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當代中國文化轉型歷史進程

論文摘要:從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傳統(tǒng)社會形態(tài)的現(xiàn)代轉型，需要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的互動、配合與促進。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文化隨著中國經(jīng)濟體制的轉型，也已經(jīng)和還在繼續(xù)發(fā)生著偉大的歷史性變遷，從而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一、從專制文化向民主文化推進

專制與民主是兩種性質根本對立的權利現(xiàn)象，前者旨在維護少數(shù)人的特殊權利，后者旨在維護多數(shù)人的權利。專制政治制度可以劃分為階級專制、集團專制和一人專制三種類型。中國傳統(tǒng)社會，屬于高度集權的一人專制政治，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君主之下，王公大臣乃至各級官吏的權利呈金字塔型向下輻射，民眾不僅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甚至連自身利益的訴求也沒有任何表達的渠道。中國上千年的專制政治，逐漸使中國社會形成了扭曲人性的專制文化。專制文化是一種美化和維護專制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它不僅表現(xiàn)在統(tǒng)治者形成了天經(jīng)地義的“官貴民賤”的思想觀念，而且被統(tǒng)治者也形成了服從于官、聽命于上、迷失自我、泯滅個性的生活習慣。

在研究分析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時候，人們時常用孟子所謂“君舟民水”、“民重君輕”的思想來說事，似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主導文化并非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治，這是完全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社會實際情況的。事實上，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具有“君舟民水”、“民重君輕”思想的君主和官吏，僅僅是一種極其偶然的現(xiàn)象，真正用這種思想理念主導自己行為的君主和官吏實際上并不存在，而用“三綱五?！钡膶Ｖ莆幕瘉砑s束人民、整治人民，才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真實狀況。由此可見，專制文化已經(jīng)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現(xiàn)代轉型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礙，是一座愚公也會望而卻步的大山。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帶領中國人民不遺余力地鏟除專制文化這座大山，而對付專制文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民主文化。民主文化是一種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信仰、價值觀念、道德規(guī)范和精神支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快了引導中國人民從專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的步伐。然而，作為一種數(shù)千年積累下來的社會文化，相對于新社會的經(jīng)濟和政治而言往往具有滯后性，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墮距，改變一種文化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為了避免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思想混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要求。毫無疑問，這是希望人們沖破傳統(tǒng)思想觀念束縛，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侄桔中解放出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與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針保持一致。但是，一段時間里，人們卻常常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理解為中央說了什么我們才能說什么，中央做了什么我們才能做什么，中央想了什么我們才能想什么，中央沒說沒做沒想的，我們也就不能說不能做不能想。很顯然，這種理解和中央的本意恰恰是不一致的。如果一直這樣理解“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就不會有當代中國的偉大崛起，更不會有未來中國的錦繡前程?？梢姡龑е袊嗣駨膶Ｖ莆幕凶叱鰜恚瑒?chuàng)造出嶄新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已經(jīng)成為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項重大使命。黨的十七大報告在總結我國發(fā)展呈現(xiàn)一系列新階段性特征時指出:“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一思想觀點，對于進人新世紀新階段的我國人民從專制文化走向民主文化，具有更加科學的導向性，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的號角。

二、從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推進

作為統(tǒng)治手段，中國古代曾經(jīng)有過“人治”與“法治”之爭。儒家在政治上主張“人治”，認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法家在政治上則主張“法治”，認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 法家推崇的“法治”思想，與我們今天的“法治”概念有著本質的不同?，F(xiàn)代社會的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主權在民，法律至上，以民主為基礎;而法家 的“法治”觀基本特征是主權在君，君權至上，以法術勢為輔助。儒家推崇的“人治”思想，也不是完全排斥、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認為法治只能使人表面服從，人治才能夠使人內心服從。這兩個學派表面看起來一個主張“人治”，一個主張“法治”，而實質上都是為君主專制制度服務的一人之治，都是人治?？梢哉f，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其統(tǒng)治手段都是“人治”。這種“人治”手段的基本特征是:法是治民之法，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可以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隨意立法，即所謂“法無定法”。

