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2011年5月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視野下之傳播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通過不同學科、不同理解的思想碰撞，既重構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方法與學科定位，又回應了社會變遷中傳播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等現實命題。

【關鍵詞】 當代馬克思主義傳播與社會變遷傳播政治經濟學

當今世界處于全球化發展之重要轉折，資本流動所帶來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生態等方面的現代危機不斷加深，社會結構急劇調整。與之相應，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實踐與傳播體制，既助推著全球社會變遷，更面臨著自身深刻轉型。秉具社會歷史之寬宏視野與人類解放之終極價值，馬克思主義并沒有隨著柏林墻的倒塌消亡，而是由此重煥生機。那么，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深遠影響的中國傳播學界如何在當代歷史境遇下重新整理、理解與反思這一理論傳統，顯出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5月13日至14日“當代馬克思主義視野下之傳播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會議由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聯合舉辦。 知識視野：傳播與理論建構

馬克思主義不僅突破了媒介中心主義的偏狹研究視野，更蘊藏著豐富的傳播理論資源。此次會議成果之一，即在立足當代問題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現、梳理和闡釋馬克思主義對傳播學的重要影響。

1.馬克思主義與傳播學理論研究

全球化危機與轉型之下，馬克思主義傳播勞動、自主傳播與新聞自由思想成為國內外學者理論建構的重點。

傳播政治經濟學重鎮、加拿大皇后大學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教授重返馬克思元典闡釋其所謂“傳播勞動”觀念，強調以往多被忽略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是理解其“傳播勞動”的較早源頭與關鍵環節。其中預言，未來資本主義不再直接依賴物質勞力消耗，而在于科學、技術和知識的傳播流動，傳播在使資本全球化的同時，自身也成為一種商品。莫斯可教授還指出，作為新聞記者的馬克思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不可忽視的，尤其是其作為實踐總結并首現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新聞從業原則：反對一切形式的審查制度，倡導言論自由是一種政治批判。

圍繞“新聞自由”的話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系統梳理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與非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新聞自由的表述與實踐，從馬恩的“新聞出版自由”、列寧的“出版自由”、毛澤東的“輿論一律”與“輿論不一律”、鄧小平的“避免大民主，實行小民主”到盧森堡的“人民參與”、葛蘭西的“文學的人民性”、鐵托支持下的新聞自由法規等，認為傳統與非傳統馬克思主義都非常看重新聞自由在公共生活和政黨生存中的作用，無論是前者作為對資產階級民主虛偽性的斗爭還是后者作為對無產階級政黨官僚化的批判，都十分具有借鑒意義。

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陳學明教授通過析評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對美國新聞媒體的披露，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對資本主義虛假民主展開批判。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新聞學院趙月枝教授還立足當下，認為數字傳播時代有必要呼吁一種不同于專業新聞記者和媒體組織自由的“公民傳播自由”。

2.馬克思主義與傳播學方法研究

馬克思主義批判與經驗的多元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為一些學者所關注。

英國拉夫堡大學格拉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指出，無論是馬克思在《工人調查》中的問卷調查研究還是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參與觀察研究，再或是馬克思在《報刊的意見和人民的意見》中的定量定性整合的個案研究，都啟發傳播學應該在不同學科、不同方法論之間靈活機動，將批判研究與經驗研究結合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卜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邱林川等則嘗試將馬克思主義批判性與經驗性研究方法整合運用到以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勞工為對象的傳播研究中，如將結構性因素融入田野作業的“批判民族志研究”、自下而上的審視社會歷史變遷的“社會問題史研究”、勞工使用媒介傳播的“參與式行動研究”等等。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呂新雨教授則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哲學高度，對韋伯的“價值無涉”進行解讀。其強調社會科學方法要求將經驗事實與文化科學相結合，反對一切普世規律，同時個體的不同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及他人的反思與挑戰。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播學定位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視野之下，還有學者探討全球傳播格局下中國“對外傳播”與“公共傳播”的傳播學定位與建設問題。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丁柏銓教授認為，全球化為中國傳播走向世界提供了機遇，中國應確立全球化的傳播目標，即在世界傳播格局中爭取與本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話語權相稱的地位。為此須在傳播內容上以事實代替評論，以謙虛代替夸耀，以負面題材、和平崛起代替正面報道、大國論調；傳播形式上要打好客觀、公開、國際參與及適當軟化四張王牌。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博士生龔偉亮則從學科建設的角度提出，中國傳播研究面臨的迫切問題是雙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學術共同體內的學科公共性的缺失與社會共同體內學術公共性的缺失。其基于馬克思主義實踐倫理和人類立場，并引入布洛維的社會學分類法，倡導在傳播學家與公眾之間建立起對話關系的“公共傳播學”，即一種基于公眾面向的議題互設、參與實踐的傳播學建構。 實踐品格：傳播與社會批判

