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五次社會大流動，形成了初具現代化雛形的社會階層結構格局。那么，這樣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呢？其演化的影響因素和機制是什么？如何解讀這樣的因素和機制？它們對今后的社會流動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社會流動趨勢呢？這些問題不能不令我們關注和重視。

一、對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趨勢的總體判斷

社會階層結構的演變是在社會流動過程中得以實現的，而前者反過來又影響著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50多年時間里，中國社會流動表現出與發達國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發達國家的社會流動基本上是在社會階層結構相對穩定的社會框架中進行的，而中國卻經歷了兩次大的社會轉型，這兩次大轉型不僅僅表現為社會發生大流動，而且表現為社會地位體系、社會階層架構的大變遷，從而增大了社會流動的復雜性。雖然這兩次轉型很特殊，但是并沒有脫離現代化發展進程，因此，這就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表現出兩方面的趨勢：既呈現出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共同趨勢，也反映了社會轉型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我們的研究表明，這樣的趨勢具體地反映在以下凡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歷史中，我國社會流動模式先后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不像發達國家那樣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不過，自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流動模式在趨于普遍化，其社會獨特性在弱化。改革前與改革后，我國經歷了兩個社會流動模式：政治主宰型社會流動模式和經濟誘致型模式。政治主宰型社會流動模式表現為：不論是在流動的具體表現形式還是在流動機制上，政治標準、政治價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運動等所有與政治有關的因素起決定性的影響。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運動、四清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運動，不但依據的是政治標準（如政治忠誠、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這樣的運動中，既有整個階層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締，出現整個階層的全體成員成建制地改變社會經濟地位，也有成千上萬的人因所謂的政治立場問題而經歷了在瞬息之間成為人民的敵對分子和異己分子，當然也有人因站對了政治立場而在一夜之間青云直上，實現了長距離的社會流動。

改革開放后，執政黨放棄了政治改造運動，清理了過去的極"左"思想和做法，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去，采取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乃至到2O世紀90年代，明確提出了市場經濟建設目標，從而使經濟發展重新獲得了對社會結構的自主性的重大影響，產業的快速壯大、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權制度的改革等等都為人們的社會流動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機會，新的社會階層由此而生，社會分化就由此而來，我國社會流動也就擺脫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決于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所以這是一種經濟誘致型社會流動。這一模式的特點是：職業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為一種最為重要的社會經濟地位；能力主義在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上的作用越來越大；制度和政策對社會流動仍然具有相當大的作用，所以，迄今為止，我國社會流動還只是表現出經濟誘致的特點。

2、正像所有經歷過或正在經歷過現代化的國家一樣，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顯示，中國越來越趨于開放。與改革前相比，改革后我國社會流動率有了顯著的提高：從代際流動率看，改革后比改革前上升了近I3個百分點；而從代內流動率上看，向上流動率增長了8個百分點，而向下流動率增長了4個百分點；9OOI年與I98f年相比，代內向上流動率（從前職到現職）從18.7@2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場化過程中，人們越來越重視能力主義，對個人能力的重視和相應的業績回報，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教育作為量重要的社會流動機制，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競爭選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廣。而像單位制、階級出身、城鄉二元體制等社會區隔體制和政策在不斷地被削弱，有的己經退出歷史舞臺。所有這些"有助于創建更富流動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攜385頁）