世世代代的“人治”政治，必然會導致人治文化的形成。人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們普遍相信權大于法，權力至高無上，法律在權力面前顯得無足輕重，甚至可有可無。法律是由握有權力的人制定的，因而，握有權力的人是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隨意更改法律的，法律不能約束握有權力的人;法律是由握有權力的人執(zhí)行的，因而，法律的執(zhí)行者是可以隨意解釋法律的，法律的執(zhí)行是可以因人而異進行變通的。在人治文化深厚的社會里，信奉權力、崇拜權力、追求權力成為普遍現(xiàn)象。百官則以天子的意志為意志，阿談獻媚，賄賂公行。百姓則惟命是從，膽戰(zhàn)心驚，只能祈盼明君降臨，清官出世。這種人治文化傳統(tǒng)，具有極強的滲透性與頑固性。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也曾經(jīng)受到過這種“人治”文化的影響，并為之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在1958年8月召開的協(xié)作區(qū)主任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劉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經(jīng)注意到了法治的重要并為此做出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人治文化”傳統(tǒng)的羈絆，使他最終選擇了“人治”的治國方略，結果使得黨難于防止和制止“文革”悲劇的發(fā)生，使國家蒙受了巨大的災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深刻反思了“人治”的危害，重新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1980年，鄧小平在論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時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guī)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苯瓭擅裨邳h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設法治國家，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方略，拉開了全面建設法治國家的帷幕。然而，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并不等于法治文化就會隨之形成。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付出長期的艱辛的努力;而任何一種治國方略只有形成了一種文化，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們能夠普遍地自覺地將法律作為國家權力的行為準則，在能夠普遍地自覺地用法律保護個人權利的同時，也能夠普遍地自覺地用法律作為自己行為的約束準則。目前，盡管我們距離法治國家的要求還有著很大的距離，形成法治文化還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但是我們畢竟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還在沿著法治的道路繼續(xù)前行。

三、從斗爭文化向和諧文化推進

探究中國的文化特征，形成斗爭文化的歷史并不長。可以說，在中國漫長的傳統(tǒng)社會里，盡管也發(fā)生過陳勝吳廣起義、張角黃巾起義、太平天國斗爭，也出現(xiàn)過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如岳飛、戚繼光、林則徐等，但是，追求和諧始終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斗爭只是“官逼民反”和反抗侵略壓迫的被動現(xiàn)象，并沒有成為民眾的主導意識。中國斗爭文化的形成應該是始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由于對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關于階級斗爭思想的片面理解，也由于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瘋狂屠殺和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迫，中國共產黨不斗爭就不能生存，不斗爭就不能領導中國人民趕走侵略者，不斗爭就不能取得政權。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已經(jīng)奪取政權，成為執(zhí)政黨，并帶領人民進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大搞“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必然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屢受挫折，貽害至深。

這里應該明確指出的是，斗爭方法并不是應該完全否定的，斗爭也是解決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甚至有時還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但是斗爭并不是解決矛盾的唯一方法。“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fā)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xù)過程。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边@就說明，解決矛盾更多時候要靠化解的方法，化解是解決矛盾的更有利方法。只偏好于斗爭方法的實質，就是把斗爭方法變成了斗爭文化。斗爭文化是一種根本扭曲了的文化，是與人為敵、與社會為仇、與天地為惡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它一旦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會爾虞我詐、離心離德，社會就會動蕩不安、永無寧日，自然環(huán)境就會遭到嚴重破壞、遺患子孫。這些弊端從新中國建立、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后日益顯露出來，直至出現(xiàn)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性浩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大刀闊斧地平反了沉積多年的冤假錯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就為徹底鏟除長期形成的斗爭文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和諧文化強調以人為本，主張與人和諧，與社會和諧，與自然和諧。根據(jù)《左傳》記載，“和諧”的本意是指音樂的合奏旋律。因此，和諧文化應該是具有協(xié)調共處、相融一體、追求和美這樣三種涵義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境界。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fā)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昂椭C文化是全體人民團結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撐這就是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把斗爭文化改造成和諧文化還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還需要我們繼續(xù)付出長期的努力。 四、從守舊文化向創(chuàng)新文化推進

中國的守舊文化，如同專制文化和人治文化一樣，根深蒂固，有著相當頑固的社會基礎。中國的守舊文化發(fā)端于春秋，強化于西漢，造極于清末。這種文化，把因循守舊當成一種規(guī)矩、一種美德、一種操守，越是守舊，越是正宗，越是高尚。而把改革創(chuàng)新看成是一種異端、一種惡行、一種背叛，認為改革創(chuàng)新就是不守本分，就是離經(jīng)叛道。在中國漫長的傳統(tǒng)社會中，守舊文化成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精神衛(wèi)道士，要想當官，就要競相比舊，守舊則安全，創(chuàng)新則危險，因而就要寧舊勿新。守舊文化給中國社會發(fā)展與進步造成了無法估量的禍害，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

