互溝通，中職與高職相互銜接。許多地方也在這個方面大膽探索，建立中高職教育“直通車制度”、職教與普教“互認學分制度”等等。但是，在形成縱橫交織的職業教育“立交橋”方面，各地仍然缺乏教育制度的根本突破。許多地方政府搭建的人才成長“立交橋”通常表現為：統籌規劃和積極推動，對當地職業教育的所有資源進行優化整合，使其產生系統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的效應。例如，天津市形成了以行業辦學為主、多種形式并存的職業教育辦學體制，重慶永川市按照“城校互動、資源共享”的思路打造重慶職業教育基地，廣東中山市帶動區域職業教育向大規模、集約化、高效益發展。 （三）推動校企之間有效合作

“解鈴還需系鈴人”，要從運行體制上解決校企合作問題，地方政府角色應從職業教育的設計者，變成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推動者，推動手段包括政策激勵和法律約束等等。在“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出，凡是校企合作比較有實效的地方，都有當地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地方政府對于校企合作起到了主導作用，所以深圳市寶安區和佛山市順德區能夠把學校教學和企業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創造了較高的“就業率”。但是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來自于政府立法，而寧波市政府在這個方面開了一個好頭，值得廣泛推廣。

（四）推進“鄉土創業培訓”

真正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其主體應當是“鄉土創業培訓”，即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村生產力和鄉土商品經濟。農民在心態上最迫切的是“致富”，不過出賣體力的老辦法不靈了，只有通過“智富”才能實現“致富”，因此農民迫切需要以“鄉土創業培訓”為主體的職業教育。甘肅省蘭州市、定西市、慶陽市探索建立以“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為基礎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將職業教育送到農民家門口，就是很好的實踐。

四、加快推進地方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的幾點建議

（一）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在制度上突破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障礙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它不僅需要把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學校教育與成人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職前教育與繼續教育有機統一起來，而且需要在各級政府、學校、企業和各種社會團體之間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系，充分滿足一個人終身學習的需求。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不僅僅把人當作適應社會的客體，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人當作創造世界的主體，使人通過教育追求幸福生活。

突破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制度障礙，政府部門需要在以下諸多方面進行改革創新：（1）改革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軌制”現狀，爭取在增加普通高校招收職業院校學生比例、建立核心課程銜接機制、擴大雙方學分互認范圍等方面有所突破；（2）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對應用性人才的更高要求，提高職業教育的縱向層次，建立培養應用性技術人才的學位遞升體系；（3）在中高職院校之間建立廣泛的銜接支持制度，實現中高職教育培養目標和人才定位接軌；（4）探索多元錄取機制，在招生制度上打破學歷和年齡限制，在學籍管理上放開學校限制；（5）建立完善的社區學院教育制度，辦學體制靈活，主要為社區所有成員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學費低但教育質量不低。

（二）建立“寬進嚴出”制度，實現職業教育的開放性和全納性

實際上，這一條建議仍然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一個部分，之所以將之獨立出來再次論述，是為了強調職業教育的開放性和全納性特征。現行職業教育主要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培訓兩個方面，前者招收在校學生，后者招收社會成人，這兩個方面在招生政策上基本上是兩個閉循環系統。由于職業學校采用學年制教學管理制度，所以在招生對象上很難與社會培訓機構實現融通。

職業教育培養應用性技能人才，是大眾化教育，不是低等教育；“大部分人都應有機會接受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更高一級的教育則應在品質的基礎上對所有人開放”，職業院校須接納所有學生，反對歧視和排斥。在這個意義上，職業院校應當建立“寬進嚴出”的教育制度，大膽創新以學分成績、技能證書、工作經驗評分、學校推薦書、行業推薦信等為內容的“注冊入學”招生政策；建立與“寬進嚴出”相配套的彈性學制和學分制，賦予學生自主選擇教育的權利。近年來，各國職業教育的招生大門一敞再敞，充分體現了職業教育的開放性和全納性特征。

（三）加強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規建設，形成政府、學校、企業和行業的聯動機制

加強校企合作已經成為職業教育工作者的共識，各個職業院校也采取多種措施努力推動校企之間密切合作，但是企業一方參與合作的熱情似乎并不高，造成目前校企合作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統籌協調作用不夠。從德國等西方職業教育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政府通過立法能夠保障校企合作的實效性。我國一些地方在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的文件中對校企合作提出了政策要求，但是仍然缺乏法律約束。2009年，寧波市政府出臺了中國首部校企合作的地方法規之后，山東省、蘇州市、珠海市等地均有人大代表提案出臺本地的“校企合作促進法”。毫無疑問，加強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規建設是推進校企合作的實質性舉措。

（四）加強“鄉土創業培訓”，提高農民的家鄉“智富”能力

目前我國農村職業教育面臨的問題很多，比如招生困難、經費緊張、師資短缺等等，但是最大的問題在于人才培養方向偏離了“農”字。一方面是農村急缺各類涉農專業技術人才，另一方面是農村職業教育的內容卻圍繞著城市進行設計，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農村職業教育越不培養涉農專業人才，農村經濟就越發展不起來；而農村經濟越發展不起來，涉農專業就越沒有人學習。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農民為了“脫農”而受教育的傳統觀念有關，也與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引導有關。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從根本上轉變觀念，不在種植、養殖、畜牧獸醫等涉農專業上做文章，那么免費的職業教育政策就不能起到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目前，鄉土創業培訓是農村職業教育的當務之急，是使農民盡快受益的有效之道。比如，每個村都辦免費的“農民夜校”，開設文化基礎課、農業技能課、鄉村創業課、農民經商課、土壤與種植知識課、法制教育課……像當年晏陽初、黃炎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樣把農民從晚上閑逛和賭博當中拽到課堂學習的喜樂當中，讓農民真正從職業教育當中受益。為此，地方政府還要對農村職校涉農專業畢業生就業給予支持，要加大涉農學生的政府貼息貸款數額，要培養開展鄉土創業培訓的師資隊伍，并建立面向農村職業教育的志愿者制度等等。

（五）建立職業教育教師資格制度，科學評價職業教育教師勞動

職業教育教師隊伍應當體現濃重的“企業元素”，其成員中不僅有大量來自企業一線的兼職教師任教，而且每一個在編專任教師也是“雙師型”人才。職業教育教師的工作以教學和社會服務為主，其科研成果也是著重于解決實際問題的應用性研發成果。因此，職業教育教師的選聘、培養和評價都要根據職業教育的特點進行。但是，我國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職業教育教師資格制度，也缺乏科學的職業教育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評聘標準，職業院校在實踐中通常都參照普通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的成型做法。比如，招聘教師注重學歷而非工作經歷，評定職稱注重縱向科研項目和學術論文等等。

加強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地方政府應當創新教師任職和評聘制度，包括：規定新教師入職的工作年限；在人事制度管理上放開對于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人才的資格限制，引進技術大師來學校任教；把教學質量和社會服務能力作為職稱聘任的主要依據等等。由于各地經濟水平和職業教育環境對人才的吸引能力不同，各地應根據實際情況分步出臺符合地方需要的職業教育教師資格認定辦法和評聘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