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西方文化理論非常關注權力問題，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構型范式以領導權問題為核心，是對文化總體性構成進行動態分析的重要理論工具。在西方文化理論視域的觀照下，可以把中國當代文化劃分成四種主要類型——主旋律文化、大眾文化、學院文化和民間文化，它們之間形成了以主旋律文化為主導的動態結構關系。在主旋律文化之外，大眾文化最具影響力，學院文化具有傳承傳統文化和承載新興文化的雙重性質，而民間文化則借助新的傳播方式得到迅速發展。

關鍵詞：文化構型范式；領導權；當代文化；結構關系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1)03—0135—04

一、“權力”問題與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

西方文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關注“權力”，通過“權力關系”思考社會。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與對“權力”理解的深化有關。

在古典政治理論中，以17世紀的霍布斯為代表，一向把權力看成是為了鞏固政權、實現統治而實施的強制性、壓迫性的力量，權力被視為某種無形的實體，通過具體的統治工具和統治行為得到體現，與政權、暴力和國家機器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往往強調權力的控制性特征和權力關系雙方的不平等性。

20世紀，社會學家帕森斯則指出，權力是協調集體行動的一種能力，它“被用于動員社會資源，以實現經過社會成員廣泛認同的目標。”①這種觀點的啟發性在于，它表明權力并不必然與暴力結合在一起，權力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化和協調集體行動的必然產物。與霍布斯的觀點相比，帕森斯的權力觀顯然更為深入。不過二者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把權力視為某種實體，某種自上而下的力量，權力發生作用的過程是單向傳導的。

法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福柯則認為，權力是一種關系，權力是多種力量因素博弈的體現，“就權力的存在形式而言，它始終都是以兩個因素以上的相互關系所組成的網絡。”②福柯指出，權力不僅僅體現于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領域，如法律、國家機器等等，權力無處不在，“它每時每刻、在每一點或者說在每一點之間的相互關系中都會生產出來。”③福柯對權力的研究，有意避開國家政治權力等中心化了的權力，他說：“重要的是權力的極限，在它的最后一條線上抓住權力，那里它變成毛細血管的狀態；也就是說，在權力最地區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對它進行研究。”④福柯的研究剖析了知識譜系與權力的關系、權力對身體的規訓、性經驗史中的權力運作等等，揭示了權力對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無所不入的廣泛滲透，彰顯了權力關系無處不在的事實。

社會發展的形態越高、統治技術越發達，權力對日常生活諸領域的滲透就越深入、越普遍，日常生活領域權力斗爭的重要性也就相應益發凸顯。當代社會權力對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主要是通過話語實踐和意識形態進行間接操縱的，一般訴諸文化手段，權力關系的表現往往更隱蔽，更曲折。因而，分析文化領域里的權力關系，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化領域里的權力關系，就成為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作為理論上的準備，這里有必要引入國際著名文化研究專家、英國當代最富于影響的學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威廉斯把一個時代的文化區分為主導文化、新興文化和殘余文化，借助“領導權”（hegemony）概念來分析三種文化之間的權力關系，以此來理解文化的總體性結構和文化領導權的建構與保持過程。⑤吳冶平把威廉斯對文化總體性結構的分析稱之為“文化的三元構型”⑥。在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構型范式中，彰顯了文化領域內不同文化力量之間的主導與從屬關系，把主導文化對從屬性文化的吸收、利用表述為收編：文化領導權是通過主導文化在文化領域內的主導性地位實現的，但是主導文化決不是總體性和完全排他性的，社會中總是存在著競爭性和替代性的其他文化力量；殘余文化不同于過時的文化，指的是形成于過去、但又有效地作用于當下的文化因素，它與主導文化可能處于對立或者替代的關系，但是更多情況下則接受了主導文化的收編；文化上的新興因素有兩種來源——新興的階級或者邊緣化的社會領域，新興文化可能會被收編，然而通常情況下，被收編的往往是新興文化的仿品。

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主要用于共時性的時間橫截面上，以理解特定歷史時期文化領域內圍繞領導權所展開的權力關系結構，同時這一范式也引入了歷時性的維度，有助于理解主導文化如何通過對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的收編，建立一種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歷史傳統，從而使自身的主導地位合法化，并得以動態性地建構和保持文化領導權。

