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蓬勃旺盛的消費社會正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文學。文學和文化符號的生產者和接受者都卷入到這樣的歷史場景，受制于它，被它改變、同化；或者反抗它，在沖突中獲得力量。消費社會已經難有藝術上創新的先鋒派，充其量提供了各種時尚前衛，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無所作為。實際上，消費社會給當代文學提示了表現和反思的資源，這使當代文學對流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展開了有效的表達。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原則也在重新建構文學的敘事法則，文學在表現消費社會的同時，獲得了富有活力的感覺方式和語言表現力。 關鍵詞：消費社會、時尚、唯美、狂歡、審美互動 一、 引言：消費社會的后現代特性 消費社會是指后工業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消費成為社會生活和生產的主導動力和目標。確實，在消費社會里，經濟價值與生產都具有了文化的含義。傳統社會的生產只是艱難地滿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費社會顯然把生活和生產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圍。消費（consume）一詞，按照威廉斯的說法，其最早的含義是"摧毀、用光、浪費、耗盡"。[1] 費瑟斯通在論及消費文化時指出，作為浪費、過度使用與花費的消費，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主義強調中，表現的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形，因此，這樣的消費必須加以控制和疏導[2]。古典或傳統的經濟價值觀念總是與短缺聯系在一起，但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的不斷擴大，其結果必然導制過剩。消費的觀念就變得日益重要，這是后工業化生產所必需的前提。資本主義生產經歷過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大蕭條，消費的觀念就成為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的精神支柱。"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這個術語是用于強調商品世界及其結構化原則對理解當代社會來說具有核心地位。費瑟斯通指出："這里有雙層的涵義：首先，就經濟的文化維度而言，符號化過程與物質產品的使用，體現的不僅是實用價值，而且還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產品的經濟方面，文化產品與商品的供給、需求、資本積累、競爭及壟斷等市場原則一起，運作于生活方式領域之中。"[3] 費瑟斯通特別分析了新型中產階級，即媒介人和文化專家的產生，促使消費社會的增長具有深遠的動力。他們有能力對普遍的消費觀念予以推廣和質疑，能夠使快感與欲望，與縱欲、浪費、失序等多種消費影像流通起來，并將其推行開來。他寫道："這一切都發生在這樣的社會中：大批量的生產指向消費、閑暇和服務，同時符號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產也得到急速的增長。"[4] 在歐美國家，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經濟持續繁榮，這得益于技術創新、現代管理體系以及資本運營的成就，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后工業化社會。杰姆遜曾經描述消費社會在西方出現的歷史狀況。他認為，一種新型的社會開始出現于二次大戰后的某個時期，它被冠以后工業社會、跨國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媒體社會等種種名稱。他指出："新的消費類型；人為的商品廢棄；時尚和風格的急速變化；廣告、電視和媒體迄今為止無與倫比的方式對社會的全面滲透；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的舊有的緊張關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標準化所取代；超級公路龐大網絡的發展和駕駛文化的來臨――這些特征似乎都可以標志著一個與戰前社會的根本斷裂……。"[5] 因此，也可以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形成消費社會。 我們當然難以斷言當代中國開始進入消費社會。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下定義是極其困難的事，這個社會包含的因素，涵蓋的歷史是如此豐富，以至于我們確實無法一個統一的意義上來描述它的特征。地區性差異，城鄉差異，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不平衡關系等等，使它呈現出多元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是一個前現代社會，在較大的范圍內它又是一個現代社會，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發達區域和城市，它又可以說是接近后工業化社會。我們同時還要看到它的活力和潛力，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給人類歷史增添了必要的活力。因為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這給新一輪的全球化提供了無窮的想象空間。有報道稱，上海的GDP人均已經高達4500美元，北京則到3600美元，這意味著這二個城市已經達到中上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互聯網使用人數每年番一番，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城市的上網人數與巴黎持平。