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傳播學關注現實社會變遷的三個動態過程：一是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傳播商品化問題，二是傳播商品化所產生的媒介擴張和傳媒變革，三是媒介與傳播變革所引動的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對上述議題的批判研究構成本次會議的又一成果。

1.傳播商品化研究

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杰弗瑞·懷特（Jeffrey Whyte）博士強調近年美國傳播商品化呈現新動向，即軍事領域也參與了商品化過程。其以美國軍方與“蘇珊·戴維斯國際公司”合作打造的“美國支持你”（ASY）為個案，揭示國家和軍隊在受眾商品的生產、銷售、消費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新聞學院黃櫻棻則敏銳發現當下中國新興階級所參與的受眾商品化傳播，其以大陸熱播劇《蝸居》為文本，析述其所彰顯的私人資本與國家合謀生產出的城市中產階級受眾商品類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廖圣清副教授還試圖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實證研究大學生作為大眾媒介身體意象的受眾商品化程度。

2.傳播空間化研究

全球化資本擴張所帶來的媒介圈地、制度變革以及傳播公地問題也被不同程度論及。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在書面發言中，著重闡明“數字資本主義”概念，其例舉近年美國傳統經濟衰落，而代之以數字通訊技術產業的崛起壟斷，說明數字傳播引動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新一輪的資本積累和擴張沖動，并推動世界政治經濟的全面變革。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就當下中國傳媒格局之“三網融合”現象尖銳指出，“三網融合”的本質是以市場導向和商品擴張為特征、以利益集團資本積累為目的，但其預見“三網融合”最終需回到公共利益，參與更為公平、公正的社會結構的重建。

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馮建三教授關注當下中國的媒介補貼形式，其指出媒介交叉補貼有市場和政府兩種來源，在全球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中國媒介交叉補貼仍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點在于主要出于政治考量，但仍須繼續探明適合新時期社會主義媒介交叉補貼的合理模式。

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斯拉甫科·斯皮里喬爾（Slavko Splichal）教授認為，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政府將經濟利益置于公民民主權利之上，使得“公共領域”的跨國性轉向成為一個趨向。其以20世紀晚期的歐盟為例，說明跨國性“公共領域”一方面體現了人道主義的解放，另一方面也會對普通公民的真正公共性有所損抑。國內學者對傳媒的公共建設也開出諸多良方，武漢大學新聞學院陳剛副教授建議，在傳統媒體中，“公共新聞”議題與“公共協商”取向對建構媒介公共性具有重要意義，因二者強調公眾對社會事務的參與以及在公共決策過程中的主體性。

3.傳播結構化研究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傳播商品、媒介圈地也必然帶來地區、階級、宗教、性別等社會結構的日益極化。社會階層如何通過媒介傳播的控制與反控制來實施霸權與實現抵抗，成為國內外學者普遍關注的焦點。

國外一些學者尤為致力于資本信息不平衡所招致的地區沖突與社會運動批判。美國匹茲堡大學穆罕默德·貝米耶（Mohammed A. Bamyeh）教授將研究視角投向阿拉伯新興反抗運動，重點探視現代通訊技術將邊緣地區自發性的普通抗議發展為全國性的頑強運動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美國紐約大學赫嘉·塔維爾·索芮（Helga T. Souri）教授以巴勒斯坦-以色列為個案，分析指出數字媒介技術并不像想象中那樣開放、自由，不同民族國家對媒介設施可以施加不同控制，以色列就通過數字封鎖以設定邊界，并進而造成中東及其以外地區的運動沖突。阿根廷科馬修國立大學安德魯斯·迪米特里厄（Andrés M. Dimitriu）教授建言，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應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殖民主義和新圈地運動所帶來的城市生態傳播危機研究作為一個迫切命題。

也有些學者聚焦于勞工階級的參與式自主傳播研究。美國舊金山大學多羅西·姬德（Dorothy Kidd）教授運用自主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礦工、勞工協會、原住民團體與環保人士在Barrick Gold反抗社會運動中的媒介使用情況。卜衛、邱林川等都嘗試通過農民工使用DV、手機、剪報、網絡社區等“另類媒體”進行參與式的“自主傳播”實踐，以此構建無產階級對話與反抗的“公共領域”，并由此審視后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階級變遷。

部分學者試圖檢視媒介傳播之于民族政策與習俗變遷的作用。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扎漢魯姆·南恩（Zaharom Nain）教授指出，在民族宗教問題上馬來西亞政府近年出臺的多民族合法化戰略對傳統單一民族戰略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即是民眾自由選擇的新媒體對官方嚴格控制的主流媒體的勝利，由此說明媒介傳播之于社會民主的積極推動作用。云南大學新聞系車淼潔則通過比較傣族電話媒介使用前后的戀愛狀態，認為現代媒介日新月異，故媒介只是構成社會生活變遷的過程，而非建構或再生某種文化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