崇尚守舊、鄙夷創(chuàng)新，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沉病，其形成的思想淵源可以追究到兩位“圣人”—老子與孔子。老子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章》)對于老子這段話的理解，在學術界始終有著諸多分歧。但是，不論老子的本意如何，民間百姓卻始終把這段描述當成美好生活的愿景，相互格勉，矢志不渝，也可以說，這是民間形成守舊文化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孔子的守舊思想是眾所周知的，盡管不少學者對儒學某些訓條的含義作了重新闡釋，但依然掩蓋不住其推崇守舊、反對創(chuàng)新的頑固信念。例如，他大力疾呼的“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為孝也?！?《論語·學而》)“瓤不機，瓤哉!機哉!”(《論語·雍也》)等等?；谌寮宜枷氲氖嘏f性，中國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都把它當作為鞏固專制統(tǒng)治的靈丹妙藥，強制性地進行推崇。經(jīng)過千百年的文化沉積，這些窒息人性的理念深人國人骨髓，嚴重扼殺了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開拓精神。

鴉片戰(zhàn)以后，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實踐反復證明，中國要前進要發(fā)展，不推倒舊文化是不可能的。這一偉大的文化覺醒開始于五四新文化運 動，中國共產黨是這一文化運動的偉大繼承者、開拓者。但是，在奪取革命戰(zhàn)爭勝利之后，我們又一度走人了守舊文化的誤區(qū)，其主要表現(xiàn)是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理解的堅守。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每前進一步，都需要艱難地沖破一道守舊文化的路障。由此可見，實現(xiàn)從守舊文化向創(chuàng)新文化的轉型，仍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五、從封閉文化向開放文化推進

封閉文化是一種懼怕和仇視外來文化的心理特征。在中國形成封閉文化的歷史并不長，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所致。清朝統(tǒng)治者之所以奉行該政策，其一，由于尖銳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滿清統(tǒng)治者企圖通過“閉關”的辦法將國內的漢人與外界隔絕，以防止外國人支持漢人形成反清力量;其二，清朝統(tǒng)治者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的滲透和侵擾，企圖用閉關鎖國的方法，防止西方思想開化民眾，出現(xiàn)叛逆思想;其三，清朝統(tǒng)治者自詡天朝上國，物產豐饒，認為西方先進技術不過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學習。二是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掠奪殘害使然。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外來侵略和壓迫，中國人民在痛恨外國侵略者的同時，難免產生盲目排外的文化心理，抵制一切外來文化，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映。三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政治形勢所迫。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政策，堵塞了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交往的通路;其二，前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政策，使得中國不得不與以前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反目成仇，斷絕往來;其三，國內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長期經(jīng)濟落后，使得各種矛盾日益加劇，難以解決，封閉外界信息成為穩(wěn)定國內政治的必要手段。

文化封閉，不僅是影響文化發(fā)展的障礙，同時也是影響社會進步的障礙。先進文化之所以先進，絕不是僅僅相對于文化的其他性質類型而言的。相對于經(jīng)濟、政治而言，在社會進步過程中，文化從總體上來說，是滯后于經(jīng)濟和政治的。但是就先進文化而言，它卻是超越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的。這與馬克思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毛澤東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反映的觀點并不相悖。所謂超越，也就是先進文化先于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而誕生和發(fā)展的。作為新生事物的經(jīng)濟和政治，它有誕生、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在它沒有成長和成熟起來之前，這個社會的經(jīng)濟和政治仍然是舊社會形態(tài)。先進文化作為文化的新生事物，是由整個舊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沒有轉型之前所誕生的新社會的經(jīng)濟和政治的萌芽催生的。先進文化以其博大的襟懷和敏銳的目光，能夠及時抓住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的經(jīng)濟、政治新現(xiàn)象，通過輿論和教育的力量，實現(xiàn)廣大人民群眾對這種作為新生事物的經(jīng)濟和政治的認可。有了這種認可，新經(jīng)濟、新政治才有了進一步生長和發(fā)育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新社會的新經(jīng)濟、新政治的發(fā)育和成長，是由先進文化催胚和養(yǎng)護的。

先進文化的誕生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內生變量，即本文化區(qū)域內自生出來的先進文化;另一個是外生變量，即由其他文化區(qū)域傳播過來的先進文化。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區(qū)域形成了頑固的封閉文化，先進文化的誕生渠道就會被阻塞，文化就會成為一潭死水，缺乏生機，日趨衰落。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本該意氣風發(fā)地走出封閉文化的陰影，大踏步地推動先進文化發(fā)展，然而卻重蹈封閉文化的覆轍，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速度。盡管這其中有著諸多客觀原因，但不能說在主觀上沒有受到中國傳統(tǒng)封閉文化的影響。

開放文化是符合文化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的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本質要求，是無產階級博大襟懷的文化體現(xiàn)。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以大無畏的勇氣擺脫了封閉文化的羈絆，不斷增強文化自覺，中國社會已經(jīng)進發(fā)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然而，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傳統(tǒng)，其強大的慣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本改變的，要想完全實現(xiàn)封閉文化向開放文化的轉型，我們仍然任重道遠，仍然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