二、中國當代文化構型

借鑒西方對“權力”問題的思考以及整理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可以嘗試分析中國當代文化領域內以領導權為核心所展開的權力關系，從而實現對當代文化的總體性結構進行動態的和歷史的分析。這對于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文化領域的現狀，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灰色的理論框架永遠也無法全面覆蓋多彩多姿的現實，即便是一個有著較強效力的理論工具，也只能在一定的、并非完全的程度上解釋現實，因而分析中國當代的文化構型，其要旨不在于選擇部分事實以迎合理論，而在于尊重現實，如實展示現實與理論的沖突或歧異之處。

根據筆者的觀察和分類，中國當代文化的主要構成力量大致包括主旋律文化、大眾文化、學院文化和民間文化。除此之外其他類型的文化力量，或者傳播范圍太窄，或者接受群體規模過小，或者其社會影響力可以忽略，因而就不再納入以下的分析。

參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構型，在中國當代文化的總體性結構中，處于主導文化地位的顯然是主旋律文化。所謂主旋律文化，是指黨和國家倡導的文化，即代表主流意識形態基本價值的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主旋律的要求和標準曾以不同的措辭進行過表述。毛澤東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經要求文藝工作者解決立場問題和服務對象問題，要求他們“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江澤民在2001年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文藝工作者“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三個代表’”……要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積極宣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6年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的講話中則明確提出：“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貢獻，是現階段我國文化工作的主題。”從以上諸位領導人的講話中看出，主旋律文化的特征是：政治正確，符合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方向和歷史任務。主旋律文化規定著國家文化發展的方向，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意志。在文化實踐中常常出現的問題是，文學藝術產品的生產往往有其內在的創作規律，政治正確并不能保證文化產品本身對受眾具有足夠的文化吸引力，因而主旋律文化的生產必須通過政策和資金扶持手段，借助于對其他類型的從屬文化的限制、吸收和利用，用威廉斯的措詞來說，就是對各種類型的從屬文化進行“收編”。

在主旋律文化之外，大眾文化、學院文化和民間文化都屬于從屬文化。在這三種從屬文化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當代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關于“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通常被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概念聯系在一起。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一詞，用以表述“大眾文化”。之所以使用“文化工業”一詞，阿多諾在《文化工業再思考》中進行了解釋，“在草稿中我們用‘大眾文化’。我們之所以用‘文化工業’取代‘大眾文化’是為了從一開始就排除與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種解釋；這里有點像從大眾本身自發產生的文化問題”⑦。顯然，阿多諾想要強調，“大眾文化”并非是大眾當中自發產生的文化，“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大眾無關。20世紀的文化生產已經蛻變成一種與工業生產類似的產業，進入了文化工業階段，文化產品很大程度上已經徹底商品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這種大眾文化乃是一種無深度、同質化的文化，它麻痹大眾的思想，灌輸特定的觀念和思維模式，使大眾喪失獨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視現實秩序為理所當然，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大眾文化因而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統治工具。當代文化理論家費斯克對大眾文化有不同的評價，他以popular culture來表述“大眾文化”，他強調大眾對文化的接受過程，文化必須得到大眾的接受才能在大眾中流行（popular），才能真正成為所謂的大眾文化，費斯克強調大眾在文化產品接受過程中的意義再生產，認為大眾可以有效地在文化接受過程中進行抵抗，他們“將文化商品變成了一種文化資源，還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義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規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規訓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質性和一致性”⑧。費斯克其實并未否定法蘭克福學派關于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的判斷，二者的區別在于，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的是大眾在文化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是無能為力的，悲觀地批判它對大眾的麻痹作用和意識形態控制作用；而費斯克強調的卻是大眾在文化商品消費過程中仍然具有能動性，可以進行意義的再生產，因而他認為大眾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民主政治潛能。

大眾文化是中國當代所有文化類型中影響范圍最廣泛的文化，這與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迅猛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密切相關。城市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由此帶來的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成為支撐大眾文化的最肥沃的土壤。有趣的是，作為中國當代影響群體范圍最廣泛的文化，大眾文化并不是中國的主導文化，它現如今的巨大規模和影響力，是在尊重主旋律文化之主導地位的前提下、自覺保持文化從屬姿態才取得的。如果參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構型，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從屬文化，應當歸類到新興文化之中。