3、我國職業結構正在發生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的高級化變遷趨勢，帶動了我國社會等級位序的整體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職業高級化是所有搞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國家必然會發生的一種普遍現象。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分析了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麥、日本和美國等9個國家的數據，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工業化國家在白領職業拓展方面的變革是一樣的，在世界范圍內都出現了"向上流動的潮流".其中英國，早在上世紀初，職業位置就開始越來越多地向服務業中的白領職位轉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職業結構也正經歷著符合工業化國家發展趨勢的高級化過程，表現為高層次的職業位置數量大幅增加。職業構成比例增減的結果，便是底層的職業的從業人數（包括生產工人和農業勞動者）下降了8.1個百分點，而中上層的職業增加了7.2個百分點，整個社會職業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業人員和辦事人員職業崗位數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別是I982年的3.1倍和2倍，而農業勞動者和工人職業崗位數量增加速度卻低于平均水平。職業趨向高級化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社會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現象，說明我國絕大多數人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還是受益于經濟發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4、當前中國社會流動仍然受制于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帶有明顯的轉型特點，還沒有形成一個合理、公平、開放的社會流動模式。發達國家在其發展歷史過程中只經歷著社會轉型，而不存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問題，其社會流動也只體現了社會轉型的特點和規律，如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乃至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這樣的轉型。但是，體制轉軌是中國改革后發生并還在繼續進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轉變，與社會轉型一樣，影響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研究表明，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打上明顯的體制轉軌烙印：制度和政策安排對社會流動的作用相當顯著，在有的階段甚至左右著社會流動，到現在其作用還是相當大的；社會流動的常態性不時地受到體制和政策的干預而發生變化。一個政策的出臺就有可能影響一個階層的地位。對關鍵行業的計劃壟斷、城鄉二元體制、體制內外分割等計劃體制仍在影響著社會的合理、公正流動。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然是采用新的政策、構建新的體制來促進體制轉軌，因此，制定合理的、有效的社會政策，對于促進體制轉軌時期社會流動的有序、合理進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5、與兩大轉變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社會流動機制不論在內涵上還是作用方式上遠比發達國家復雜和多樣，表現為制度一政策和結構等宏觀因素與先賦一后致性因素交織地影響著中國社會流動。在過去的50多年中，與發達國家一樣，先賦性機制和后致性機制是中國社會流動的兩大重要機制，但是，它們的內涵和表現方式卻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從先賦性機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響中國社會流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先賦性機制，這是發達國家所未曾遇到的。通過對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們發現這一機制不僅獨立地影響到我國社會流動，而且滲透到家庭背景，表現出很強的傳遞性和繼承性。從后致性機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業績之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政治忠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后致性機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而對個人的社會流動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這也是在發達國家的社會流動中不曾存在的現象。改革開放后，政治忠誠的作用在減弱，但是，并沒有絕對地退出社會流動過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黨員資格依然對于獲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社會流動機制中政策、制度這些宏觀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6、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在沒有擺脫體制轉軌痕跡的同時，開始表露出一些不利于社會開放、公正的消極趨向。在中國社會趨向更加開放、社會等級位序整體提升的同時，另外三種消極的社會流動趨向正在出現，將不利于中國現代化發展。一種傾向是，階層流動的代際繼承性在增強，將會減少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降低社會的開放性。另一種傾向是，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等主要資源出現向上層集聚的趨勢。還有一種傾向是，一些阻礙公平、合理的社會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如城鄉二元體制、教育資源的配置制度等仍沒有被革除，反而在繼續影響著社會流動。 二、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趨勢的政策含義

從中國社會流動趨勢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現代化建設時期。

一方面，中國社會變得比以前開放，社會流動加快，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向上的流動機會，體現現代化進程的后致性社會流動機制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還沒有完成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與此同時，一些消極的流動傾向正在出現，一些不利于社會合理和公平流動的先賦性機制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還很頑強，特別是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響還相當大。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未來蘊含著多種可能的變項，如何通過促進社會流動，遏制最壞的變項，爭取最好的變項，對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顯得非常重要和關鍵。在這里，國家政策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社會流動來看，最理想的發展趨勢是，農業勞動者和工人階層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階層流動，從而不斷壯大中間階層，順利地實現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我國也就由此成為一個開放、公正的社會，一個現代化強國得以確立。

但是我們看到，與改革初期不同，當前中國己經進入了改革攻堅階段，其中的一個最大挑戰是，我國己經形成一個既定的利益結構格局，特別是強勢利益群體和階層己經形成，新的改革舉措有可能會遇到他們的抵制，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消解改革政策的作用，而且他們己經具備了這樣的抵制和消解的能力和條件，有許多優勢使他們的作為遭遇不到其他階層和群體的制衡。他們的抵制和消解無形中會增大決策者的政治壓力和風險。這一切都極大地考驗著決策者的價值取向、意志力、社會責任心、認識水平和領導管理國家的能力。因此，從這樣的社會慣性、階層利益關系格局以及過去50多年的社會流動過程上，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的社會流動趨向：跨階層的長距離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流動的代際傳承性在不斷提高，中間層發展不起來，大量農業勞動者不能實現徹底的非農化，長期存在著大量的兼業者。

