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史蒂文斯：《集體選擇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羅伯遜：《社會學》，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0、12、16版；EIU Country Report 2001，USA，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p.28;U.S.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從表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長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長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個百分點），其余四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別下降1、2.1、1.7和0.5個百分點）。美國聯邦統計局2002年9月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2001年美國的貧困率同比上升了0.4%（從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減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會收入的比率從上年的3.6%下降到3.5%。雖然沒有高收入階層收入變化的具體數字，但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報告指出，美國上層收入所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總量在增加，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注：See U.S.Census Bureau Wabsite(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從根本上說，要歸因于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來，推動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新因素對美國社會愈益擴大的貧富鴻溝所起的作用則更為直接、明顯。 1.以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驅動力的“新經濟”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預言：“知識是終端放大器，它是即將發生的權力轉移的關鍵。”（注：［美］阿爾溫·托夫勒：《權力的轉移》[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頁。）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場模式、企業模式和職業活動模式成為可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突飛猛進。這既提高了自身產業的生產率，又通過其輻射作用推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但這種推動是以生產者擁有良好的素質和把握先進的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在今天的美國，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否擁有必要的生產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術，已成為影響一個人能否分享“新經濟”催生的財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額大小的重要因素，社會成員之間知識上的差距也就表現為收入上的差距。據統計，1992年至1998年，美國信息產業工人與其他行業工人的年人均工資差距擴大了1萬美元。（注：參見劉勁松：《“數碼鴻溝”對世界、亞洲和中國的挑戰》，《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4期。） 許多貧困的家庭由于難以負擔高昂的教育費用，無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這些家庭中出來的非技術或低技術職工在新經濟的大潮中被邊緣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夠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費用，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夠相對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美式企業中，號稱“資本盈利”的不分紅政策日益泛濫。就這樣，美國國內原本存在的貧富差距，在新經濟時代由于對智力投資能力的不同以及企業模式的改變，而被進一步拉大。 2.飆升的股市 華爾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興旺，把貧富差距問題更加凸顯出來。1990年代，美國的眾多公司，特別是新經濟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職工發放股票期權(stock 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價上漲，這些職工就能夠獲得極大收益，一些高科技產業的首席執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過股票期權獲得的。股市的繁榮意味著那些擁有先進知識或者高技能并獲得了公司股權期權的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身價陡升，而大部分人，則由于沒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資本，又不擁有可用來換取股票期權的先進知識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飆升的股市擦肩而過。 由于資本擁有量的不同，導致了進入股市的人們所獲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這是股票市場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另一原因。當美國社會底層的40%與頂端的1%的家庭分別將他們數量迥異的資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時，就分別成了股市中的大戶和小戶、散戶。大戶可以相對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實情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縱股價的變化來獲取利潤；而小戶、散戶只能夠根據股票交易市場所顯示的股價變化來進行投機交易，結果很容易被資本大戶設計的陷阱所俘獲。在美國，超過半數的家庭擁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國人越來越多地依靠股市來積累財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現問題，就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到家庭財富的總值。更多的財富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環。由此導致了財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 生產要素的全球化為美國公司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追求更多利潤，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但原有的低技能或無技能的勞動者必須面對其勞動力價格下降的威脅；而掌握了先進生產技能的勞動力，雖然也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但是這種沖擊畢竟小得多。由于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和技術上都擁有相當的優勢，進行相應技術開發和高技能生產的成本相對較低，資本家會選擇在這里進行此類經營活動。這樣一來，掌握了高技術的勞動力仍舊能拿到較高的薪酬，結果工資結構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高技能勞動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圍被替代的普通職工的市場空間則被擠壓，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頁。） 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美國很多原來興旺的產業——汽車、鋼鐵、機器制造、家用電器等制造業——受到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挑戰，本部門的工作機會減少。而這些都是屬于中等技能、工資也相對較高的產業。當這些產業減少工作機會的時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勞動力價格被下壓。因為，如果條件允許，公司當然愿意雇用那些擁有高一級技能的職工從事低一級職工就能勝任的崗位。這樣，每一個技術等級中都有人被擠下去做下一技術等級的工作。結果，除去部分高技術及高層管理人員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員的工資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員則不得不轉移到比制造業工資平均低1/3、比汽車、鋼鐵、機器制造等制造業工資低得更多的服務業中來。（注：［美］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頁。）這就在工資收入占其家庭財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勞動者中間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產主義的“失敗”和福利國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產生失敗者，而公平問題則需要國家在市場之外來解決，社會福利便是國家為了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給弱勢群體的一種補償手段。但作為資本代言人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并不必然會這么做，也即，福利國家制度的實施需要一定的條件。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缺乏人性的競爭在各國內部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1929年爆發的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既是各種結構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同時表明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制度創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在20世紀初期結出制度之果。在內外壓力下，資本主義加強了國家干預，采用福利國家制度，減緩經濟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間的內在張力。在美國，這一進程始于羅斯福新政。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緩和了階級矛盾。由于蘇聯解體，福利國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術革命等因素的出現，自19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