從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實踐來看，一方面，作為文化產業，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它不得不在內容上削足適履，以求討好盡可能多的受眾，所以確實存在著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缺乏深度、膚淺化的問題。以代表電視文化深度之可能性的《百家講壇》為例，作為一檔追求收視率的電視文化講座節目，它為了追求內容的通俗，從一開始就無法走純粹學術的路線，因而其最終的效果至多也就止步于歷史故事獵奇與普及素質教育之間而已。大眾文化想要做出深度，確實很難，因為時刻會有曲高和寡的危險。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又可以為主導文化所用，以之為意識形態載體，使之發揮弘揚主旋律的作用。近幾年電視劇紅色經典題材流行，在成功完成商業利潤的同時，迎合了主旋律文化的需要，在塑造革命歷史傳統和鞏固政權合法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社會作用。大眾文化與主旋律文化實現了合作雙贏的局面。

第三種重要的當代文化類型是學院文化，其主要覆蓋范圍是高校與科研院所。學院文化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化綜合體，很難將其按照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予以歸類。一方面，學院文化具有殘余文化的性質，它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由于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政策，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出現了很大問題，目前延續與推動國學的力量，主要在高校與科研院所的文化圈。另一方面，學院文化也具有新興文化的性質。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存在意義就在于生產知識和傳播知識，學術研究本身就具有文化創新的特征。除此之外，中國的學院文化還堅持了主旋律文化的導向。中國的高校教育，始終把社會主義主旋律教育放在首位，政治課是中國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必修課程，其主要內容就是中國革命史教育、馬克思主義思想等。所以，學院文化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微型的三元文化構型，其中體現了主導、新興與殘余文化的權力結構關系。學院文化的影響范圍貌似僅僅局限于群眾基礎并不廣泛的學界，但其社會影響的深度和擴散力卻不容小覷。首先，它影響了文化精英群體，這些群體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其次，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著大多數人都將會在人生的至少若干年內進入高校，從而受到可能伴隨其一生的影響。

第四種文化類型是民間文化。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全面展開，農民越來越多地轉變成市民或者準市民，中國原有的鄉土民間文化開始逐漸萎縮，而新興的市民文化卻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大部分鄉土文化歷史性地注定是一種逐漸走向消逝的殘余文化，比如東北的“二人轉”，在經過商業包裝之后，走文化工業的路線，一度風靡全國。但是應當注意到，在這一過程中，鄉土民間文化本身只是文化工業生產的一種資源，隨著它所產生的文化土壤——鄉村——的萎縮，它自身正在日益失去整理創作的來源和生命力，借助于文化工業所取得的短暫輝煌，恰如告別歷史舞臺最后時刻的曇花一現。民間文化的另一支——市民文化，則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新興文化，其興也勃，其運也昌。中國當代市民文化的興起伴隨著互聯網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和成熟，這使得中國當代的市民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具體來說，當代市民一般喜歡“宅”在自我封閉的物理空間里，通過網絡以間接的、并非面對面的交流方式共享集體生活，網絡論壇、Q群、MSN等虛擬空間正是適應這種新型民間文化的產物。這種新型民間文化的力量是驚人的，它不但可以娛樂大眾，而且還可以成為民主參與政治的一種有效途徑。像南京最牛房管局長周久耕事件，“華南虎照”事件，市民通過網絡所表達出的輿論導向直接影響了事件本身發展的進程和結果，以網絡為載體的市民文化的力量得到了令人驚訝的展示。

三、結語

理論有其局限，國情有所不同，以西方文化理論來釋讀中國當代文化，本身就是一次學術的冒險，但是這種冒險是值得的。以領導權問題為核心，借鑒威廉斯的文化構型范式，可以較為清晰地理解中國當代文化的總體構成狀況，以及主旋律文化、大眾文化、學院文化和民間文化之間的主導從屬關系。從前文的分析可見，主旋律文化本身的社會作用主要在于示范作用，其背后的政策與財政支持，是維持其主導地位的必要保證，由于它的功能是為社會的發展標示政治正確、積極向上的文化導向，因而不能用經濟效益來衡量它的效果，更要看到它所產生的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大眾文化本身以利潤為導向，具有淺表化的特征，但是如果引導得當，完全可以為主旋律文化所用，使之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學院文化是繼承傳統、啟接未來的一種綜合性文化類型，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最強勁的文化動力，既需要國家在財政方面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給予自由思考的空間，以提升其創新性能力。新興的市民文化以網絡為舞臺，展示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潛能，它既可以成為民主監督權力的制衡力量，也可能會被別有居心者利用，煽風點火，利用輿論實現某些目的，如何善加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

注釋

①Parsons，T.: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0.

②高宣揚：《當代社會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94頁。

③喬治?瑞澤爾：《后現代社會理論》，謝立中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90頁。

④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21-127.

⑥吳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頁。

⑦馬丁?杰伊：《阿多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83頁。

⑧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