中國在2001年的進出口貿易達到2400億美元，而且進口呈穩步增長態勢。中國的移動電信用戶已經達世界首位，超過1.5億用戶。有報道稱，中國的生產已經進入嚴重過剩的階段，86％的商品供大于求，其余的基本持平，沒有一樣商品是供不應求的。以消費需求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消費信心指數也日益成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標。這些數據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看中國大城市的高檔商場，看看街上的廣告，看看突然間鋪滿書亭報攤的時尚雜志，以及寫字樓里款款行走的白領麗人……。所有這些，都呈現出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就是一幅千禧年的消費社會來臨的曖昧的后現代主義畫面。當然，在這些大城市之外則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只要我們在構成全部視野的電視畫面上，只看到這些圖景，我們就自然而然地相信我們置身于其中的現實。 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一個蓬勃旺盛的消費社會正在中國興起。文化符號的生產者和接受者都卷入到這樣的歷史場景，受制于它，被它改變、同化；或者反抗它，在沖突中獲得力量。消費社會對文學的沖擊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我們秉持什么樣的歷史觀念，都不得不看到當代文學因此發生深刻變化。 當然，我們一直看到這種變化，也在談論這種變化，但這些理解大都是單向度的，我們主要還是固守住傳統精英主義的立場，看到消費社會對文學構成的負面影響進行道德主義的批判，我們并沒有，或者說很少從文學符號生產和傳播，從它的美學變化來理解這二者之間的關系。 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當代文學大批量的復制生產，暢銷、流行而后被遺忘，這成為文學存在的基本方式。如今我們似乎不得不面對一個改變的現實世界，也許任何一次的改變都不如現在的這種改變來得徹底。現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一直就處在頻繁的變革之中，我們多次經歷劇烈的暴力革命的改變，但這些都是在現代性的框架內的變革，對于文學來說，它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文學藝術始終充當現代性變革的前鋒，因而它總是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現代性的那些本質特征。文學始終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它以宏大的現代性寓言化形式生動表現民族－國家的歷史建構。如今，消費社會來臨，文學一直懷有的歷史沖動嚴重退化，那些個人化和私人性的體驗成為文學賴以生存的土壤。每個寫作者都處在不同的方位，他們面前沒有歷史，也沒有文學的歷史前提。因而，這也是一個先鋒性喪失的時代。先鋒派導源于藝術叛逆，它是在文學史的語境中才使反叛性的對話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當寫作者變成個體，不再沖撞歷史之門時，反叛、革命這種形式就失去了激進的挑戰性，它們也就變成常規性的行為。 確實，消費社會興起的時代難以再有文學上的先鋒派，消費時尚前衛已經取代了先鋒派，那些消費性的符號、行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異的形式獨具魅力，而處于潮流的前列，它們引領了生活的變化的趨勢，意指著未來的方向。它們迅速被復制，隨后消失，而另一輪的流行潛伏于其中。 先鋒派的挑戰性經驗，文學的形式主義策略，以及各種形而上的沖動和烏托邦的想象，都為文學理論和批評提供了重新敘述的資源。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理論和批評的話語生產動力（或機制）就在于其反叛性和革命性，就在于它與現實及其歷史主流的逆反上。現在，文學藝術與消費社會的關系主要呈現為一種適應同化的形式，文學越來趨向于成為消費社會的一部分，它與流行音樂、時裝表演、影視廣告等量齊觀。文學與文化的界線也逾來逾模糊。這使理論批評陷入窘境。在平和自足的消費社會的大街上，怎么拉扯起藝術革命的旗幟呢？ 數年前，后現代理論批評在當代中國還具有富有活力，在闡釋先鋒派和前衛藝術時，它維護了文學的叛逆和創新的挑戰性。事實上，就這一點而言，先鋒派的后現代性敘述，是把現代主義的美學觀念往前再推進了一步，它更多的具有后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式的理論意義。它的核心概念表現在去中心化，破除整體性，反宏大敘事等等。后現代理論批評還有其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還是其更主要的方面，它強調消解藝術與日常生活界線；抹平高雅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之間的明確分野；有意使用戲謔式的反諷手法，使總體性風格含混不清等等。這些平民化的，反本質主義的，以及反等級化的文化傾向，恰恰大量出現在當今靠近消費社會的文學敘事中，因為，這些特征正是當代消費社會文化生產的機制和特征。消費社會中的文學敘事正是以這種方式使當代文學的后現代性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我們當然有必要意識到，消費社會中的文學在嘲弄理論批評的先鋒派革命幻想時，也以它平易新奇的活力提出了難題。過去的一整套審美理念，那種理想與信念，都會受到新的檢驗。這當然不是說傳統的經典性的美學理論和規范就派不上用場，而是說，它需要面對當今消費社會提示的經驗和現象作出新的闡釋，在這樣的闡釋中獲得自身的活力。 消費社會當然不可能完全同化文學，歷史源流久遠的文學必然有它的韌性，它也必然在同化、對抗與變異中磨損或自我更新。理論批評也同樣如此。這就是我們深入理解現時代文學與消費社會的關系，消費社會中文學的困境和可能性的意義所在。