這樣的流動趨向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兩極分化的長期化：要么會出現"拉美化"，一群人享受著世界上最豪華的生活方式，大量農村人口涌人城市但不能實現城市化和市民化，于是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生活在城市貧展窟之中，不但缺乏參與發展的動力和能力，而且在精神道德上有可能受到極大損害，變得沒有道德、沒有廉恥，盜竊、妓女、吸毒、搶劫盛行；要么會出現"非洲化"，戰亂頻發，難民潮起；要么會出現"西西里化"，即黑社會猖獗，政客與黑社會勾結合謀，腐敗盛行。當然，這些都是最壞的結局，如果出現這樣的結局，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也就無從談起，甚至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被邊緣化乃至瓦解。

還有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可能的社會流動趨勢，那就是：中間階層有了一定規模，農業勞動者規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減，但在社會階層結構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無法實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態，而是上層小、中間與下層一樣大的"蠟燭"形態，到了"蠟燭"形態后，就再也不能向橄欖型演變了。這種形態是最有可能的，現在也是最有條件實現的。這種狀態雖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結構形態中，雖然也存在兩極分化，但是并不是很嚴重，大多數人還能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雖然也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是不至于損害社會基本的穩定秩序；國家雖不能很強大，但也是一個強國，在世界上還可以有一定的地位。

當然，中國的目標仍然是現代化強國。所以，要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最壞的社會流動趨向，改進社會流動機制，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從目前的"紡錘型"轉變為"蠟燭型"，然后再經過50年的努力，實現從"蠟燭型"向"橄欖型"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構建合理的社會流動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我們從對過去50多年的社會流動研究中，己經看到一些合理的、合乎規律的社會流動機制，期待著這些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有更多的合理機制建立起來，那么，相信一個開放的、合理的、公正的現代化社會對中國來說將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不久可以觸摸得到的可能現實。

同樣，中國要面對這樣的現實：不論是從流動機制還是流動條件來看，絕大多農業勞動者和工人只能向近鄰的階層流動，不可能取得跨階層、長距離的流動，而且，目前即使是向近鄰階層的流動，也還存在不少障礙。因此，確保農業勞動者和工人從自己階層向近鄰的階層轉移和流動，爭取讓盡可能多的人實現中等距離的跨階層流動，對于中國實現現代化強國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我們認為，國家必須在有關社會和經濟政策上有非常積極的作為，根據我們對社會流動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議。

1.堅持城鄉統籌的發展戰略，在繼續深化城鄉體制改革、促進更多的農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時，還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進農村的發展和繁榮。顯然，加快城市化，是減少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最重要途徑，對此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那么為什么我們還要從社會流動角度提農村發展和繁榮問題呢？因為沒有農村的發展和繁榮，就不會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則，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農村人口都會涌人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兩極分化，就不會出現我們所希望的中間大兩頭小的階層結構。

2、從經濟政策上，加大對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支持力度，為更多的農業勞動者和工人提供從事個體經濟活動的機會。對底層的人來說，他們在經濟資源上沒有什么優勢，但是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對于他們獲得向上流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他們不可能興辦大型企業，也不可能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和國家社會管理者，一般來說，他們或者去當工人，或者去當個體工商戶，因此，國家應該從政策上（特別是貸款上）支持他們從事個體經濟活動，并且幫助一些有能力的個體工商戶向興辦中小企業方向發展，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向上流動的梯次進程。

3、加大調整國家教育資源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區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構建一個覆蓋農業勞動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訓網絡和體系，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水平，以適應經濟發展對非農勞動力素質的需求。教育、技能是現代化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機制。即使這樣的后致性機制在我國社會流動起主導作用，但由于目前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缺乏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順利地實現向上流動。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這些階層的教育和培訓投入。但是，目前我國教育資源和技能培訓資源不論在其內部還是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從而減少了社會底層的受教育和培訓機會，因此，很不利于我國社會結構通過社會流動實現現代化變遷。

4、把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首選目標。就業問題始終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面臨的一個嚴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不提供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和機會，首當其沖的就是大量工人和農業勞動者不能實現就業，罔論實現向上流動了。因此，國家不論在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上還是在科技創新上，都要把創造就業機會作為首要的任務去對待，才能帶動社會流動。

如果我們的社會流動研究能夠為國家和每個人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那么，我們相信，這樣的研究自然會有助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一個開放、合理的、公正的現代化社會一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